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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译者谢品巍为《罗马君王传》中文版写的译后记。《罗马君王传》是一部重要的罗马史文献，由三十篇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皇帝传记组成。作者署名为生活在戴克里先至君士坦丁时代的六位历史学家，但学界对本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尚无定论。本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品，2017年12月面世。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罗马君王传》（Historia Augusta）是一本由三十篇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皇帝传记组成的拉丁文著作，这些罗马君王不仅有经元老院正式确认的冠奥古斯都或恺撒称号的正统帝王，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自立为王的或仅凭军队拥立就坐上王位的僭主。作者署名为生活在戴克里先至君士坦丁时代（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中叶）的六位历史学家，因此也有学者根据这六位不同作者而称呼这本书为《皇史六家》（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VI）。 正如在一开始的版本说明里所说的，该书现存最早的抄本据信可追溯至公元九世纪的加洛林时代，即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题名为《自被奉为神的哈德良至努莫利安诸位元首及僭主之传记：出自诸位不同作家之手》的所谓帕拉丁抄本，后世传世各版本皆源自该抄本。现在通行的“罗马君王传”书名是根据1603 年发表的伊萨克· 卡萨波版命名的。 本书所述帝王上起哈德良下至戴克里先之前的卡路斯父子三人，起止年代为公元76 年至284 年，所记帝王（不算《三十僭主合传》中所列的）共计三十八人。其中皇帝阿拉伯人腓力、德西乌斯、特里波尼安努斯· 伽鲁斯、埃米利阿努斯等人，即公元244 年至253年间在位的诸位帝王的传记缺失，两位瓦勒良的传记则缺少前半部分。传记的内容体例大体模仿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帝王传》，即开头追溯帝王父母祖辈，随后顺次讲述其出生、少年时光、参军服役、担任官职、登上皇位、执政政绩、死亡、体貌特征、传世建筑或作品。出自古罗马作家之手的这类帝王传记往往通篇侧重于人物秉性的刻画与描写，因而通常会在开头为传主的人物特征定下一个主基调，然后所选史料都会为表现上述特征而服务，与之无关的则会被作者舍弃。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鄙人为了避免书的内容过多过杂却没有办法也没有心意将所有这一切都纳入这卷书里，而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其秉性和美德之故，会拣选出极少的一点内容。”  恺撒 在内容方面有两个地方需要读者注意。首先，作者声称：“我的目的在于，要把所有从独裁官恺撒（就是那位被奉为神的尤利乌斯）之后的，或叫恺撒的、或叫奥古斯都的、或叫元首的人，连同那些受到过继而被尊为恺撒的人（不论他们成了帝王之子还是亲人），都以分卷成册的方式叙述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出，作者的写作计划其实应当开始于尤利乌斯· 恺撒（公元前102 年—前44 年）。即便考虑从恺撒到图密善（公元51 年—96 年）之间的君主已有前人苏埃托尼乌斯的辉煌经典可资参考，这本书作为一本续写《十二帝王传》的作品，那也应当是从图密善之后的涅尔瓦皇帝（公元35年—98 年）开始写起。但为何现存的版本未见涅尔瓦的传记和图拉真（公元53 年—117 年）的传记，却是从他们之后继位的哈德良开始的呢？由此更引申出另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为何要写这样一部看起来有些“古怪”的作品。除去表面的因素，即把以往帝王的贤明之举或丑恶行径记载下来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呢？这是本书的诸多待解谜团之一。 其次，不得不说的是，本书作者论文笔和修辞显然都无法与以文风华丽细腻著称的苏埃托尼乌斯同时代（即所谓白银时代）的作家媲美。在我读来，本书多篇传记从内容上来讲虽不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但叙述风格总体上颇为平实，文风非常简朴洗练，个别史实甚至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作者虽在多处地方都曾提到，其写作所遵循的准则并非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历史事实本身。比如：“我现在许诺不了文笔的流畅和言辞的优美，但却保证写下的是些不该被磨灭的真实事迹。”又如：“我认为保证真实性当高于其他一切，而不去顾及任何涉及修辞之类的东西。”与其说作者在这里是表露了自己忠于事实的心声，还不如说更像是自知文风平实而寻求托辞罢了。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作者似乎是通过“口述”，然后再由其他执笔人写作这些书的，这或许可以解释本书为何缺乏修辞。但无论其写作风格是否华丽抑或平实，在提到罗马帝国中后期的历史时，几乎不太有可能绕开这部著作。因为，但凡对罗马史有兴趣的人都清楚，涉及公元二世纪后期到四世纪初期这段历史的第一手史料留存于世的并不太多，而成系列地讲述那个时代帝王生平的传记作品可以说更是凤毛麟角。以至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写作他那部辉煌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虽然似对这本著作的行文有所不满，但最后仍不得不反复加以引用。这便是这部著作最为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即是它的传世价值所在。 关于本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并到一起），学术界目前仍尚无定论。我们很容易发现，作品虽署名六位差不多同时代的人，而且显然他们在当时都属罗马的身份显贵之人，信仰非基督教，并且彼此似乎还有过交流，但他们当中有四位在各自的作品里留下了献词，其中大部分都是献给皇帝戴克里先以及君士坦丁，由此可以推断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君士坦丁称帝，即公元306 年。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作者提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执政官弗里乌斯· 普拉奇杜斯，而根据执政官列表，这位执政官任职时间却是公元343 年，离君士坦丁大帝驾崩相隔了六年。因此，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自当晚于君士坦丁驾崩，这应是确定之事。 另外，这些传记无论从用词句式还是从写作风格，甚至从犯下的与史实不符的细节错误来看，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相似性，这不由得让大家怀疑整部作品实为一人所作。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 德绍（Hermann Dessau）在1889 年正式提出这部作品成书年代应当在提奥多西（Theodosius）时代，即公元四世纪末，而且出自一人之手。他将作品的成书时间推迟了近半个世纪，从此便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顺着这个方向研究这部作品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比如另一位德国著名古典史学家奥托· 西克（Otto Seeck）则更是将成书年代推迟到了公元五世纪中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古典学和罗马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针对《罗马君王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尤其对作品是由一位无名之人所作还是出自六位署名者之手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也发表了多篇专业论文。其中需要在此提到的有新西兰罗马历史学家罗纳德· 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对赫尔曼· 德绍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这部作品成书于提奥多西皇帝禁止非基督教举行宗教仪式（公元391 年）之后，即公元392 年至395 年间，实出自一人之手。此文发表之后，因其观点与赫尔曼· 德绍的几乎一致，学术界开始以德绍—塞姆论（the Dessau-Syme theory）称之。另外，皮特· 怀特（Peter White）也在1967 年发表了论文，对前人做过的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并从文本方面提出了十点论据以证明赫尔曼· 德绍的观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伊恩· 玛里奥特（Ian Marriott）发表于1979 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他用电脑软件对本书文本的词句进行了数理化的分析与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这部著作乃出自一人之手。自此本书由一位作者完成于公元四世纪末期逐渐成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如此，可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从而使这一问题成为至今尚无定论的另一大待解疑团。 此次借《罗马君王传》一书汉语译本发表之际，译者还希望能让国人切实感受到精彩程度不亚于华夏文明的罗马文明甚至西方古典文明的魅力所在，而我在翻译过程中就真切感受到了。比如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名哲之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本书里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传》中居然就有完全一模一样的表述：“Quod tibi fierinon vis, alteri ne feceris.”而且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还将这句话刻在了建筑上。而作者（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作为生活在四世纪帝国后期的罗马人，他们在文中也曾多次感叹帝国盛世时代的辉煌之景。比如文中就曾提到过一些罗马城内的宏伟建筑，其中有一些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就已经没有工匠能够按原样重建出来了。诸如此类的地方比比皆是，相信除去帝王生平与暗涌不断的政治军事本身，这些带有别样风味的文明景象或许也会让我们产生兴趣。  银币上的亚历山大· 塞维鲁 为便于读者查对原文，译者在译文中完整保留了原文的章句编号，其中的人名、地名、族名，以及其他特别重要的专有名词在其首次出现在作品中时，我也一律以拉丁语主格的形式列于书后，并同时标注作品中首次出现的章句编号。另外，为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译者在翻译时也尽可能多地添加了注释，以便简单介绍罗马历史的知识及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希望我的上述工作能为大家带去帮助。 作为罗马史（特别是帝国中后期）领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把它分享给更广大的读者，这一直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一直不变的初衷。译者从六年前开始动笔翻译，期间无论是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还是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拉丁语、罗马历史文献的热爱，也没有放下这本书的翻译。面对如此一部内容浩繁的著作，我付出了也失去了很多，但与期间所获得的帮助与鼓励相比，上述这些几乎算不上什么。 我首先需要感谢促使我有勇气翻译这本书的林国华先生。我找出六年之间和他的通信往来，看到此书的翻译一步步走向成型，喜悦与感激油然而生。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拉丁语老师意大利人白思凡博士（Stefano Benedetti, Ph.D），他给过我许多无私的帮助，在我遇到问题时也总能尽其所能给予解答。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学同学，现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的王继雄先生，是他无私地帮助我找到了所需的版本。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亲友和朋友同事，尤其是张超先生、薛弘先生、秦川先生，感谢他们曾给予我的关心和鼓励。最后需要感谢的是为出版这部著作而付出努力的刘训练先生和王军先生。当然，鉴于译者资历尚浅而且也非该领域的专业学者，译文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错误，如有读者发现其中的问题，还望能及时提出批评，以便让我能有更正的机会，在此我也先一并谢过。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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