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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文化以长江南岸的宁镇山脉为地理背景，以三国东吴政权先建都京口（今镇江）后迁都建业（今南京）为契机，以江淮方言和吴方言相互并存与相互交融为语言文化特征，以今南京、镇江为中心地带。金陵文化也称“宁镇文化”，原因之一是镇江亦曾称“金陵”。 金陵文化最早的源头是几十万年前的“南京猿人”，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早期青铜文化的湖熟文化等发展历程，第一个高峰为孙吴与东晋南朝的六朝文化，第二个高峰为南唐文化，第三个高峰是以朱元璋定都南京为起点的明清文化。 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呼应 南京“负山带江”，背靠宁镇山脉，濒临滚滚长江。南京城内与城郊既有钟山（紫金山）、富贵山、覆舟山、鸡龙山、五台山、清凉山等，又有秦淮河、金川河流经南京市区而注入长江的两条支流，玄武湖、莫愁湖就像两颗明珠布列在南京市的左右。有山有水，山水相映。自然景观如此，人文景观也是如此。位于秦淮河畔的瞻园，布局精致，曲折幽深，可谓“一拳代山，一勺代水”，山水相映，宛若天成。镇江，曾称为京口、润州、金陵等，是一座滨江山林城市，城中有山，城外有水。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汇就成“江河立交桥”坐标，金山之绮丽，焦山之雄秀，北固山之险峻。正是宁（南京）、镇（镇江）的青山碧水孕育着金陵的水文化与山文化。显然，金陵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相映，即道家的“智者文化”与儒家的“仁者文化”互补，是儒道合流的文化。 镇江在三国时曾是孙权的定都之地（时称“京城”），尤其是南京曾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庙堂（朝廷）文化占统治地位。因隋兵灭陈朝后，隋文帝杨坚不久将建康城邑与宫殿全部毁掉，改作耕地，所以六朝庙堂文化物态方面的遗存很少，仅有六朝祭坛、六朝皇陵石刻雕塑等，而镇江尤其是所属丹阳遗存的六朝陵墓及神道石刻较多一些。南唐、明朝初期、太平天国和民国政府都曾定都南京，然而，前三者庙堂文化在物态方面的遗存较少，著名的有南唐二陵、朝天宫、明故宫、明孝陵、江南贡院和煦院、瞻园等，其中明孝陵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雅文化与俗文化共鸣 虽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南京南北交往频繁，往往是“南风北俗萃于一城”，多方面地展示了俗文化的风貌。早在六朝时，建康为都城，元旦和元宵灯火极盛，为全国之冠。自明代以来，南京灯市盛传不衰。后来夫子庙增建贡院，加上秦淮河是当时南京的交通要渠，游帆舟旅，商贾往来，浆声灯影，异彩纷呈。金陵风味小吃“秦淮八绝”享誉天下。夫子庙元宵灯市、秦淮八绝、秦淮八艳等，几乎成为金陵俗文化的缩影。 俗文化只是金陵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她的另一面是崇文尚雅，雅文化高度发展。金陵地区的雅文化代有高峰，名家辈出，在文学艺术、学术、科学、教育、宗教等方面独领风骚。例如，南朝谢灵运和谢朓开创与发展了山水诗派，谢灵运的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谢朓的诗清新秀丽，当时文坛领袖沈约誉之为“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清代从安徽全椒移居南京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南京有渊源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孔尚任以南京秦淮名妓爱情故事为线索而创作的《桃花扇》，都是享誉中外的古典小说或戏曲名著。在书画领域，金陵更具有特色。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出身于建康乌衣巷的高门大族，均为书法大家，其中王羲之的书法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雄强多变化，被尊为“书圣”。还有清初龚贤等“金陵八家”著名画家群体。至于现代杰出画家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等，更是蜚声海内外。 兴亡之感与爱国精神互动 毋庸讳言，金陵文化还存在一些颓废、庸俗的成分。历史上建都建康的六朝、南唐等多为亡国之君，因而人们对金陵历史文化的印象往往与享乐、偏安、亡国联系在一起。正是剧烈竞争、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金陵历史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如南宋诗人陆游在登金陵水西门城楼时，所作的《登赏心亭》诗中云“孤臣老抱忧时意”。晚唐诗人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正是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激励着一种文化精神——抗争精神与爱国主义。付诸爱国行动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而英勇转战，曾在“牛首山之战”中大败金兵。显然，金陵文化的主导方面是在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激励之下的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 在当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金陵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对金陵文化的历史文献与民间蕴藏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建构金陵优秀文化的传承体系。在继承中创新，进一步弘扬金陵文化及维扬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建设南京大都市经济圈的同时建构南京大都市文化圈。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