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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出文本解读理论。该理论认为文本离开作者进入读者手中，进入思想流通市场后，会有不同解读方式及视角，作者也不再能控制他对文本的原始意义赋予。这本来是一个在现代史学理论乃至文学理论领域常见的观点，但是有从事史学实践研究的学者却认为，文本是具有固定意义和价值的，怎么能够自己产生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具有主体性，莫非文本“成精”了？ 实践与理论分歧的提出 长久以来，实践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歧见与争论。比如说，对史学理论研究所谓“太空洞”、“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我们经常会有所耳闻，但这类评价的说服力显然是不足的。实践的历史学家对理论的漠视是基于经验常识的，而历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科。经验常识化的看法在历史学领域内并不会受到排斥或交相颉颃，以至于像“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说法也不会由于抵牾而被剔除。所以，史学实践研究者对理论的态度要么表现为“事不关己”，要么表现为对史学理论的经验性和常识化批判，他们往往不是深究理论家们的分析论证，而是指责不符合“实践”且太过“玄虚”。就像海登·怀特在《答亚瑟·马维克》一文中所指出的，马维克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不是分析他们的论证，而是要么指责他们心智不全，要么对他们进行道德责难”。 史学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领域之一，从一产生就包含着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反思，对人类未来走向的预测以及对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趋势、史家态度等要素的批判与梳理。作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当代理论语境中，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既然它们有如此多的共同面相，为何在学术研究中还会发生诸如“成精了的文本”这类误解呢？ 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是全面的，其在学术研究中的表现就是学科化和专门化。现代学科分化（引者按：既有学科间的分化，也有学科领域内的分化）的进行，导致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精深化，因为一方面从业者所受的系统训练只局限在某一领域之内，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从业者涌入，导致学科领域不断扩展和学术研究的精深化。所以，“隔行如隔山”这句俗语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反而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暗示——我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研究领域保持审慎的研究态度是必要的。 自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和学科化形成以来，历史研究成为整个社会中脑力工作者的一个专门领域，在从事实践研究的历史学家背后，还暗含着对自己工作的手段与方法、性质与作用、能力与价值的认知与反思。而这种认知与反思的功效在历史研究专业化和学科化以后，逐渐从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即现代学科意义中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由此，历史研究在宽泛意义上日益形成两大研究范畴：实践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不同的评价标准 在实践的历史学家中，实证主义意义上“如实直书”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依然存在，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对此认为“他们甚至都没有从历史主义的传统中汲取任何营养”；美国思想史家阿兰·梅吉尔称之为“硬化症一般的自满情绪”。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所用史料或原始材料的多少依然是判别论文优劣的重要标准——好论文一定是以大量的原始材料作为佐证，甚至以前人未曾发现的重要材料作为评价一篇优秀论文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在实践的史学研究领域内，对史料的甄别、剪裁、选取、搜集和阐释能力依然是评价从业者优秀与否的主要标准。 无论能否达到我们所认为的“真实”与“客观”，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一门面对过往经验的学科。过往经验已经逝去，后来研究者生产成果的价值评价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同行和前辈的褒贬。但无可否认，由此形成一个从业者所共同承认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评价标准，即对于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来说，符合自己行业的学科共同体的评价标准就是史料征用的广博与出色的文字叙述组织能力。 正如文学理论并不直接用来指导文学写作一样，史学理论也并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史学书写和编撰。用怀特在多曼斯卡的访谈中的话说，“它是分析性的结果，而不是开出来的药方，它是反思性的和分析性的……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史学理论的研究者在人文的、伦理的、未来的价值取向方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同时更加理论化。 在具体研究层面来看，史学理论研究者当然也是以文本解读为起点，但其对研究中原始材料和所谓“史料”的要求则相对淡化，尤其是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中更是如此。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史学理论从业者所需要的是细致的文本解读和思维感受力——对目标文本作出解读，领会作者的论证和思路，了解其文本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其理论在整个学术谱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加以阐发并提出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思路，则能够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史学理论本质上就是人类对过往历史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的表达，只是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及价值导向。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改变也是研究者对历史认知和所处世界看法的改变，如托马斯·库恩所言革命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或者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叙事性解释是格式塔”，而马克思则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