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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议命名首艘国产航母的“卫温”曾完成何创举

http://www.newdu.com 2018-03-19 中国台州网综合 庄小霞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 卫温浮海求夷洲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和创举,此次出海行动其出海人数和出海船只众多,是中国古代有史记载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意义重大,不仅反映了当

    核心提示:卫温浮海求夷洲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和创举,此次出海行动其出海人数和出海船只众多,是中国古代有史记载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意义重大,不仅反映了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也证明当时孙吴拥有比较强的海外交通能力。
     
    
    本文摘自:中国台州网,作者:庄小霞,原题:《卫温浮海求夷洲与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230年即孙吴黄龙二年,孙吴统治者孙权派大将卫温和诸葛直率领士兵到达夷洲(即:台湾,下同),学界通常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往。
    卫温浮海求夷洲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和创举,此次出海行动其出海人数和出海船只众多,是中国古代有史记载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意义重大,不仅反映了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也证明当时孙吴拥有比较强的海外交通能力。卫温浮海求夷洲带动了内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成功地到达夷洲也表明孙吴时期浙江沿海至台湾的航线是一条成熟的航线,从以上各个角度综合考虑,卫温浮海求夷洲自当属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
    商周时期,台州通过航海与外部联系
    卫温浮海求夷洲的成功是中国古代航行航海技术发展的成果。
    考古发现,台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造船和航海发展即已现端倪,台州地区的仙居下汤、玉环三合潭、路桥灵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了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浓厚地方性特征的遗物有段石锛。考古学家分析认为有段石锛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部沿海地区,包括中国的东部、南部沿海和内陆的几个省区。有段石锛是磨制石器的一种,它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后来经过百越先民逐岛漂流,传至太平洋各岛。出土有段石锛的地方(特别是沿海及岛屿地区),一般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百越人漂航进行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处。台州地区有段石锛的大量出土,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台州先民就已经掌握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到了商周时期,台州地区通过航海活动与外部加强联系,考古发现台州仙居、三门的石棚墓,这是与辽东半岛、日本、韩国等地共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显然主要依靠航海活动才产生。
    以上主要是有文字记载以前台州地区航海活动的相关情况。
    进入到先秦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记录下了吴越先民的航行活动,《越绝书》记载越国先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吴越先民很早就掌握和积累了高超的航行技术。先秦时期的人民随着航行技术的发展,已开始有一些远航活动,这在文字资料上也有迹可循,《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记载:“夫流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沿海地区的先民占据地理优势,应是最先展开对海洋探索的人,他们也即是《吕氏春秋》中所说的“流海者”。
    到了汉代,造船业发达,比如考古工作者在广东等地区发现大型秦汉时代造船遗址。1975年在广州发掘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的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昆明池,建造楼船,楼船的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据东汉时《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竞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这则材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航海活动之活跃。
    汉代不仅造船业发展,同时汉代人的航海知识也已非常丰富。《淮南子·齐俗》载:“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船师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依靠北斗星与北极星定出航向方位。另外,汉代人已能观测风向,利用季风航海。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已积聚了丰富的航海技能。
    到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尤其重视航海活动。孙吴政权占据长江天险,境域内多江湖,又有沿海之地,其航行技术发展水平是当时三国之中最高的,三国之中孙吴水师最精锐。孙吴有着充足的航行技术人员,出土资料方面也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长沙的三国走马楼吴简,内容丰富,为研究三国时期孙吴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走马楼吴简中出现记载了“船师”、“船曹掾”的简文,船曹掾是管理船务的官吏,而其中“船师”简数量尤多,所谓“船师”应即船夫,走马楼出现如此众多的“船师”简,由此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孙吴航行技术人员充备,这也是孙吴航海业发达的一个重要保证,卫温浮海求夷洲出动万名士兵,如此庞大人群,除了造船业发展,有众多可以适合远距离海上航行的船只;还需要众多的航行技术人员,如此才能载着卫温浮海求夷洲的万名士兵顺利到达目的地。
    卫温浮海求夷洲的出发港口为章安港
    秦汉时期浙江海外交往应已存在,有文献记载的海上交通以三国孙吴卫温、诸葛直首航台湾为发端。卫温浮海求夷洲出发港口为章安港,章安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港口。
    孙吴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在章安,章安港的地理位置极佳,其位于浙江第三大河的灵江出海口北侧,濒临东海,是天然良港。章安港从秦汉时期起即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可谓历史悠久的古港。章安港等浙江台州多处海港处于我国南北海上航运的中心地带,《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建初八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中华本《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会稽郡条:“集解引钱大昕说,谓案郑宏传,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所云东冶,即会稽之冶县。”
    章安港与广州港同等重要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开始于汉武帝时期,而章安港在内的诸多台州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更由于秦汉开拓疆土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章安港既是当时海上船只重要的补给港和避风港,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与华南的广州等港口并驾齐驱。
    孙吴时期章安港已经非常繁盛,章安出土的各式钱币不仅有三国吴钱“大泉二千”,还有秦汉五铢钱以及新莽“大泉五千”、“大泉当千”,反映出该地自秦汉以来经济发展状况之一端。此外,孙吴时期章安为浙闽海防重地,政治、军事地位也趋日益重要。
    此外孙吴时期浙江地区发展,海运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相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先民已开始纺织、造船、制造陶瓷。如章安的陶瓷烧造业历史悠久,到东汉后期瓷器渐趋成熟,所以在此基础上到了六朝时期青瓷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章安浦河上游六处青瓷窑址群,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至少自秦汉时期海外贸易也已开始发展起来。
    以上即卫温浮海求夷洲的一些历史背景,而卫温浮海求夷洲的成功也说明了以下几点:
    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开拓探险精神,证明了自浙江东海至台湾的航线已经成熟发展,带动了内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和朝鲜、日本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华东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不仅是我国古代航行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是一个需要花费众多物资和需要强大的人员组织才能成功的行动,证明当时孙吴政府已经有强大的组织和物质准备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
    是孙吴政权在北方被曹魏控制的局势下,从东南沿海发展海上之路的结果,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孙吴与海外的联系加强了。孙吴时期延续秦汉以来与海外的联系,进一步开展海上交流,孙吴时大秦(罗马)商人和林邑使臣都曾到达吴国首都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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