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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 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他的音容渐渐模糊，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淀下来，随着时光的推移，菁存芜去，轮廓愈见分明。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认识人和事。今天想来，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大家聚会来追念他，我觉得，最可珍视的，是他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而言及于此，又不能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和创新精神。 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 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邻而居，他们常相过从闲聊。这则故事，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讲，而且先后谈过两次；近年，林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 1988年10月，有一个理论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联合主办。会上颁给史学界两个大奖，乃从此前十年间（1978—1988）全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罗荣渠的论文《一元多线历史观》，是为得奖作品之一。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对北大历史系来说，也是一件殊荣。颁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手捧奖牌，登上四楼，亲自送到罗舍。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在他心目之中，这类事情大抵属于俗务，平日他本不屑一为，这回何以要爬上四楼、亲自呈送在罗荣渠的面前呢？——果然，其中有戏。 他们互道问候之后，田开言对罗说道：此番获奖，诚然可喜可贺，同时我有一言相奉：事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见好就收。以我兄的才力，多做一点学问上的研究，日后当大有为。 田的一番话，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像是在吊喜贺丧，其实不然。在田说来，这是肺腑之言，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才可以这样过话。为什么呢？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田、罗二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系同窗同年，原有一层少年情谊。北京解放前夕，田参加学运，一次情况紧急，他躲进罗荣渠的房间，才得以逃过搜捕。后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各忙自己的事，交往虽然不密，情谊深埋心中。但对罗近年所走的路，见仁见智，田早有看法，骨鲠在喉，不吐不义。再者，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作为老同学，田不去直言一回，还指望谁去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呢？！眼前是个进言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怕没这个店了。第三，田了解罗的功底，只要他肯回头，传统的治学之路，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可以计日程功。1963年，罗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83年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颠覆了一说：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美洲”，原是一个由洋人提出、而后受到多位中国学界大佬认同称赞、更为坊间多年所乐道、还牵扯上民族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不想在罗的严整论证面前，瞬间化为泡影。时任考古所所长、主持《考古》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曾有七信致罗，称道罗的文章“所言极是”、“立论严谨正确”。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年出版的《考古》国庆专号，表示愿意重刊此文，“借重大作，以光篇幅”；同时指出罗文白璧微瑕，盼罗有所润补，以求尽美。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于《考古》1984年国庆专号。罗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从此遂为学界公认而不疑。夏鼐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他对罗文欣赏如此，罗的功底，由此可见。还有，罗初到北大的时候，一度有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通史，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的一种考虑，他有语言和考据方面的功夫，自认中西两面可以兼顾。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中，能够贯通中西、或者有心去贯通中西的人，其时已经寥寥。一句话，田、罗二人，走过的是一样的路，才气相若，抱负相同，在田看来，你何必弃史就论，去钻那个窄胡同呢！——田向罗所进一言，不过数语，笔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时隔三十年了，不揣愚陋，对田的话我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就正于知情故旧。 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罗的回应如何呢？罗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田、罗二人的一番对话，大抵如上，时在公元1988年10月某日，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园46楼407室罗宅。我觉得，这段对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之中。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并进的路子。罗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 在我们历史系，传统的治学之路行之有年，深而且厚，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上个世纪50年代，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他们创新，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传统与创新，其实环环相扣。没有功底，何谈创新？不过，这三者说起来还都在史学范畴之内。而今由史入论，去做理论上的创新，要的不仅是功底，恐怕更需要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行年六十，罗荣渠还有这股闯劲，今天想来，也不免让人感叹！ 科班出身、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转身去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史学本来是一种阐释、研究既往的学问，现在他竟加以延伸、要去观测未来；我们多年奉为圭臬、极尽精微的“五个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或再加一个WHY（何故）。所谓掌握了五个W，就掌握了历史。见《周一良全集》第7卷17页]，他竟弃之不用，一下子扩展到洪荒宇宙、古今上下任由翱翔，这个跳跃实在不小。拿在京剧舞台上，不就是让老旦去反串小生一样吗，甚至是让梅兰芳去唱摇滚差可相比。如果是写上一、二篇小文章，凑个热闹，也还罢了，罗要的是挂牌卖票的正场演出。这个时候，在历史系里，有人撇嘴、有人说“赶时髦”，讥评自然难免。说起来，在中国，历史学这个行当与“现代化”本不搭界，而与“现代化”学科相近、可以搭界的乃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那么，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何呢？此时此刻，他们两家寂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 社会学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不能自成体系，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笔勾销，干脆连根拔除了。大学之内，再无此一门，社会学系的教师、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的屋檐之下安身。荒芜三十年之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费孝通的弟子袁方，是拟聘的系主任，还没有到校；副系主任、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筹划一切。学生宿舍26楼一层挤出两个房间，给他们做了办公室。彼时，遗留“工事”依旧装点校园，遗痕未消，潘乃穆从房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才得进入。50多岁的人了，她登上三轮板车，借来几张旧桌、几把旧椅。桌椅放稳，询问报名的学生已经上门。这是社会学。那么经济学呢？经济学界这个时候正陷于“市场欤？计划乎？”的争论之中，谁有心思来打理这个边缘上的“现代化”？这个时 候多亏有个罗荣渠，斜刺里杀将出来，填补了这片空白。 填补空白，这只是一层，罗得奖文章的自身分量，才是要害。就像前面说的颠覆了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的文章一样，他的这篇《一元多线历史观》，原是一篇史学论文，见诸刊物之后，其影响却跨出界外。社科界中慧眼有识之士看了，如沐春风，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这样说呢？ “文革”一场，伤害太深了，各行各业，都需要拨乱反正，理论研究也在其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积攒到当时，已经僵化成一团，照猫画虎、抄来搬去，什么是学者个人的见解、研究，早已不知其为何物。而时代却在呼唤“四个现代化”，抢回失去的十年，桎梏自封的研究状态亟需打破。在这种大背景下，罗的文章拿出来，题目切时，言之成理，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加之论述缜密，愤启悱发，自然具有振聋发聩之效。评委会相当严肃、谨慎，史学只颁两个奖，罗文中选其一，也是他们慧眼独具。其实，在罗荣渠本人，中奖之事，事先他没有想到，事后也没多在意。他想的只是把文章写好，他对田余庆先生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无需饶舌，当然与得奖之事了无关连。 罗荣渠的青春岁月，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1956年，罗调入北大历史系。当个教师，这是他的职业向往。最初几年，他讲授世界通史中的近现代部分。他的课有深度，也生动。听了他的现代部分，有人反映说，帝国主义哪里是“纸老虎”，倒像一只“活老虎”。类似的事情有过几件之后，他在同仁之中渐渐被视为“异类”。“文革”到来，他更被打入“牛棚”。我真不知道罗荣渠靠了怎样的隐忍、怎样的信念，才度过了那一关。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罗荣渠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以井喷式的热情开新课、带研究生，思如潮涌，论文连篇。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又注重实际，几近耳顺之年，研究重心逐渐集约收拢，终而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作为依据，展开了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论述。这里着墨虽然不少，其实还是铺垫。让他用心用力的，乃是那番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他的看法，绵延至于，近三十年了，一潭深水，依然涟漪微波。认同、讨论者众多，视其为“异说”、以旧思维组织人马准备批判者，间亦有之。近日，他的《现代化新论》有第八次印刷的合约签成。试问，一部今人、今时撰就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之上，能够再印、三印的，笔者孤陋，未得与闻，遑论八刷！罗荣渠的有生之年，风尘伴他一路；而他留下的一枝巨笔，卅年犹健，足可以告慰他这位史学研究新途的开创者于地下！ （本文为《罗荣渠纪念文集》序言。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