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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明代文学家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道尽了历史沧桑，历来为人们吟诵，后来成了《三国演义》的卷首词。在笔者看来，这首词的价值不只是文学式的吟唱，更在于史学思想的表达，展示了作者对历史时间的深刻思考。英雄人物的“是非成败”虽然光辉耀眼，但转头成空，而青山夕阳则是永远不变。可见历史不同领域的时间演变节奏是迥异的，英雄人物所代表的政治事件的演进时间是快速的，而青山夕阳所代表的时空地理格局是恒定的。 这是中国古人的思考，但竟然能与西方现代史学思想产生共鸣。笔者不禁想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此人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继承了该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的主张，认为历史研究的重心不应该是“英雄人物”的政治史，而是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即“总体史”。因为社会演进的节奏与个人的政治事件差异极大，旧的历史时间观念不再适用，因此要用“长时段”这一概念来形容地理和社会的变化，其节奏要慢于政治事件的个人时间。“长时段”理论代表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对历史时间观念问题的新思考，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历史分期模式。这种传统模式便是经典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分期法，一般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作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点，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事件或运动则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与近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模式很明显是以“政治事件或运动”为核心。然而根据“长时段”理论，社会的总体发展是缓慢的，“政治事件或运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将其作为历史不同阶段的分界线是不合理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历史分期模式存在明显问题，正因为如此，年鉴学派的许多学者，包括布罗代尔，较少使用这一分期模式涉及的时间概念，例如“中世纪”、“近代”，转而使用较为客观准确的“世纪”等概念。 但传统的历史三阶段分期法究竟如何处理，是彻底抛弃还是修正后继续沿用，这一问题布罗代尔并未解答。而布罗代尔的高足、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 1924-2014）则接手了这一重任。他专门写了一本著作，集中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便是本文所要推荐的这本书——《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出版）。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二 这是本小书，篇幅只有一百三十多页，却出自大家之手，有相当的分量。勒高夫的专长是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年鉴学派第三代还有一位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也擅长于此，两人又都是布罗代尔的弟子，可谓中世纪研究的“双子星”。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勒高夫一直倾心于中世纪史，著作等身，不仅在法国，甚至在整个西方学界都有极大影响，称之为史学巨擘也非过誉。他的不少作品陆续翻译成了中文出版，包括《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96）、《圣路易》（2002）、《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2007）、《历史与记忆》（2010）、《中世纪文明》（2011）、《试谈另一个中世纪》（2014），已为我国学界熟知。而《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写作于2013年，于次年出版，这一年作者不幸去世。因此该书是作者的临终之作，凝聚了他对历史分期问题长期的思考成果。 这部著作的主旨就是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探讨历史分期问题，矛头直接指向传统的分期模式。虽然他继续沿用传统模式的三阶段分法，但又对之作出批评。他认为历史的连续性是第一位的，所以传统上将某个文化政治事件或运动作为划分历史阶段标志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这种分期法，提出“漫长的中世纪”的说法。作者选择“中世纪”作为全书的核心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方面，这是作者毕生耕耘的学术领域，成就非凡，自然也十分熟稔。另一方面，“中世纪”对传统的历史三阶段分期法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中世纪”位于“古代”、“近代”之间，时间一旦划定，其他两个时期的界限也变得清晰。  勒高夫 三 该书的主旨很明确，就是修正传统的历史分期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匡正这一分期模式下的“中世纪神话”。这一“神话”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中世纪乃黑暗时代”。这源于传统分期法对三个历史时期鲜明的价值评判，其中“中世纪”地位最低。“中世纪”对应于基督教世界，一切由教会主导，古典文明衰落，因此是“野蛮与黑暗”的时代。而与之相对，“古代”与“近代”则展现明显的进步特征，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标志，代表“光荣与伟大”，后者肇始于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复兴与繁荣。 作者指出，这种中世纪史观源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界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且影响力仍然巨大，却早已过时。从十九世纪开始，学者们就不断给“中世纪”正名。一方面，古希腊-罗马文化并未在中世纪断绝，反而是得到充分延续，例如古代的“博雅教育”得到继承，理性、科学精神也延绵不绝，集中体现为大学教育和宗教经院哲学。中世纪艺术也具有相当的创造力，体现在建筑、绘画和雕塑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欧洲的经济也持续进步，尤其是十二至十五世纪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中世纪早就“丢掉它带有否定意义的内涵……成为具有创造力的时代”（第14-15页）。 “中世纪神话”第二个层面的含义便是“千年中世纪”，这与“黑暗中世纪”的说法密切相关。既然“古代”由古希腊罗马文明代表，那么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便意味着古代的结束与中世纪的开始。而文艺复兴又开启了古典文明的复兴趋势，因此十五世纪是中世纪的结束与近代的开端。如此算来，“中世纪”恰好延续千年。 而作者则认为中世纪的这种分期法并不合理，不仅其开始应该前溯，而且其结束点也要后延，这便是“漫长的中世纪”。首先，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化是个漫长、渐进、充满交迭的过程…不能确定某个日期标志这两个时代的鲜明断裂”（第18页），而应该代之以一个时段。三至七世纪欧洲历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用以描述这一转化正好合适，这一时期学界往往称之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 以此类推，将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标志更是不合适，因为文艺复兴并未带来西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格局的根本性改变。例如在艺术、文学、音乐等领域的诸多方面，文艺复兴的革新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了中世纪”。而且在此之前，还存在多次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也应称为“文艺复兴”，例如8世纪“卡洛林文艺复兴”、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所以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实只不过是漫长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个子时期”（第130页）。 而且在这次文艺复兴及其之后的两百余年间（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仍然延续着中世纪的传统格局。在经济方面，欧洲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经济思想也并未呈现革命性变化。虽然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远洋航海和贸易，但在十八世纪之前并未真正形成规模和影响力。在政治领域，虽然一些地区和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但这一时期君主制依然是最主要的政治制度。宗教改革虽然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基督教信仰的统治地位并未改变。社会生活方面，人们的饮食结构、服饰和风俗依然延续着中世纪的习惯。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历史出现了断裂性变化，西方方才进入现代时期。蒸汽机的改进预示了现代工业的诞生，彻底改变了经济。启蒙运动使得理性和反宗教思想普遍传播，科学和现代技术大行其道，此前的思想文化格局由此改变。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普遍的反君主制运动，旧的君主政治制度彻底衰落。 四 虽然该书名为《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但作者的主旨是表达自己独特的中世纪观。这种观点颇有新意，主要体现为对中世纪的界限进行了重新定义，呈现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关键在于对中世纪终结点的选择，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十八世纪中叶，这种观点在学界极为罕见，新意突出。作者甚至实现了自我否定，须知他此前的著作，例如《中世纪西方文明》一直将公元1500年前后作为中世纪的终结点，可见其学术勇气。 勒高夫的中世纪史观明显体现了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他在书中就坦承，自己的历史分期观受益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第130、131页），而“漫长的中世纪”的概念更是直接受到尊师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影响。作者不仅在论述中多次引述了这一著作（第94，97-100页），而且概念本身也有借鉴，布罗代尔曾强调说十六世纪是“漫长的”。此外，布罗代尔在著作中提出西欧到十八世纪末方才摆脱了传统经济的束缚，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而勒高夫将十八世纪中叶作为“漫长的中世纪”的终结点，毫无疑问是对老师观点的回应。二人虽然都主张“长时段”观念，但取向却有明显差异。如果说布罗代尔是通过“长时段”探讨西方现代经济的源头，勒高夫则是借助“长时段”探讨中世纪的终结。 这种新的中世纪观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潮流的呼应。经济社会史是新史学发展过程中诞生的新领域，侧重社会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分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无论是中世纪的开始或者结束，经济社会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存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就中世纪的开端而言，他们往往采用“过渡”的说法。中世纪经济史先驱亨利·皮朗认为，古代经济以地中海为中心，中世纪农本经济以西北欧为中心，从前者的衰落到后者的兴起延续了数个世纪。 近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则在其代表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提到，古典经济是“奴隶制生产方式”，中世纪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过程。同样，中世纪的结束也存在一个“过渡”，这便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界曾经激烈争论的问题——“封建主义（中世纪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形态）的过渡”。这个过程很长，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鉴于工业革命的转折意义，因而此前的这个过渡期往往又被称作“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时期，特点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布雷纳的经典论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乡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便采用了这一说法。而荷兰学者范赞登最近的一本著作《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也强调了工业化之前农业经济的延续性。从经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中世纪确实显得更为“漫长”。 按照书名，这部书应当系统回答是否应该以及如何给历史分期这些大问题，照理说应该是本大部头著作。但作者集中关注的却是欧洲的“中世纪”，论述自己“漫长的中世纪”的立场，而且篇幅较短，似乎有些名不符实。但无论怎样，这是本很有价值的书。作者呈现了对历史分期与中世纪定位等问题的最新思考，即便他的观点未必完全可取，但无疑可以启发读者就这些主题进行自己的思考。例如中国历史的分期，按照传统看法，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端。然而这是政治史的视角，如果借鉴勒高夫“漫长的中世纪”的看法，无疑可以发现这一分期方法的局限性。 这本著作虽然出版不久，但在国外学界已经引起关注。特别是法国，已有多个学术期刊发表书评加以推介，评价以肯定为主。该书英文译本20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布，中译本紧随其后在今年出版，译文流畅易读，错误很少，这对于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件幸运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