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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出处天子”国书的文献记载，都不是隐身于冷僻典籍，很容易查得，不知为何，包括宫崎市定的著作，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著作和普及读物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大业时代说，而完全无视开皇时代说。把接受国书而不悦这件事放在早已冠有暴君恶名的隋炀帝身上，似乎更可增其恶，反映出他的傲慢自大。是不是出于这样的潜意识驱使，难以揣度。 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以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大陆为基准点，日本列岛的人们自己处于东方的意识很早便产生了。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国书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即明确认为自己处于东方，而大陆的隋朝则处于西方。关于这个倭王多利思比孤，日本学界有人依据《新唐书·东夷传》认为是用明天皇，也有人认为是推古天皇或厩户皇子，亦即圣德太子。究竟是谁并不重要，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份国书提出的时间。 这条有名的史料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多处记载。 《隋书》卷八一《倭国传》载：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不谙华夷秩序的国书，互称天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以平起平坐的姿态挑战了中国皇帝的权威。岂能“天有二日”？隋炀帝指示外交部门说，蛮夷的国书再有像这样不懂礼仪的，不要呈交给我。日本史学界很看重这条史料，有人认为国书体现了日本人国家意识的觉醒。 这条史料还见于同为唐人编纂的《北史》卷九四《倭国传》记载：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北史》的记载与《隋书》几乎完全一样，当系出于因袭。 除了唐代的史籍，这一事实还见于宋人的记载。 北宋太宗时期的三大类书之一的《太平御览》卷七八二《倭国传》载： 隋大业三年，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真宗时期成书的《册府元龟》在卷九九七《外臣部》也有记载： 隋倭国王多思此炀帝大业四年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也于大业四年记载了这一史实：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入贡，遗帝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司马光的详细到了具体日期。 此外，南宋的郑樵在《通志》卷一九四《倭国传》中也有记载： 大业二年，多利思比孤复遣使朝贡。使者云：“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竺乾道。”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宋末元初成书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四亦载：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不悦，谓鸿胪卿曰：“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以上按文献成书的时代顺序列述了“日出处天子”这条史料。忽略传写讹误不计，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史料的源头应当都是出自《隋书·倭国传》。然而，在时间上略有差异。《通志》记在“大业二年”，《北史》《太平御览》《文献通考》记在“大业三年”，与《隋书》相同。《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则均记在“大业四年”。大概司马光援据的是容易寓目的本朝文献。“二”“三”的文字一画之差或出传写之讹。清人沈名荪的《南北史识小录》卷八记作“大业之年”也属于同样的传写讹误。《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大业四年”的记载则不知何据。 不过，上述文献记载的一致之处则是，倭王遣使是在大业年间；对国书的表达产生不悦的，是开凿大运河和远征高丽的隋炀帝。略去三两年的时间微差，几乎所有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史的研究著作以及普及读物，都把接受“日出处天子”国书的中国皇帝记为隋炀帝。最近刚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收录了宫崎市定撰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日出之国与日落之处》，在扉页引述了上述《隋书》的那条史料，在正文的叙述中，也依据和阐发了那条史料。比如，文中就讲述道：“隋代恢复了断裂已久的中国式体制，加上隋炀帝又是虚荣心很强的天子，看到日本要求对等外交的国书后很不高兴，下令以后再有这样无礼的书信可不呈报。” 其实，翻检史籍，还有另一种记载，与上述史料时间差异较大。 三大政书之首，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一八五《倭国传》载：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遣使诣阙。其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通典》的记载虽与上述文献记载基本一致，但在信息上多出了“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的内容。因此，史料出处或非同源，值得重视。最重要的是，《通典》所记递交国书的时间是发生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与《隋书》系统的史料记为大业年间不同。 《通典》所记并非孤证。北宋初年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四载： 隋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遣使诣阙，其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太平寰宇记》的这条史料来源，可能就是《通典》，所以才几乎在文字上完全相同。不过也证明了《通典》原本就在时间上记在“开皇二十年”，并非出于后世传写时所改易。 宋人叶廷珪所撰类书《海录碎事》卷四《日出天子》条载： 倭国王致书隋文帝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海录碎事》的记载虽未明记年代，但所记“倭国王致书隋文帝”云云，证明与《通典》和《太平寰宇记》在时期上是一致的。 其实，北宋欧阳脩、宋祁所纂《新唐书》，在卷二二《东夷传》中“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开皇末始与中国通”的记载，也支持开皇二十年递交国书说。 关于“日出处天子”国书的文献史料，在时间记载方面大致存在上述两说。 如果此事发生在隋文帝时期，让朝贡体制下“天无二日”的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就不是隋炀帝杨广，而是他的父亲——隋朝的创建者杨坚。并且，开皇二十年为公元600年，大业三年为607年。两朝皇帝，差出一个时代。如果开皇二十年递交国书说得以坐实，那么这一中日交往史实的发生时间就当提前八年。 令我疑惑不解的是，上述关于“日出处天子”国书的文献记载，都不是隐身于冷僻典籍，很容易查得，不知为何，包括前面引述的宫崎市定的著作，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著作和普及读物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大业时代说，而完全无视开皇时代说。把接受国书而不悦这件事放在早已冠有暴君恶名的隋炀帝身上，似乎更可增其恶，反映出他的傲慢自大。是不是出于这样的潜意识驱使，难以揣度。 当然，除了出自潜意识驱使的因素，还有可能是由于对不同史料叠合误读而造成的张冠李戴。隋朝的皇帝接受日本国书，除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之外，还有一份是《日本书纪》于推古天皇十六年由隋朝使者裴世清和遣隋使小野妹子带来的。这份国书的递交时间是隋炀帝大业四年（604）。国书全文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估计一些史籍的载笔者把两份国书弄混了。隋炀帝接受后发怒的应当是后一份国书。 历史研究是科学，叙述和结论都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对于同一事实的研究，需要正视所有不同的史料记载，分析其异同，客观地做出结论，缺乏根据的舍此就彼，会影响到研究质量。不仅难以令人信服，也会误导没有条件掌握充分的史料信息的读者，偏听而偏信，使历史的叙述和理解出现偏差。 当年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倡治史需要“目录、职官、地理、年代”四把钥匙。的确，四把钥匙不可或缺，需要十分重视。就年代来讲，不光是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生卒年需要考证清楚，对于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历史事件也需要明确时间，不能含糊。历史在时间中运行，抽出了时间，就没有了历史。在中日关系上，在日本历史上，“日出处天子”国书的递交就属于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历史事件。即使一时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至少应当二说并存，表明史料异同，而不应舍此即彼，遮蔽普通读者视野，从而形成误导。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