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学》杂志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这叫命题作文，但我感到实在写不好这个题目，心中不免惶恐。我教的是世界中古史，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搞外字号学科的，包括外国经济、外国政治、外国历史、外国法律，甚至外国文学的，都因为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图书资料，去外国学习、和外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很少，所以十分落后，和外国的差距较大。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外国历史的，记得毕业后一进世界历史教研室，杨人楩先生就对我们说，在中国，你最多能搞点中西关系史。他老人家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不过当时是自己不能选择专业，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自己本身就是半瓶子醋，没有多少水平，后来奉命培养研究生，更感到力不从心。我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同仁起初招收硕士生时，相约每三年招收一次，这一班毕业后再招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科冷僻，毕业后工作不易对口，另外也感到自己教学生的能力不强，自己尚且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后来教学、科研都要计算工作量，我一次也只招一个学生。这样准备时间比较多一些，还可以对付。 无论如何，自己也招收过一些研究生，他们也都合格毕业了。但检讨下来，我的培养经验不多，教训不少，经验与教训有时也不易区分，说出来请大家参考。 我认为，要做研究生(这里就说博士研究生吧)的老师，不但要有学术方面的准备，更要有思想准备。思想准备可分两点，第一是要破除九斤老太思想，第二是要破除崇洋媚外思想。先说第一点。 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尊敬老师，尊师重道，另一个是尊老敬老，这两个传统我认为是很好的。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它也有副作用，其显著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感到老人、老师都比年轻人有学问，比年轻人强，“姜是老的辣”，“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在我国史学界，就是形成了大师不可逾越的思想，我们当学生时代的大师是三老，郭老(郭沫若)、范老(范文澜)、翦老(翦伯赞)，他们的著作、主张，可以说都是对的。后来三老不行了，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胡适诸老，这些老的气势，比前面的三老可大多了。许多人可以说对之顶礼膜拜，特别是陈寅恪，纷纷争着以当过其弟子为荣，他有弟子，还有再传弟子，三传弟子，闹得不亦乐乎。我认为，这些“老”都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或者可以说是很大的贡献，但都有个时代的限度。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是领先者，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也都有其过人之处，或记忆力惊人，或理解力出众，但不能将之说得神乎其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领亿万年的才人是没有的，领数百年的才人也十分难能可贵。 关于崇洋媚外思想，在我们搞外国史的人这里也很突出。外国的大师就更多了，什么韦伯、皮朗、瓦勒斯坦、布罗代尔、麦克尼尔，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确实也大都是开创一代新风，在世界史坛上发生重大影响、形成某种学派的人物。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就是不能逾越的，只能学习，不能质疑，不能批评的。他们的学说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之处。还有一个怪异之处的，是我国对西方汉学家的态度。现在的汉学家以美国的居多，他们的书被大量翻译过来，介绍者也都说他们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甚至一些二三流的汉学家也被吹的很高。但是介绍者多，对话者少，我国的中国史学者并不，或者很少和他们进行讨论。外国的汉学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其研究成果可能会提出一些供我们参考的观点，当然也不能以为他们有多么多么伟大。可是翻译过这么多的书，我们应该读一下、评论一下吧。也许我孤陋寡闻，见到的不多。使我奇怪的是，彭慕兰写了《大分流》，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问题，和他讨论的是同为汉学家的黄宗智(当然他是华人)，他们的讨论文章登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上，我国的史学家却似乎没有怎么参加。 由于社会崇老敬老，有些人自己当了老师以后，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觉得自己也就了不起，或者因为岁数长了几岁，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就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也是大师了，起码也是“准大师”，当然比学生强，而且一代一代都不如我，不但现在学生不如我，将来他们也不能超过。我想，就拿博士生说，原则上他定然不如老师，应该向老师学习，但是不但他将来很可能超过你，就是现在也许在某一点上就比你强。他集中精力，三年、四年写一篇论文，他读的书，思考的问题，可能你这个老师也还没有读过、思考过。在这一点上他就比你强。应该知道，如果我们的学生都不如老师，那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我们的学术势必倒退，如何还能进步呢。 我不敢说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思想准备十分充分，当老师的态度十分端正，不过我可以说，在培养学生时，在和年轻人讨论问题时，我是努力批判九斤老太思想的。 我培养研究生时，首先要给他们上课，主要是两门课，一门是我自己研究的、熟悉的领域，“西欧封建经济研究”，这个课程内容比较宽泛，包括西欧封建时代的各种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其发展变化等，这希望能对学生起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门课是西欧中古史的史料学与史学史，这是学生进入研究领域的基础。史料学的介绍包括中古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史料，只能举其荧荧大者;史学史课程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者必须掌握你所研究领域内，前人做过什么工作，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结论，这些看法和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和有什么不足之处。外国史学流派纷呈，相互辩难、争论者众多，要让学生知道这些流派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要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结合起来考虑。学生掌握了这些相关知识，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应该从何处入手，不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也不会被别人的成果牵着鼻子走。但这门课很难讲授，许多史料我见都没有见过，也读不懂，只能根据别人写的史料学，综合取其有用者加以利用。史学史同样困难很大，各种史学流派观点错综复杂，它们如何形成与演变有时实难弄清楚，自己也没有将各种重要流派著作都阅读一过的能力，所以依然是从人家的史学史著作入手，选择自己需要的，从正反两面综合分析，得出一些看法，教给学生。这样的课程讲授可以说不怎么合格，但我可以充分自信地说，我没有以崇洋媚外的观点讲授这门课，而是教给学生对大师们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不要叫他们吓倒。 除了我自己上的课外，我也鼓励学生听一些其他老师的课，特别是中国史老师的专门课和外系老师的课。不过回想起来，我这方面的引导做得不够。我自己深知，学历史学，不能局限于历史，还必须有法律、经济、政治、社会诸学科的基本知识修养。这样才能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对本学科的内容有深入了解，知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哪里，也知道如何综合运用各门社会科学之相互关系，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深入发展。 西欧由于历史的原因，其中古时期发达的学科是法学，历史学中诸制度史的论述，如政治、经济等，无不渗透有法学的基本概念。法学讲究定义明确，概念准确，在法庭上和别人辩难失败，就会输了官司。所以西欧史中法学的影响很大，没有法学基本知识，有时很难正确了解书中的内容。经济学更是研究历史应该有一定基础的辅助学科，不了解经济基础，其他诸上层建筑也不容易了解。西方经济学学派众多，古典经济学还比较容易一些，后来的如什么制度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等，需要有很多数学知识，文科学生学习就更不容易。我上大学时，是全盘苏化，教学计划完全以当时苏联的样板安排。各系的课程排得很满，基本没有时间学习一点其他系的课程，所以缺乏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后来进入封建社会史研究的领域时，感到需要这些方面的知识而努力补课，可是补课也不容易。法学的名词、概念弄懂就不易。经济学则我连初等数学都快忘记了，高等数学也学不会，所以这方面的补课也没有补上多少。 我在课堂上，倒是让学生知道研究历史懂得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等的重要，也简单地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可是没有让同学更自觉地向其他相关系的老师学习，到那里听课、进修，或者规定应该有一定学分等，这是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 社会本来是一个整体，将其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有其好处，但也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难免机械地割裂其内容，不能辩证地看问题。而且学科越发展，就越发现和其他学科有关系，例如历史学中有经济学的内容，原来历史学只注意其政治方面，经济的内容偶然出现，也不引起大注意。经济学发展了，历史中的经济内容就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学就和经济学结合紧密，所以现在大力提倡跨学科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从文科说，我认为，跨学科不是说你将两个学科放在一起，成立一个什么跨学科中心、研究所之类，就算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了。人缺乏跨学科的知识，这个学科还是跨不过去的，并不能产生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要让学生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之所在。 我还有一个做得不够之处，就是没有带学生一起读一些经典史料。我知道中国史的先生们有一门课，就是和学生一起读史料，如取《史记》中某些篇，让他们仔细阅读、分析，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抠，这样有助于学生的分析批判能力。由此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很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我自知此乃力所不逮，就放弃了。比如，有名的萨利克法典，是法兰克的基本史料。苏联学者对之做过十分专门的研究，从它的版本考证起，内容则一个字、词，都有那么多的不同解释，必须了解这些不同解释之由来，然后与之商榷，再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只查到这一法典的部分英译，还有全部的俄译，如何可能从二手研究原始史料呢。 研究外国古代史，必须学习外国的古代语言、文字，如埃及学应该学习象形文字，亚述学应该学习楔形文字，西欧中古史则应该读懂拉丁文。我让学生向有关学者(校外或系外)学习拉丁文，但时间不多，他们也只能入门，知其皮毛，再靠自己努力加强、深入。学习外国历史，外语之重要，是应该十分强调的，但当时限于条件，强调得不够。现在我们教研室的外语教学条件可好多了，专门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师，就有好几个，可以开出不同程度的这些语言课。有关教师带着学生读原始经典史料，已经成为正式的课程。这样就十分利于培养学生的古代外语水平。我教研室彭小瑜教授，还联合其他系、所，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从本科生开始，让学生加强外语学习，然后让他们直接攻读研究生，以利于中国的外国史人才培养。 培养研究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他的问题意识。教学要启发式，不要注入式，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自己在上课中，或者与学生的讨论中，还能够注意向他们提出问题，而不要老是自己回答问题。给本科生上课时，我的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将许多史学上的问题或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摆给学生，让他们思考。所以多年后老学生返校时，还和我开玩笑，说起当年的“搞不清楚”先生。我自己写的一篇论文，《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有人说全部都是问题，是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分析与批评。我经常说起提出问题的重要性，要学生学会提出问题;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大半。如果根本没有问题，或者老是提出不正确的问题，那就必须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帮助学生纠正。中国古代学者说过，“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哪里有无所不知的人呢。必须认识到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不要老是想充当问题回答者，而是要充当问题提出者。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第一步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宽厚的学术环境，让他们自己思考，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生应该自己给自己找寻研究的题目，我不给学生出题目，只给他们参考书目，让他们读一些书，自己定下题目，再和我商量。学生要主动学习，不要被动学习，让学生顺着自己的兴趣、志愿发展。有一个学生，他想写的论文我认为有难度，但他愿意尝试，就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尝试一下，后来他确实感到此路不通，于是再做调整，看似费了些时间，但我认为却使学生摸索出自己的治学经验，很有好处。还有一个学生，要写一个妇女问题的论文，我对妇女史可以说没有任何知识，说我指导不了，但学生愿意坚持，我就同意她做这个题目。我的指导只能从一般方法上去做。但学生很有毅力，仍然能够完成论文，质量也不错。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学生以比较的方法观察、思考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比较史学”，只是以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对于外国史，我们固然是“他者”，有情况不了解的缺点，但是更有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的优点。我们思考的问题，外国学者可能想不到。这也就是和汉学家看中国问题，其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同样的道理。比较当然可以是直接的，例如我写过《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一文，指出双方的奴隶制各有特点，但也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对破除欧洲特殊论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也可以做隐性的比较，我的学生写的论文，大都是直接写西欧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中国的情况为参照系，思考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而中国不是这样，问题于是就出来了。我的比较方法，被别人称之为求同法，因为我依然相信，历史的发展千差万别，各国家、民族的发展各具特点，但其基本规律，应该有其统一性。就是东方主义者主张东方要学习西方，才能达到西方的水平和状况，那同样是主张东、西方有其统一性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远不同”的看法，现在大概没有人再坚持了。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还有个因材施教的问题。人的禀赋不同，才能各异，学习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记得我在上大学时，学期末必有考试，考试时必然要记住老师教过的内容，我们那时盛行背笔记的工作。我是将笔记看得很快，必须看个七八遍才能记住。我的一个同学却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能看一遍笔记，就绝对可以考得很好。简单的一个记忆力，两人就有如此大的不同，其他涉及理解、逻辑能力等，那各人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教师应该注意考查学生学习能力的短长，发挥他的优点，帮助他克服缺点，就能使他较快地成长。我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外语很好，所以读过大量的书，史料十分丰富，但是历史学思维比较差，写出的文章有点平铺直叙，缺乏深度;另外一个是读书比较少，但很善于思考，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并且根据简单的史料就做出结论，不过因为根据不够，也有论点难以成立的毛病。对前面的学生，应该启发他学会思考，训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后面的学生，则要他勤奋读书，不要匆忙做结论。两人都纠正了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前面的学生加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力，逻辑归纳能力，在本学科的研究中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学生不善于思考，只会死记硬背，所以我们培养不出大家;欧美的学校，主要是指美国的学校，学生学的如何活，都善于独立思考，培养出了好些人才，得过多少诺贝尔奖等等。现在我们的教育，学习美国蔚然成风，一提就是斯坦福如何，哈佛如何如何，唯洋人标准是从。我没有研究过教育，更没有在国外长期学习过，但我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以提点不同意见。欧美的高等学校有长处，我们应该吸取，不过不要忘记，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生搬硬套一定行不通。现在是什么小班课、导师制、自由转系;对教师则有什么tenure-track(非升即走)，更有某某名校教师提职称，必须外国同行投票通过。我还没有听说美国的教师，退而言之，美国的汉学家提职称，要中国同行投票的事。难道这是国际化吗? 我们当学生的时代，确实有顺口溜，“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互相对笔记，怕记错)，考试背笔记，考完丢笔记”。那时教学手段落后，许多课缺乏教科书、参考书，只能老师讲、学生听。但那时也绝不是完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现在教学手段已大为改观，教师上课各有妙招，启发学生思考、讨论。一般说来，他们都会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方法，介绍他们以学科前沿知识，让学生研读原始史料，学会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且以中国情况为参照系，考虑问题。所以培养的学生独立研究能力都很强，怎么说不如人家呢。 说中国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许多人已经说过不要迷信诺贝尔，何况我们现在也有了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研究出的牛胰岛素，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不过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得。说我们大学培养不出大师，也不对。我认为，起码我们自己培养出两个大师，一个就是陈景润，一个就是王选。他们没有留过洋，没有师从过什么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再进一步说，我认为，大学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只能培养中师，甚至小师。成为大师有许多条件，是要大学毕业后自己努力争取、奋斗得来的。有的大师不需要大学培养，爱因斯坦，没有人说他毕业的大学如何，他却是大师，大约无人敢反对。人的才智很是不同，确实有人自学就能成为大师，有的培养半天也成不了大师。我不是“天才教育论”者，我只是说不要迷信外国。不宜妄自尊大，也不宜妄自菲薄。愿与观点相同诸君共勉。 培养学生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就是注意发挥集体的力量。你是导师，当然你应该主要负责培养学生，可是一个人的知识总是不如几个人的多，所以发挥集体教学力量也是重要的。例如我教学生时教研室有开题论证的环节，学生将自己的论文题目、主要内容、史料情况等，向教研室同仁做报告，大家与之共同讨论，这样不仅导师帮助学生考虑，许多老师一起帮助他考虑，论文可以进一步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环节。其他的环节还有中期考试，预答辩等，都应该好好利用，使之发挥作用。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培养研究生的体验。拉杂谈来，不成系统。使我欣慰的是，我这个导师不怎么样，既不是严师，更不是名师，但我的学生却十分优秀，他们早已超过我。他们大部分仍然从事中古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现在大都掌握两三门现代外语，一两门古代语言，能深入史料，分析研究，写出文章，出席各种相关国际会议，与外国同行相互讨论、辩论。他们完全达到和国外同行相对等的水平，在国际史坛上崭露头角。当然还应该争取超过他们，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派，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我所以写此短文的目的，也就是将这一情况介绍给大家，用实际例子批驳九斤老太思想。 作者简介：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