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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朱家骅无意中发现位于木栅背面山后北麓的南港镇旧庄里山中基地环境甚佳，认为“此处山峦环抱，自成一区，环境清幽，是为治学场所”。本文叙述了朱家骅敲定以南港为中研院复院基地的始末。本文出自《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作者黄丽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行政院”补助款既已拨到，朱家骅为免夜长梦多，立即着手筹建，实地踏勘结果发现，原先勘租木栅的基地地点潮湿，就防震、防洪、防风、防潮湿等各方面考虑，皆不适宜。8月朱家骅又在新店相中碧潭附近基地30余亩，将成交时，无意中发现位于木栅背面山后北麓的南港镇旧庄里山中基地环境甚佳。朱家骅认为，此处山峦环抱，自成一区，环境清幽，是为治学场所。且台湾一岛，面积不大，如言空袭毁损，此地隐在山环之中，似当合于理想防空适用标准。同时，与木栅镇仅一山脊之隔，此间距市区12公里，距铁路线亦在两三公里，因此虽处山环之中，交通尚称便利，且附近尚有余地可为未来发展之腹地，诸此种种皆较木栅、杨梅为优。至于气候潮湿问题，朱家骅也仔细调查确定，南港不在雨线之内，气候与台北无殊。 1954年3月胡适前往兴建中的南港新院地参观时，当天正好下着雨，胡适因曾听闻南港气候潮湿而提出疑虑。朱家骅经过一番仔细调查与观察后确定，南港气候大致与台北无甚区别，冬季雨水或许较多，但夏季晴天则多于台北，反较为干燥。而且朱家骅对于南港新院址除空袭安全无问题外，交通方面汽车可以直达院门，离台北市中心20分钟可到，尚称便利。对于南港新址颇为满意。 于是，朱家骅最后敲定以南港为中研院复院基地，随即招标，先建造仓库一座、小型会议室一幢、眷舍及单人宿舍十余幢，自1953年11月25日签约起120个工作日竣工。也就是说，只要工程顺利，大约在1954年春季即可完工。 不过第一期工程因冬季雨水较多，开工四余月，仅有六十个晴天，工程进度大受影响。那时从南港到旧庄还没有道路，除利用台车进出外，只有一条牛车路勉强可通。1954年3月返台参加国民大会的胡适到南港参观中研院建造中的仓库工程，即是坐着台车进去的。 这是中研院在台复院的奠基工程。 对朱家骅定南港为中研院重建院址，流传有几个小故事。中研院院士李亦园表示，中研院寻址南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爱钓鱼的朱家骅有一次在南港钓鱼，看上这里山明水秀而选定此地；另一种说法是当年院方在南港、外双溪故宫后山及新店三地选择，结果因为南港一坪地价只要新台币2元而雀屏中选，其他两地则因为地价太贵或风水因素作罢，但是迁院初期交通不便，还得坐台车上班。中研院研究员石磊（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之子）也曾指出，当时朱家骅非常喜爱钓鱼，朱家骅原本来到当时都是农田和鱼池的南港，觉得环境不错，才在现址重建院区。还有另一说法是，朱家骅到了南港发现此处山峦环抱，就风水角度来说，像是一太师椅，风水奇佳，且处山中隐密，又可防空袭，安全无虞。石璋如也说：“所方有经费后积极寻觅地址，在台北附近找到了三块地方，就是木栅、士林、南港一带。寻找新址的要求有几项：一是离台北不远，二是有山可以挖山洞储存图书文物。朱院长也希望研究院能自成一个单位。用这几项要求衡量各地，木栅虽然自成单位，却有水患问题，便不予多作考虑……士林当时还没有路，若是修路将增添太多支出，也不予考虑；曾有人说南港现址是朱家骅先生跟马先生钓鱼时碰巧发现，可以自成单位，在附近的庙就有现成的山洞，过去傅先生安置研究院所考虑的是远离市区，南京的研究成果不佳，就与研究人员晚上多跑出去活动有关，李庄则远离市区，没有外界诱惑，研究成绩就好得多。南港离台北虽不算远，但还有一段距离，综合的条件便相当不错，成为新的院址。” 朱家骅原本规划建筑两座80立方丈的仓库。他考虑的是，杨梅仓库容积为120立方丈，建两座80立方丈的仓库除可安置图书、史料、古物外，亦有多余空间可以恢复正常研究工作，且文物既经迁移，保管与使用尤为重要，若是单将文物存储于仓库，而管理人员不在附近照料，仍不能迁运；而若研究人员离开资料太远，亦同样影响研究工作效能。因此，少部分工作室与宿舍也是必要的建筑。但是，当局第一次80万元的拨款与中基会、洛氏基金会1.5万美元补助款，仅勉强够建一座80立方丈容量的仓库、一幢十人单身宿舍、两幢眷属宿舍，远较实际需要差得多。而且一座80立方丈的仓库容量仅及原来暂租仓库三分之二，不仅无以容纳全部文物之庋藏，更遑论开展工作。所以朱家骅又一再地与“行政院长”陈诚洽请续拨第二笔建筑工程费近72万元，于1954年5月照数领到。7月，中研院南港新址第一期仓库建筑工程完成验收，第二期史语所办公大楼建筑工程亦同时开工，预计当年10月底完工。为便就近看管照顾，史语所即先迁入两家，待第二期工程完成后，杨梅人员与文物便可全部搬入新址。 由于当局拨到的第一、二期工程款与1.5万美元补助款受物价波动过剧影响，在此时仅敷完成仓库一座、工作室二幢及宿舍七幢而已。若欲将全部图书、史料、古物启封陈列，至少须再建80立方丈仓库一座或含书库之工作大楼一幢。同时，第一、二期工程虽已足供杨梅人员全部迁入，但在台大兼课人员之宿舍、总办事处之办公处所尚无着落。朱家骅为使中研院所有单位与人员全部集中新址，恢复真正有系统之正常工作与运作，立即着手进行第三期工程土地征收与工程款之筹措。初步估算，第三期工程费用至少非再筹新台币220余万元。唯须顾念台湾财政困难，不能超出前两期之总数（总共151万余元），故1954年6月朱家骅在获得新上任的台湾“行政院”院长俞鸿钧、“财政部”部长徐柏园亲允续拨第三期建筑工程款157.6万元后，于8月底正式呈送请款公文。 至于不敷之数，虽然依据过去接洽经验，一般美援不涉及科学研究事业，过去两三年来实际成果极为有限，但朱家骅并不气馁，不放弃争取任一可能的机会，继续向岛外热心科学研究之基金会社团接洽，冀能稍获赞助，使中研院迁台人员集中南港之整个计划可以完成。1954年9月，朱家骅请托胡适在美国“再为张罗”。同时，朱家骅听说美国对外工作总署中国分署美援会近年来对台援助扩及于高等教育事业，便往洽询，但该署对“研究工作”不感兴趣。朱家骅并不死心，仍透过各种关系与管道，希望其能将美援范围扩大及于“研究事业”，注意中研院之学术研究工作。虽费两三年之力仍因彼等对于中研院的学术研究工作无兴趣而未有结果。 当时适逢“驻美大使”顾维钧返台，表达对中研院未来发展关切之意。朱家骅即请他在华府帮忙推动，建议美方将美援范围扩充至学术研究工作，或设法帮忙另外筹募款项。顾维钧建议朱家骅拟具备忘录，允诺返美后将竭力向美对外事业委员会负责人史塔生接洽，并作其他种种试探性接洽。朱家骅随后也将该备忘录中、英文副本寄给胡适，希望胡适“从旁帮同进行”。1954年12月李济赴华盛顿时，朱家骅特地要李济访顾维钧，了解实际接触情况。但顾维钧一改过去“积极支持”态度，仅建议中研院邀请若干同情自由中国的美国教育文化界人士到台湾一行，再由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或可发生效力。李济认为顾维钧的话“虽不免有推托之意，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理由”。朱家骅当然赞同顾维钧的建议，但“邀访经费”从何而来？将又会是另一问题。事实上，朱家骅私下曾有中研院“外援”一事，顾维钧若能运用外交手腕“切实”进行，“料当不无希望”之言。言下之意，也认为顾维钧并未“竭力”。不过，由过去争取外援的经验与顾维钧态度的转变，想必顾维钧也碰了不少钉子，显见朱家骅当时争取外援之不易。此外，朱家骅于1954年12月透过陶希圣引介，指示总干事周鸿经前往美援会在台办事处，拜访美援会财务处处长褚肇民，但褚明白表示美援会只注意地方教育及侨生教育，未及“学术研究”工作，建议中研院以研究台湾当前实际经济建设事业问题，例如植物所与农复会合作、经济所与经济安定委员会合作，或许有机会获得赞助。朱家骅随即请植物所筹备处主任李先闻与经济所筹备处主任杨树人拟具申请补助方案，多次提交美援会争取补助。不过皆未有结果。 此阶段，不仅在外援方面毫无成果，就连与当局部门接洽也再碰钉子。第三期建筑经费自8月底申请后，经多月不断交涉，直至1954年12月方得“行政院”允列新台币80万元的通知，且必须待数月“立法院”完成预算审议后才能拨款。由于当时物价持续高涨，如待款拨动工，则费用势必大增。为此，总干事周鸿经与“行政院”相关主管人员如主计长庞松舟等大动肝火。“行政院”方面认为中研院前致“行政院”公文“措辞太厉”，且认为目前拨发购地费及建筑费甚有困难。由于彼此底线相差甚远，多有争执，数度“不快”，最后“行政院”方面让步，同意中研院增加原额编制不得超过20人，经费部分亦可望有所增加，但新请之购地费及建筑费总数仍不能超过80万元。 朱家骅当时基于“重建”中研院之需要，请求增加原额编制与中研院之经费。以原额为例，“行政院”初只拟加10人，在力争下，“行政院”底线是不超过20人。 虽然第三期工程请款并不顺利，但中研院南港院址第二期工程如期顺利完工，住在杨梅的史语所人员终于结束了长达6年的流浪生活，在1954年12月中旬搬到南港新院址，再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至此，中研院总算是在台湾立定了脚跟。对于南港院址，朱家骅十分满意，对台湾及中研院未来学术事业发展很有信心。他曾对胡适说： 南港新址最近看来尚为堂皇，为保留发展余地起见，拟再收购土地约合五十亩，在此建立初基，始有逐渐恢复整个院的计划，将来回大陆后则此新址，亦可留作在台工作之用，如届时筹设海洋研究所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