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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实现四个结合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研究全过程，并在四个结合上下功夫。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任何学科都有基础研究的内容和应用研究的内容，但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经世致用，他们的理论和学说明显带有应用色彩。比如，宋代思想家朱熹主张治学应“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也就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深入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发展变迁规律，并把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学科专业边界划分得比较清楚，民族史、民族学和民族语言专业主要进行基础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侧重现实和对策研究，各学科专业互不“侵犯”。这种研究细分有利于深化相关领域研究，但同时也造成研究的碎片化，即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民族问题出现许多新现象。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如何让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不能只做纯学术的研究，而应既在理论和思想上有所建树，又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方面有所作为。 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结合。人类社会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系统。对于许多重大问题，只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得出正确结论，需要同时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民族学中的许多理论也是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19世纪中叶形成的进化论，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十分明显；20世纪形成的新进化论，借用了自然科学的“能量学说”分析人类文化进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同样要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研究民族来源为例，如果结合生物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就可能得出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比如，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藏族源于古代羌人（西羌或氐羌）。春秋战国以后，大部分古羌人融入华夏人中，另一部分南迁并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形成现在的藏缅语族各民族。这一史实不仅在历史文献、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中找到了大量证据，而且还可以从基因中找到证据。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儿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藏民的白细胞抗原与中华民族北方人群的白细胞抗原相符合。本世纪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个DNA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56个民族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 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相结合。西方民族学界一般把历史经典和文献资料中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称为“大传统”，把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大传统主要由历史学者研究，小传统主要由民族学者研究。我国部分民族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其实，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不仅有小传统，也有大传统。研究社区或村落文化，如果不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各种文化理念等大传统，就很难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民族学者应将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结合起来。 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相结合。科学分析范式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已知的事实进行比较，通过假设检验等方法阐明社会和文化的一般法则、规律或原理。人文学分析范式是理解、解释现象的范式，如历史学界普遍使用的考证“事实”真伪的范式，又如人类学界探索意义及其象征的范式。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虽然性质不同，但两者并不是毫无共性，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也具有规律性，学者归纳、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则也具有普遍性。因此，把科学范式与人文学范式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学的。应把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