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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廖文伟 “读、看、跟、听、记、写”，无非是一年半载，便可以自诩进了收藏大殿的朱漆大门。收藏入门不难，外来的和尚经难念，要修炼到收藏鉴赏能力精深，具备一双火眼金睛，没有十年二十年“面壁”般的毅力和精神，谈何容易。 应当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传世古董文物历经改朝换代以及各类运动，现今能够完整流传至今的珍品可谓少之又少，并非俯拾皆是了。真古董隐没在假古玩一望无涯的沙滩上，若非真才实学的收藏鉴赏家，如何能有沙里淘金的本事？频频给地摊商贩和古玩商店交些学费的，正是那些徘徊在收藏大殿门槛前的收藏爱好者们。最可悲的是，100个大量交纳学费的收藏者，常常只有三五个敢于承认。我1975年胡乱买回来的仿制宣德出戟青花罐，便至今放在博古架上，权当座右铭警惕自己。知耻而后勇的人，往往就是后来的成功者。 记得有一次，我小恙初愈，便受邀与杨宗干副会长、陈慰民教授和洪波先生等，一道去某市鉴赏一“知名收藏家”的藏品。此君有私营企业，家资不薄。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介绍其藏品时十分自信。展开赵孟頫长卷《浴马图》时，他指点着画卷说“赵孟頫善用这种线条，马画得好极了，印鉴我都对照过，一丝不差”。而在我眼中，此画粗劣不堪入目，不能与赵公作品相提并论。他捧出齐白石《草虫》册页，说“小虫跟活的一样，只有齐白石画得出来”。我却认为“呆滞无生气，临摹功夫都很糟糕”。此君收藏，以书画、青铜器、瓷器为重头，引导我们参观的主要是书画，除赵孟頫、齐白石之外，尚有林风眠、郑板桥、王雪涛、蒋廷锡、郎世宁、张大千、黄宾虹等大师的作品。他一一领着我们面壁欣赏。尔后便一边搬出青铜器、瓷器让我们过目，一边自信地说：“真正的珍宝在民间，有的连国家博物馆都找不出。”尽管杨会长两次强调“陈教授、廖老师是湖南两位知名度很高的鉴赏家”，此君撂下一句“我已收藏30年”之后，一句“请两位老师看看”的客套话都没有。其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视历史文化如三杯红酒，毫无敬畏之心。我们自然也就不便多说些什么，只笑只点头，气氛倒是十分轻松和谐。 这样的收藏家，我接触过许多。2007年春夏之交，我在“五千年文化公司”任艺术总监，有名企业职员请我去他家里鉴定古玩。进门我便微微一惊，元青花大罐大瓶至少七八个，两汉商周青铜器四五件，两宋明清时期的高档瓷器一大批，满目“国宝”，一室珍稀，令人眼花缭乱。我还当真细细看了好一阵子，认为无一真正古物。此人大失所望，但他不信。此后竟用小拖车分别拖了元青花大罐、青铜大鼎找到我的新居，请我“再好好看看”。我真不忍面对他那失落的眼神，职业道德所至，又不得不重复在他家里说过的话。 去某市鉴赏回来不几天，一位颇有些知名度的收藏界人士来找我，请我帮他审看一篇文稿，说是要投给国内一家权威收藏期刊。打字稿上赫然写了“请廖老师修改”，似乎比相貌堂堂者客气多了。只是，读一遍，便不知如何“修改”为好了。他写的是一件玉雕鸡心佩，说是西汉早期之物，但文中所指框边“游丝毛线”，既不“游”亦不“毛”；说是“一面坡”手法，则为压地隐起的图案；说是主体纹饰为龙凤呈祥，将明清时期民俗文化图案前挪了两千年，风马牛不相及……玉质泛黄，一目了然的韩玉，他却指定为和田籽料。我真不知要如何的开口，思忖良久，终于说了：“我们写一件古玩，搞明白它的年代定位，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话尚未打住，他便接上了，说：“就是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做的。”于是我吞回去要说的话，不置可否了。 写古玩确实是学习和提高的重要途径，我本人也十分重视在这条途径上的实践。粗算下来，从1997年开始，我曾在省内外如《收藏快报》等20余家报纸刊发稿件近300篇不计，而仅《文物天地》《东方收藏》等多家国内权威收藏类杂志上，即已刊发收藏鉴赏文稿35万余字，同时还编辑著作10余册，内容主要介绍了我的独羊居历年来收集的藏品故事和研究心得。后来我得知，外远至北京、内蒙、广东等外省市、近至长沙等多个地市，都有收藏爱好者收集我的文章。这样经历一段时间的磨练之后，既总结了经验，锻炼了自己，又宣传了历史文化，还能惠及他人，何乐而不为？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写古玩，原本就是学习古玩收藏的延续，务求有了学习的心得和收藏的斩获，才可扶笔作文。唯有总结了经验，才有利于指导以后的收藏行为。写古玩，如此的举重若轻，当然不能放纵思维在纸上信口雌黄，听凭手指在键盘上指鹿为马，亵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倘若都像前面提到的三位，收藏历代各大名家的字画、商周两汉青铜器、宋元明清陶瓷器，竟像是逛菜市场买小菜一般容易，想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一搜罗竟还一大堆，那么建设博物馆岂不多此一举？倘若将高古玉器视作面团，想捏个汉代就汉代，想捏个商周就商周，那么考古研究所大可不必挂牌。视收藏为“过家家”，毫无敬畏之心，怎么可能去潜心读书，如何会去深入探讨？更不可能锻炼成真正意义上的收藏鉴赏家，到头来，终究会被无情地排除在薪火相传行列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