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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廖文伟 花钱种类颇多，有称之为厌胜钱的，有名之为压胜钱的。前者用于厌而必胜之的时候称呼，是辟凶镇邪之物；后者用于喜庆祝颂之时名之，为互赠赏玩之物。而警语钱、庙宇钱、打马格钱、罗汉钱等，则在压胜、厌胜之外另有其用途，其深邃和丰厚的内涵既是历史更是文化。 湖南双峰县青树坪一农民家藏一枚所谓“家钱”，因为钱文无人能认出，就连几个自称博学的人认了半天，连猜带蒙，也只认出一个“近”字，其他三字概莫能识，钩深致远自然便是空谈了。县里一名古玩商人得知此事，从农家买了回去。唯知农家上一辈人亦十分看重此钱，说是祖先称其“家钱”，因不识钱文，视为奇物，传流下来，其他一无所知。 我是在长沙宝南街古玩市场见到这枚“家钱”的。持有者为衡阳人，称从双峰人手中购来，要价八百元。坦城相告，我亦被钱文所难，折腾了十来分钟，好歹认出其中两字，是“近”和“耻”。转念一想，如若按穿上、穿下、穿左、穿右的顺序读，不是“××近耻”吗? 那一段时间，我正在撰写一篇研究《千字文》的稿子寄《现代书法》，立即联想到“殆辱近耻”四字句，眼前这所谓的“家钱”，莫非是尚未发现的一种警语钱？见我铁定主意要买，衡阳人以为其见所未见，必定为罕有之物，不肯调整价格。见有人为价格相持不下，有好事者来看热闹，扫一眼那钱，说“几个字都不好认，能是什么好玩艺，八十元我都不要，还八百呢？”衡阳人看来有些历史文化功底，认定“物以稀为贵”，亦认定“家钱”必非凡物，最后让我一点算作礼数，“家钱”终于被我购得。 此物为铅锡合金草书合背圆孔花钱，传世鲇鱼斑润亮温熟，岁月磨痕自然，且文字清晰，保存完整。正反两面皆草书“殆辱近耻”，带章草古韵，挟行草遗风，制作很是精美。 “殆辱近耻”为南北朝时梁武帝（464—549）近臣周兴嗣所撰启蒙读物《千字文》中一四字句，全段原文为“省躬讥消。宠增抗极。殆辱近耻。林皋幸即。两疏见机。解组谁逼”。用清代李光明庄精刻本释注的话说，即“而可诮可戒者，莫过于尊荣之过，以上抗于至极。盖位高者身危，必至贬斥削逐，而耻厚之事将及矣。及此时而退就林皋，则可以幸免于祸”。白话文的意思则可概括其中心要旨为“备受恩宠而位高权重的人，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冒犯最高权威，于是被罢官被贬摘放逐的可能性就大，当然离遭受耻辱的时候就近了。如果在位高权重时就激流勇退回归市井山乡，这种祸事是可以避免的。”自制铅锡合金“殆辱近耻”合背花钱，当然的目的和动机只可能是：警示自己及子孙后代。 同时，这枚合背花钱上的“殆辱近耻”四字为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之行草书体，珠圆玉润，潇洒闲雅，神韵殊可玩味。 依凭以上各说，完全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若为凡夫俗子，即或巡抚、尚书，皆不太可能，或者说皆无作此警语花钱之必要。制作这枚“殆辱近耻”警语花钱之人，应该具备几个条件。 首先是其地位必然极其显赫，应当生活在明清两代。其次，本人应当是“赵字”崇拜者，推崇宗法“赵字”。第三，本人应为居大位享大名而尊荣至极者。最后一条，其人应与湖南双峰县有某种关系，因钱出自双峰一农家，又自称“家钱”。 那么，这种“殆辱近耻”合背警语花钱的铸造者会是何人？思前想后，以为具备四个条件者，首推晚清重臣曾国藩。 今日之双峰县构叶塘乡等地，原为湘乡县属地，曾国蒲即出生于此。“殆辱近耻”花钱出自双峰县青树坪（音），查阅曾国藩族谱及相关史料，发现曾国藩兄弟四人子孙辈中，竟有近二十人与双峰各地人士联姻。当可推测，“殆辱近耻”合背警语花钱极有可能由曾家子孙流传于双峰。 尤可持为依据的，是曾国藩本人对“殆厚近耻”分外的谨慎。 咸丰、同治年间军旅繁重，给儿子写信，仍屡屡提到“居大位享大者乃祸谤必生”“以做大官享大名为忧”，希望儿子们“淡于荣利”，根本上便是“殆辱近耻，林皋幸即”的读释，是给儿子们的家训。 至于酷爱“赵字”一癖，曾国藩从不隐讳。他常喟叹不能“合柳（公权）赵（孟頫）为一”，谆谆教导儿子们，书法要“从赵字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还可一提的，是“殆辱近耻”花钱为铅锡质地而非银，这是一种节俭的表现，而曾国藩向来反对使用金银器。处于曾国藩这等尊荣地位的人，用金或银铸造几十上百枚花钱并不为过。抑或用铜，不也是简节之举？但他选择用铅锡，花钱极少。可见，选择铅锡而非金银或铜制作“殆辱近耻”花钱，恰恰成为该钱就是曾国藩授意制作的有力证据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