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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拙作《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几个月来，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回首写书历程，虽然充满艰辛，却也不乏苦中作乐，其乐融融。  （清）乾隆妃梳妆图（局部），选自《中国历代仕女图集》 我一直将《鉴若长河》与《洛镜铜华》视为姊妹篇。记得四年前，由我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长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下册）历经三年写作，终于出版了。在完成这部铜镜著作的编撰之后，我时常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在编书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并试图去解决。于是，利用《鉴若长河》一书较为灵活、自由的叙述模式，我那些依旧活跃的铜镜研究思维有了任意驰骋的广袤空间。 在以往研究中，关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圆盘，有学者说是铜镜，有人说不是。笔者在编撰《洛镜铜华》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在经过详细论证之后，决定不收录这面铜圆盘。这些考证文字当时无法写入《洛镜铜华》，最终在新近出版的《鉴若长河》之《金村王鉴》中有所体现。 西汉长安城遗址是否出土了铜镜？有学者认为城址内未见到铜镜。我通过大量的资料检索，发现该城址内外曾出土了一些铜镜残片，由此引发了我较为深入的思考，即铜镜与古代都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考虑，因为大家关注的都是形制完整、纹饰精美的铜镜，对于铜镜残片一般不屑一顾。我以为，作为考古学者，我们不仅应该重视铜镜纹饰的内容题材与精细程度，更应关注镜子的出土信息及其学术价值。这就是《鉴若长河》一书中《耕人犁破宫人镜》专题的由来。 如何通过铜镜来研究大历史？我的研究思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小专题，长时段，将铜镜作为切入点，中国历史设定为落脚点。把铜镜这样一种古人日常使用的“蕞尔小物”，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如通过对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内外两座汉墓出土铜镜的分析，揭示出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这种研究思路仿佛徜徉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入口处极小，进去之后感觉境界很大，出来后回味无穷。另一方面，本书并非按传统金石学的探讨路数，而是在考古学视野下进行镜鉴学研究，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作为目标，把铜镜与古人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复原镜鉴在古人生活场景中的位置。正所谓，从单纯的器物把玩鉴赏上升到物质文化史的高度来探究。 所以，在上述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下，《鉴若长河》一书的篇目设计有别于以往诸多铜镜著作。 通过写作，我发现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跨界杂糅、整合引领。它以考古学为根基，试图熔文物、历史、文学、艺术于一炉，整合与铜镜相关的各类资料，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家乡洛阳吃的烩菜。这种文体看似信手拈来，实为捉襟见肘，需反复锤炼才行。  《鉴若长河》 霍宏伟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有人问我是如何走上铜镜研究之路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促成。具体而言，一是天时。我最早接触铜镜实物是在1986年暑假，当时我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158厂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了汉墓的发掘工作。在一些汉墓中，清理出铸造精美的铜镜，大多是日光镜、昭明镜。1996年，我跟随蔡运章先生编纂《洛阳铜镜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书没能出版，但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铜镜的论文。2010年，我将未能出版的铜镜书稿、资料从洛阳全部运回北京。2013年，与同道历经三年辛勤耕耘，《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2017年，《鉴若长河》问世。回首30多年来，在有意无意之间，我能多次与铜镜结缘，并陆续有学术成果呈现，感到很幸运，也非常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 二是地利。我出生、成长皆在古都洛阳，工作之后经常会遇到铜镜资料。特别是2012年年底，当我从北京回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在文物库房内细致观摩并拍摄了一百多面战国至宋元时期的铜镜标本，真是大饱眼福。十三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宽广的学术平台，为我探究铜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在铜镜研究过程中，四川大学霍巍与黄伟两位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热心帮助，成为我在铜镜探索征程中强有力的学术后盾。 对古人而言，铜镜具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不仅能够映照容貌，而且能趋吉辟邪，譬喻德行。后人耳熟能详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段富有哲理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话还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引入诗作《百炼镜》：“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可照容颜变化，可鉴国家盛衰。（作者：霍宏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8年02月28日16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