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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朱政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海外中国学等领域均有开拓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而又全面地研究吕振羽史学的学者，《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对学术事业永不知倦的求索精神，令人久久难忘。 朱先生终身以学术为志业。即使在病榻之上，他和前来探望的师友说得最多的也总是，“现在手头上的材料，研究到90岁都研究不完”，“再给我几年时间，我还能写几本书”。 怎奈天不假年，2013年11月13日，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史学事业。是年岁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年度《逝去的背影》一栏中，他与侯仁之、李文海、裴汝诚、章伯锋等老一辈学者排在一起。和这些享有高寿的前辈学者相比，朱先生可谓英年早逝。每念及此，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惜时 朱先生1947年生于上海，家富藏书，人文气息浓厚。1966年，正当他完成高中学业，准备考大学时，“文革”动乱席卷而来。1968年，他像许多老三届知识青年一样，辍学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当一名农场员工。当年他刚满20岁。 黄山茶林场地处皖南山区腹地，峰峦起伏，山路险峻。在一片荒山僻岭之中，知青们日事翻地、除草、植茶、剪枝、施肥、喷药水等林场管理工作，以及伐木、稻田耕作、修水利、筑路、盖房等繁重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但朱先生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却给同伴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即被公推为连指导员。尤为可贵的是，黄山十年，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工作之余，总是勤学不辍。 对于这段“社会大学”的生活，朱先生后来曾在主编的《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老照片集）中作过这样的描述：茶林场知青中，有人“开始利用手上可能拿到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也在学习中有一些独立的思考，有的还写下了心得笔记”，更有少数人“将古书偷偷带在身边，业余时间，躲在宿舍阅读”。 后来，每当朱先生忆及这段人生经历时总是说：“十年茶林场，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品格，以及抗击困难的承受力，于工作、治学均获益匪浅。”我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老学人面对困难、勇于奋进的一个缩影。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朱先生顺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后10年，为了夺回因“文革”动乱而流失的宝贵时间，他夜以继日，沉浸于知识海洋，一口气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 毕业留校，朱先生虽已年届“不惑”，但“猛志常在”，浑身透发出一股学术创新的锐气。博士刚刚毕业，他就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专题论文，取得了不俗成就。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这一点在朱先生的治学与生活实践中也有充分体现。 朱先生年近花甲，仍抱着追回“损失时光”的信念，始终将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教学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阅读和写作之中。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他为了收集学术资料，几乎跑遍了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将各地与他研究主题有关的藏书网罗殆尽，甚至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其间，他每天只带着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早早地去往图书馆、档案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长时间的工作，加之饮食失律、营养缺乏，口唇溃疡时常发生。因每天背负大量复制的学术资料，光书包带就背断了三根。 朱先生故后，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忆及与其的交往点点滴滴，无不对其惜时如金的治学精神慨叹不已。 结缘 朱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从考察吕振羽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步的。 1980年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吕振羽先生不幸离世。吴泽先生作为吕振羽的学生，希望能够对吕振羽的史学业绩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纪念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而学习成绩优异、为人处事宽厚稳重、深得师长信任的朱先生，成为合适人选。 选择吕振羽史学作为论文选题，朱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相伴而生，但遗憾的是，迄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中国史坛的主流地位，形成了鲜明反差。 经过细致的学术史梳理后，朱先生发现，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除了宏观研究之外，还要进行典型的个案分析。成功的个案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价值，是深化宏观研究的有效路径。因此，以吕振羽史学研究为题，便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意义。 其一，从时间上来看，吕振羽的学术生命自1930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近半个世纪，几乎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其二，从研究范围来看，吕振羽几乎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有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和问题讨论，如中国原始社会史、古史分期、思想史、民族史、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其三，从学术网络来看，吕振羽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交往密切，或有学术争鸣。 故而，研究吕振羽史学，梳理其学术发展的脉络、生平交游与思想变迁，有助于当前学界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吕振羽史学的发展轨迹，不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认识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先生的硕博士论文，都以“吕振羽的史学研究”为题。这一选择，既与他所学专业有关，又与学术发展的新需要结合。由此，朱先生的一生与吕振羽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对吕振羽史学的研究，拓展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之际，朱先生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建设方面给予的重大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著述，对于宣传动员人民群众从事中国革命事业具有突出的贡献。 1999年，朱先生参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80余年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景，对于促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