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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蚂虫另节起源神话母题的层垒：红水河东西岸之别 迄今为止，在红水河流域所搜集到的蚂虫另节起源神话的数量和内容是有限的，这些神话异文的内容趋同性较强。第一类异文以盘瓠型神话母题为主，如《龙王宝》《英雄索吉》等。《蚂虫另的故事》融合了田螺姑娘型的叙事，也与动物脱壳母题有关。第二类以“烫死蚂虫另需赔罪”的母题为主，如《东林郎的故事》《蚂虫另歌》和《牙游歌》等。第三类以“蚂虫另祈雨”母题为主，描述蚂虫另出于各种原因帮助人们求雨，壮民便过蚂虫另节来纪念它。第四类则把蚂虫另说成是反抗外敌入侵的壮族统领的化身，该异文流传在那湾村林丹炉屯。 《东林郎的故事》《蚂虫另歌》《牙游歌》《埋蚂虫另的故事》等在红水河流域搜集到的神话都把蚂虫另节的起源说成是人用开水烫死蚂虫另后，不得不向蚂虫另赔罪的结果。这些神话一般都不涉及蚂虫另蜕皮的内容，与盘瓠型神话差异较大。如广西河池东兰县巴英屯流传的《牙游歌》f说牙游嫌蛙声吵闹，用开水烫死蚂虫另，活着的蚂虫另上天向玉帝告状，玉帝便下圣旨让人们过蚂虫另节，在“正月初一二月初”，祭葬蚂虫另并为其吊孝，才能“风调雨顺收成好”。该神话内容简单，没有复杂的情节，前后因果关系清晰。 流传颇广的神话《蚂虫另歌》《东林郎的故事》等虽然情节较复杂，但其中有衔接断层，明显受到壮族麽教文化的影响。《蚂虫另歌》说，壮族先民在人死后要吃掉其尸体，父母也不例外。东林心地善良，在母亲死后不忍心食其肉，悲伤恸哭之余“夜拜母亡灵，日把母尸葬”。屋外的蚂虫另鸣叫让东林心烦不已，他就用开水把它浇死了。虽然人们不再吃人肉，但天下遭受大旱。人们询问始祖布洛陀、姆六甲后，才知道蚂虫另是天女（雷婆的女儿），它一叫才会下雨。于是，大家抬蚂虫另尸体游村，送它上天，最终感动雷婆下雨。这则神话中没说清楚“烫死蚂虫另”和“不吃人肉”之间的关系。其实，“不吃人肉”规矩的起源出自壮族麽教经文中的“葬母”神话。顾名思义，“葬母”神话经文吟诵于母亲的葬礼之上，说从前人死后肉要被其他人吃掉。吝看到母牛生子艰难，深感母亲生育自己不易，便在母亲死后做棺葬母。他还杀水牛分给想来吃母亲肉的人，做铜鼓驱赶饿鬼，并为母亲守孝。该经文既教育后人要孝顺母亲，又解释了丧葬习俗的来源。葬母神话中清楚地解释了人不吃人肉、葬礼上杀牛以及守孝等习俗的起源，情节连贯，而《蚂虫另歌》等蚂虫另节起源神话应是借用了“不吃母亲肉”这部分的内容，连主人公的名字也与葬母神话相似。主持蚂虫另节仪式的布麽，日常也主持各类麽教仪式，熟知各类麽经神话，故很可能将其他的神话母题融入蚂虫另节神话。以天峨县纳洞村为例，主导蚂虫另节仪式活动的主要是布麽向宝业。他熟练掌握汉文及方块壮字，家中有方块壮字写成的各类麽教经文和道教汉字经文。向宝业爱唱民歌，龙王宝神话是由他编排后教给村民演唱的。他熟知蚂虫另节活动的各个环节，对每一环节的活动事必躬亲，如搭建蚂虫另亭、制作蚂虫另轿以及组织蚂虫另舞表演等等。作为村寨中的民间精英，他对于蚂虫另节活动与神话的丰富与传承起到了超越普通民众的作用。 蚂虫另节起源神话甚至与孔子联系在了一起，这与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民间精英阶层也有关。《埋蚂虫另的故事》里孔子说，因为“非贤者”坐得远听不清，池塘里的蚂虫另又呱呱叫地吵闹，所以才有“贤”与“非贤”之分。于是，非贤者便烧开水浇死了蚂虫另。人们可怜蚂虫另，又为了修德修阴功，便拿蚂虫另去埋葬，形成今日的葬蛙习俗。此神话受汉文化影响颇深，但烫死蚂虫另需要赎罪的母题并没有变。 结合蚂虫另节起源神话的分布及其仪式、信仰内容来看，红水河东岸与西岸的蚂虫另节有较分明的区别。红水河东岸受壮族麽教以及汉文化的影响更大。此岸的大同、坡峨、隘洞、长乐、坡拉等乡的壮族村落传承着方块壮字的古歌本或麽经抄本，亦是盘瓠型蚂虫另节神话的流传地，如《龙王宝》流传于天峨县纳洞村一带，《英雄索吉》流传于南丹县那地村一带。纳洞村蚂虫另节仪式上祭祀的是龙王宝，所传承的蚂虫另歌舞均围绕龙王宝而展开。颇有意思的是，蚂虫另舞表演中还出现了汉族上古贤君禹王、尧王以及臭名昭著的纣王的面具。附会上圣贤孔子的《埋蚂虫另的故事》亦流传于红水河东岸一带。《蚂虫另歌》等与东林郎有关的神话也主要流传在东岸。红水河西岸盛行口传《牙游歌》等神话与歌谣，信仰以女性身份的蚂虫另——蛙婆为主，因此蚂虫另节又被称为“蛙婆节”。河池市天峨县岜暮乡板么村还保留着据说是明朝时期的蛙婆神像，但相关的祭祀及表演已经衰微。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红水河东岸受书写系统影响的、民间精英阶层较活跃的地方，蚂虫另节起源神话内容更为丰富，传承也较为持续；在红水河西岸缺乏精英阶层组织和维系民族文化传统的地区，蚂虫另节起源神话较为古朴，叙事简洁，当地民众对蚂虫另节传统仍保存着一定记忆，例如三十二套路的蚂虫另铜鼓舞等，但传承遭遇困境。 从蚂虫另节起源神话的变异可以看到，在红水河流域活跃的民间精英人士——以布麽和掌握汉文化的读书人为主，对神话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使之在不同地域产生了差别。蚂虫另节起源神话中之所以会吸收盘瓠型神话、葬母神话，出现孔夫子、东林等人物，都离不开民间精英阶层的努力。正如杰克·古迪在探讨书写与口语记忆的关系时说，“知识与记忆用口头展示的方式捆绑在一起。有了书写文本，作者可以从书上抄录，他或她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主题。”红水河东岸的精英人士亦有可能在广泛的阅读之中，将其他的叙事带入蚂虫另节起源神话之中，并实现了此类叙事在民间大众中的口头呈现。这类被引入的叙事中，盘瓠神话是一个典型。吴晓东认为，“盘瓠神话由大量南下的中原汉人带到南疆，并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接纳。”笔者猜测盘瓠型的龙王宝神话亦是如此而来，被“移花接木”地用于解释蚂虫另节的起源，并通过民间精英阶层的改造与传播得以兴盛。 剥离这些后来增添在蚂虫另节起源神话上的叙事，笔者认为“烫死蚂虫另需赔罪”“蚂虫另拐祈雨”母题产生的年代较早，以女性“蛙婆”为信仰对象的历史更为悠久，甚至以女性牙游等作为主角的叙事存在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进入父系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至今社会中仍遗存着大量的女性生殖与女体信仰痕迹。蚂虫另节仪式及相关歌谣中多见与生殖、繁衍主题相关的展示与期盼，如跳各种具有性暗示的舞蹈；板么村蛙婆神像的下身有一处窟窿被用于埋葬蚂虫另，常被学者解读为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尚未生育的夫妇多在蚂虫另节期间拜谒蛙婆以求子。随着时代的发展，神话叙事中的蚂虫另神发展出男性形象，或性别依然模糊。如“蚂虫另祈雨”母题中描述蚂虫另为雷神的孩子，未言明性别。通过蚂虫另向雷神求雨，契合人们观察到的“蛙鸣——下雨”的自然现象规律，因果关系简单明了。此后，“东林葬母”母题的融入才形成了《东林郎的故事》等神话文本。龙王宝神话得到传播与颂扬，是对蚂虫另信仰进行演绎、拔高的结果。 三、蚂虫另节起源神话与地域文化传统 从简单的“烫死青蛙需赔罪”“蚂虫另祈雨”母题到龙王宝、索吉、壮族统领以及东林郎等神话异文的出现，蚂虫另节起源神话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多样化发展，层垒痕迹明显。可以说，这变化亦是“传统的发明”的一个过程。“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在红水河流域，较早期的蛙婆信仰与叙事依然存在，但关于龙王宝、索吉等的叙事母题在纳洞、那地、丹炉屯等红水河东岸的村落占据了主导地位，已取代旧的“蛙婆”信仰和部分仪式内容。如纳洞村蚂虫另节展示的主要是龙王宝的丰功伟业，香炉屯强调葬蚂虫另仪式上的幡代表了壮族统领夫妻及其子嗣。民间精英阶层主导与推进的效果是明显的。 蚂虫另节以龙王宝等为主角的新叙事或新传统之发明与实现，是历史上中央王朝汉文化“大传统”的不断渗透与南方山地“小传统”顽强延续相碰撞、融合的产物。所谓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在红水河蚂虫另信仰区域，这大传统的掌控者主要是指近几百年的土司阶层以及掌握了汉文与方块壮字的壮族民间精英阶层。早在北宋时期，流传龙王宝神话的纳洞村属于地州世袭罗氏土酋的管辖范围，流传英雄索吉神话的那地村是那州世袭州长官（土酋）的治所所在地。那州、地州都是当地土酋主动向北宋请求内附、表示臣服而设立的羁縻州，在明、清时合并为那地州。据说，至今当地仍有人保存着那地清朝土司罗腾皋写的蚂虫另节祭词。那地村的新街蚂虫另亭位于原那地土司衙署建筑群中，应与官府祭祀有关。在中原王朝汉文化大传统的观念输出下，世代传承的蚂虫另节仪式及其叙事风格突变，神话母题展示出了明显的“忠君”“报效”思想。“东林葬母”母题侧重于强调“孝”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原汉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观念之一。可以看出，羁縻州统治范围下的蚂虫另节神话叙事融入了中原王朝秉承的“忠”“孝”理念，大传统对于南方山地的影响可见一斑。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与蚂虫另节小传统相关的神话叙事主要指“烫死蚂虫另需赔罪”“蚂虫另祈雨”等母题，这类母题与壮族传统的稻作农耕生活方式联系得更为紧密，因果关系明确，具有本土的民族思维特点与文化特征，在民众之间口耳相传，流传较广。“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是很难被完全放弃和割裂的，即使它在政治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也会作为地方文化小传统，以各种方式被传承，并发挥着某些作用。”此外，流传在那湾村林丹炉屯的神话将蚂虫另视为壮族统领的化身，由于他们抵抗外敌入侵，被朝廷视为反叛而被杀害。这或许有历史事实的映射，亦是地方小传统与统治王朝大传统的一种抗争，甚至可能曾是“犯了统治阶级的禁例”的“地下小传统”，故而流传不广。蚂虫另节起源神话传承的若干形态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博弈、交错、融合的结局。 蚂虫另节起源神话根植于壮族文化，又受到中原王朝汉文化的浸润，产生出盘瓠型等神话异文。新的神话异文配合蚂虫另节仪式的展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蚂虫另节在土司时期曾受到重视，对于土司确立地方权威、明确社会秩序、增强区域社会的凝聚力等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蚂虫另节在历史上是以土司官为主祭人、以麽公为仪式的操作者这样一种祈求农业丰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祭祀仪式的话，那么每年都举行这么一种仪式，土司都会以某种能标示着权力的方式进入到族群的视界里，这是一个强化认同的方式，也是彰显自己合法性的方式。”如今的蚂虫另节依然对村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起源神话也在文化传统中得到新的发展。以笔者调查的纳洞村蚂虫另节为例，龙王宝的威名家喻户晓。仪式期间，人们在布麽的带领下有秩序地分工合作，完成蚂虫另亭的修建，进行寻蛙、祭蛙及葬蛙等仪式步骤，演出龙王宝的传奇经历，敲铜鼓、唱山歌、吃五色糯米饭和彩蛋，接待村寨外的来客。村落中的个体在如此大型仪式活动中找到了集体的认同与依附感，有益于村寨的团结与内部和谐。 注：本文中“虫另”为虫字旁加另，音同“拐”。因输入法问题无法显示，特此说明。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