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理论和文学作品的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主编，于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全书共十大卷，由蔡元培作总序，胡适编《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茅盾编《小说一集》，鲁迅编《小说二集》，郑伯奇编《小说三集》，周作人编《散文一集》，郁达夫编《散文二集》，朱自清编《诗集》，洪深编《戏剧集》，阿英编《史料索引》。
    诚如主编赵家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中自述：“这部《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评述工作。”蔡元培的总序，十位编选者的二十万字导言，集中而且极具权威性地给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运动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评价与总结。
    刊登在《人间世》上的广告强调的正是《大系》所做的乃“清算的工作”和“历史的评价”：
    理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的精粹成绩，由各部门有专长而有历史关系的文学家，全体动员编选。在十年间所有杂乱的材料里，用客观的态度选辑有历史价值之作品。十年间的代表作，可称无一遗漏。
    共五百万字
    四百万字内容，把十年间的文艺成绩做一次清算的工作
    二十万字导言，给过去的新文学运动下一次历史上的评价
    本书的特点：十位编选人的二十万字的十篇导言，等于一部分篇的中国新文学批评史
    五百万字的选文，等于一部全备的新文学文库
    把新文学历史化构成了《大系》编辑者的基本方略。
    《大系》既声势浩大地编辑，也声势浩大地宣传。就力度而言，《大系》的广告投入在新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如在1935年《新小说》第1卷第2期做广告，在1936年1月27日《申报》第1版做整版综合广告，都是扩大《大系》影响力的举措。即如《人间世》1935年3月20日第24期所做的《大系》的广告，封底用赵家璧800余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封二是宣传页，此外还有一大幅插页，插页中醒目的标题是：“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上的英雄事迹。”简直把《大系》的编辑出版叙述成一种史诗般的英雄壮举。插页同时摘编了全国名流学者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之评语摘录，可谓下足了功夫。其中关于《大系》的评语摘录值得完整抄录：
    蔡元培先生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主义（即《新青年》所标揭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检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绝不是无聊的消遣！”
    林语堂先生说：“民国六年至十六年在中国文学开一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尤觉有趣。”
    冰心女士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笋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评述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这些评述者的眼光和在新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必我来揄扬了。”
    叶圣陶先生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的新文学结一回帐，是很有意义的事”。
    傅东华先生说：“将新文学十年的成绩总汇在一起，不但给读者以极大便利，并使未经结集的作品不至散失，我认为文学大系的编辑是对于新文学的发展，大有功劳的”。
    茅盾先生说：现在良友公司印行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将初期十年内的“新文学”史料作一次总结，这在出版界算得是一桩可喜的事情。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得以更好的保存下来。
    郁达夫先生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们，虽在叹息着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可是过去的成绩，也未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的空堆。现在是接踵于过去，未来是孕育在现在的胞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行主旨，大概是在这里了罢。（载《人间世》1935年3月20日第24期）
    这些工作想必是出于年青的总策划人和主编赵家璧之手。在《谈书籍广告》一文中，赵家璧自述“二十、三十年代在良友图书公司，我兼管所有我编的出版物在内外报刊上的广告设计和内容方面”，“包括林语堂主编由良友出版的大受左翼作家批评的《人间世》各期封底广告，以及巴金、靳以主编良友出版的《文学月刊》上所有本版书广告，都出于我手”，“对《新文学大系》，又出了三个样本，在发售预约时，等于赠送给预约者的（三十六开一小册，收成本一角）”（见赵家璧《谈书籍广告》，范用编《爱看书的广告》，第176—17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各分卷主编的“《新文学大系》编选感想”就是赵家璧据主编们的手稿制版印入1935年2月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中的。
    而赵家璧策划如此大型的出版，在当时堪称首屈一指，对新文学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堪与媲美的或许只有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1935年的《文学》月刊上曾有一篇《最近的两大工程》的评论文章，把《世界文库》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并称为当时的“两大工程”（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1935年7月《文学》5卷6期）。
    赵家璧当年提出《大系》的编辑设想是希望“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1917-1927）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主要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这一工作得以成功进行，也因为得到了新文学界的元老级人物的鼎力相助，每集的编者基本上都是一时之选。《诗集》原来准备请郭沫若主编，但被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否决了，“理由”是郭沫若写过骂蒋介石的文章，结果只好临阵换将，以朱自清顶替（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辑）。但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从学理和谨严的意义上说，朱自清的编选尤其是导言的写作显然要更加中规中矩。
    赵家璧能够组织如此强大的编辑阵容，也与他在出版方面积累的人脉有关。《大系》的编选者中，鲁迅、茅盾、郑振铎、阿英、郁达夫、郑伯奇等六位是赵家璧的作者，均有书编入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或“良友文学丛书”。如鲁迅的译作《竖琴》和《一天的工作》，茅盾的散文集《话匣子》，郑伯奇短篇小说集《打火机》都收入“良友文学丛书”。阿英的《创作与生活》《灰色之家》和郑伯奇的小说《宽城子大将》收入“一角丛书”。1934年8月，正当《大系》即将正式投入运作的关键时刻，郑振铎把《欧行日记》原稿从北平带到上海，赵家璧通过巴金向郑振铎约稿，将它收入“良友文学丛书”。与郑振铎的初次见面，赵家璧便“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了关于《大系》的编辑问题”。赵家璧原本想将理论文章编为一卷，郑振铎认为一卷容纳不下，建议分为《理论建设集》和《文学论争集》两卷，自己允诺编辑《文学论争集》，而《理论建设集》郑振铎建议由胡适来主编。“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请胡适参加，使这套《大系》的出版计划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的‘审查’。”此外，阿英、鲁迅也是郑振铎建议的人选。“周作人编《散文一集》，也是征得他的同意，并由他在北平代为联系的。特别是《诗卷》本是商定请在日本的沫若编的，但国民党的‘审查会’通不过，家璧与他和雁冰商量后，临时决定改换佩弦来编，而这件事也是通过他去力请佩弦承担的。”（陈福康《郑振铎传》，第333—33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胡适、周作人、朱自清三位北京教授的加盟，除《大系》本身的吸引力，郑振铎的牵线是决定因素之一。而在《大系》的选题实施的过程中，主编赵家璧充分信任诸位编选者，从而使《大系》的设计日臻完善。诸如阿英、茅盾也都为《大系》贡献过好点子。“如小说部分选编方案由茅盾拍板定音，《大系》编选范围的划定与副题的由来出自茅盾等。赵家璧说，茅盾‘真是所有编选者中,对我帮助最大，对《大系》出力最多，为期最长，感情最深的前辈作家’。”（李频《“邀约能手”：〈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因解析》，《编辑学刊》，2001年第1期）而衡量一个编辑的标准之一，正在他是否对编选者的充分信任以及能否赢得编选者的充分信任。
    当然，《大系》问世后，在赞扬声中也多少出现了不和谐音。沈从文的文章《读〈新文学大系〉》也是从编辑的意义上评价《大系》的：
    中国新文学运动，比中国革命运动慢一点，如今算算，也快到了二十年。它对于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大有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有人肯费一分心，把一部分经过分别来检查一番，算算旧账，且能综合作一个结论，——老实公平的结论，不是无意义的工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印《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以为在促成伟大杂文时代的实现，方法高明多了。
    不过沈从文在赞誉《大系》“无可疵议”之余，也对《大系》每集的具体问题做了评议，是《大系》问世后一片叫好声中稍显清明的批评：“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弥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种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叶绍钧可以不选）。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得失成败，皆条理分明。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沈从文还着重强调“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需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实损失了这书的真正价值。”沈从文的具体评论中，尤对鲁迅选本中“抑彼扬此处”以及选北京作品的“取舍之间不尽合理”有些微词，也许与鲁迅对他的误解（鲁迅曾经把丁玲给他的信误认为沈从文冒充女性作家给他写信，为此十分愤慨）有关。另外，鲁迅负责的京派小说的选文中也没有收入沈从文早期的作品，对于1935年已经如日中天的沈从文来说，心理难免有些不平衡吧？但总的来说，沈从文的具体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
    今天的文学史家也或从史学的立场或从编辑的角度，高度评价《中国新文学大系》，如温儒敏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一文中认为：“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论影响之大，很少有哪部论著比得上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这部十卷本的大书，是新文学第一代名家联手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新文学历程的总结与定位。”“《中国新文学大系》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主持《大系》责任编务的是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当时还只是一位青年编辑。能够组织那样一批文坛上的压阵大将来共同编撰了这一套大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了上面所说的要为新文学的发生做史的需求，当然，正好也满足了先驱者们将自身在新文学草创期‘打天下’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的欲望。”当年《文学》月刊上的《最近的两大工程》一文，即已经格外强调《大系》的“文学史的性质”：“《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难免，所以倘若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
    “角色”配搭得匀称，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没有分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学立场急剧分野的30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阵营的作家，比如胡适、周作人、鲁迅、茅盾、阿英和郑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跨越态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上？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在良友图书公司和它的年轻编辑赵家璧的“神通广大”上。问题在于这项共同的事业并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广告目的要求撰写的“编选感想”中，郁达夫和郑伯奇仍然继续打着关于“伟大作品”的笔战，周作人则皮里阳秋地捎带了几句左翼文人对小品文的批评：“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但种种分歧又不妨碍他们为编选“大系”走到一起来，这意味着分歧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更高准则的制约。赵家璧在为“大系”写的出版“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第258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这种“更高准则”，激发的是新文化的鼻祖们为以五四为原点的新文学树碑立传的历史激情，从而保证了不无分歧的一干人马为编选“大系”暂时走到一起，在赵家璧的组织与协调下，合力完成了这一致力于建构新文学的合法化的堪称伟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