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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可以从考大学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从1977年到今年，恰好是40年。今年我又刚好年满花甲，似乎到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了。感谢三联书店，给了我一个出版系列作品集的机会。本系列分为三册，第一册《无穷的困惑》，是1988年出版的处女作，是我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第二册《民间与庙堂之间》，是对当代中国思潮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第三册《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是我的文化评论集精选。这三册作品集，跨度从历史到当下，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史到哲学，见证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狐狸性格。 这一狐狸性格，从我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奠定了某种基因。在中学时期，我原本是一枚文学青年。1970年代文革期间，上海有两本著名的刊物，一本是文学刊物《朝霞》，另一本是时论刊物《学习与批判》。能够在上面发文章的，在一个中学生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朝霞》，也曾经将自己稚嫩到不堪回首的小说向杂志投过稿。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的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填上的，便是中文系，当一个作家。可惜命运阴差阳错，将我录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当时的政治教育系，囊括后来的五个一级学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学的课程颇为庞杂，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到上述五大学科的基本知识，皆一一涉猎。我的广泛兴趣和跨学科视野，就是在本科学习时搏下的种子。 1982年大学毕业留系任教，组织上分配我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对民主党派兴趣不大，而民主党派中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却强烈吸引了我，于是五年时间埋首图书馆，坐冷板凳，研读史料。不过，我的个性，犹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学问中人”，关心的只是历史真实，将“是什么”搞清楚，便一了心愿。但“问题中人”却不满足于此，非要刨根追底，在史料背后寻找终极的动因，追问“为什么”或“何以如此”？假如只是满足于“是什么”，专业的知识足矣，有一套史料的收集、考证和比勘功夫，便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专家，但要能够从“是什么”深入到“何以如此”，专业的功夫就远远不够，需要更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综合眼光，才能对复杂的历史成因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历史学不仅在于“求真”，而且也在于“求解”。史实总是支离破碎的，只有置于一定的理解图景，镶嵌在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网络之中，整体的真相才会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理解，就没有真相。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个案的研究，借助当时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时代大背景，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变迁置于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围绕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这一中心问题，几篇文章一发表，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反响。与其说是这些少作在学术上写得多少好，不如说切中了若干时代的大问题。 十年之后，待我读到张灏教授以及他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的思想史研究，突然有一种被照亮之感，我才明白，我在80年代完全不自觉的尝试，其实是一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没有问题意识，就等于一篇文章失去了灵魂，看上去规范完整，条理清晰，其实只是一种编年史式的表层真实性，有时候还会形成一种作者意识不到的虚假的因果关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者才会紧紧围绕问题核心，筛选（而不是铺排）史料，步步分析，最后对核心问题作出自己有创见的回答。史华慈教授和张灏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性研究，我将之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在我遭遇史华慈和张灏之前，我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家法的“野路子”。所谓“野路子”，乃是类似今日所谓的“民科”，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没有明确的学术传统，也不遵守一定的家规家法。大凡“民科”，都有不凡的天分，但仅仅凭一己之聪明与勤奋，能够解决的问题终究有限，往往是最得意之处，前人其实早就有很好的论述。学术的进步是累积的，总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下的点滴进步，即使发生范式革命，也是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的突破，而非像孙悟空那样从无到有从石头里蹦出来。对自己的学术传承越早有认同，就越能有一种学术自觉。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知识分子转向思想史研究，将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接上的正是这一“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家法，至今受益良多。当然，任何一种家法，即是赐福，也是限制，遵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家法之中，又超越家法，这是更高境界的突破。 大凡一个成功的研究延续一段时间，便会产生依赖路径，研究者驾轻就熟，不断重复自己，即使想有所变化，也感觉身不由己，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危机，虽然约稿不断，但感觉自己已经江郎才尽，而我最讨厌的，乃是同一个模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我在90年代初，邀集一批学术上志同道合者，如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杨念群、严搏非等，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我负责总论和战后国民党两章，借此机会，从知识分子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舞台，鸟瞰20世纪的中国。有了这段登上山巅的经历，当我90年代末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视野和格局比之前开阔许多，不仅从文化的维度，而且从思想与政治的互动来思考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个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遭遇瓶颈是经常的事，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刻，与其苦思冥想，钻牛角尖，不如暂时放下，跳出来“远眺彼方”。当你将镜头拉开，拓宽视野之后，只要心中存着问题，往往会不期而然地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惊喜。 一篇文章的灵魂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究竟何来？一个源头是对历史本身的观察与了解，你所知越多，便越加能够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然而，历史是上几代人的经历，对研究者而言皆是“所闻之世”，缺乏亲身的感受，倘若仅仅阅读资料，很难还原出活生生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些研究共和国史的年轻学者，掌握的都是真实的档案资料，但描述的整体图景却是似是而非，让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一代学者感到啼笑皆非。历史学如同文学、科学一样，同样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一部分真实性来自于历史，另一部分却来源于对当下的感受。一个学者越是对当下的语境有深刻的感受和真切的情怀，他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具有穿透力。历史之于现实，是借鉴之镜，现实之于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这些年的研究，经常游走于历史与当下之间，当下的社会文化观察与近代的历史研究，并非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脉络所在，倘若你对历史与现实只知其一，必定找不到二者的隐秘逻辑。从历史思考现实，从当下返观过去，不啻是我的研究特色，个中的经验可以为年轻学者参考借鉴。 刺猬有一知，狐狸有多知。当以赛亚·柏林以刺猬和狐狸形容学者的不同气质的时候，只是说明刺猬为学严谨专一，热衷于建立体系，而狐狸治学潇洒广博，对什么都有兴趣而已。刺猬更多的是收敛性思维，而狐狸的特长是发散性思维。刺猬与狐狸，各有短长，无高低之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想和大学的多学科训练，虽然让我兴趣广泛，在气质上更接近狐狸，但这些学科与传统的文史不同，多是概念性、体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它们又让我在思维和表达上接近刺猬。在90年代末，为了思想史研究的严谨性，我曾经苦读过政治哲学，一度迷恋于约翰·罗尔斯，体系之于我，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然而，我最欣赏的，依然是以赛亚·柏林那样的挥洒自如、散而不散的为学风格。刺猬对于我，只是“用”，而狐狸，才是“体”，可谓狐狸为体，刺猬为用。因而读者可以理解，我的作品集表面看起来散漫无边，但在我看来，应该是形散神不散，背后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即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关怀。 是为序。 作者谨识 2017年酷暑于沪上樱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