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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97年前由青年学生发起并迅即扩大到工人和社会各阶层、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因其反帝反封建（军阀政府）的性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坚实的阶级基础，尤其是它触摸到了时代脉搏，同近代中国人民当时正在进行的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奋斗相结合，同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相适应，激荡出一幕幕高潮迭现的革命历史剧。 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国内对五四运动表现出的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的爱国性质，多能予以肯定。无论是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还是柳诒徵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看待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时隔近百年的今日，却出现了一些变相诋毁五四运动的谬论。 网上近年流传一种奇谈怪论，“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放第一把火的青年学生是后来堕落为汉奸的梅思平——“倒是当年最爱国的热血青年摇身一变，成为汪精卫投敌策划人、铁杆正牌汉奸。”上述说法以讹传讹，冠之以哗众取宠的标题，摆出一副“澄清历史事实、反思历史教训”的模样，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然而，我们根据历史事实，结合当事人回忆、民国报刊报道和现有研究，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放火人变成汉奸”的谬论根本难以成立。 五四运动当事人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提到，“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他对于这位跳上围墙窗户、冲进曹宅拉开大门第一人的“某君”印象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俞劲回忆中还提到正是这位“某君”和他一起走在队伍前面，并曾要求他买火柴。对比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罗家伦、傅斯年、匡互生、段锡朋、许德珩）的信息，与这些细节描述吻合的只有一位，正是匡互生。麻星甫则明确指出，纵身放火第一人是北京高师数理班的湖南人匡互生，实名匡济，周予同在《火烧赵家楼——五·四杂忆》中也支持这种说法，并且澄清，尽管当时关于起火原因有走电失火说、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等多种说法，只是出于支持或同情学生免遭反动当局迫害，但事实是“我们放的火，动手点火者就是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周为群的回忆中还提及有人阻止匡互生放火未果的对话。笔者查阅民国时期报刊《改进》，发现匡本人曾明确叙述过跳窗入宅纵火一事，但未承认是自己所为。也有当事人回忆指出，匡当晚清洗手上伤口并承认为白天砸窗所伤。这些细节基本能够确证跳窗放火的应是匡互生。而且匡早年亦有反封建（军阀）的经历，曾支持毛泽东组织的“驱张运动”，并在上海创办立达学校（园）等革命活动。据现有史料，直到1933年病逝，匡本人从未有任何叛国投敌行为。退一步讲，即便如极少数研究者认为究竟“谁是冲入曹宅第一人”和曹宅“失火还是纵火”这些细节仍然存疑，但绝无可能把它与梅思平联系起来。1919年梅思平的确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无史料表明其曾担任游行领导，甚至今日台湾版的梅思平传也未提及其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至于其抗战时期卖国活动则是公认事实，并已受到历史正义的惩罚。 既然如此，为什么网络推手要移“火烧赵家楼”英雄之花接在“通敌卖国汉奸”之朽木之上呢？ 首先，造谣者和传播者以同一历史人物“先爱国后叛国”判若云泥的表现，反衬出深刻的历史荒谬感和人生虚无感，从而歪曲多数学生爱国的真实动机、极大地贬低和否定了五四青年爱国行动的革命正当性。有谬论称“高喊爱国者，往往最容易变成汉奸”，似乎任何爱国行为都包含着走向卖国的基因。按其荒谬逻辑，“爱国成贼”，那大家最好都不要去爱国，其目的是要阻止今天更多人的爱国心。 其次，造谣者和传播者以人性的复杂多变为由去抹黑英雄、称颂汉奸，达到混淆视听、抹杀历史人物客观价值标准的目的。按其荒谬的逻辑，人性复杂多变决定历史人物个性充满矛盾。英雄和汉奸的身份转变可能是一夜之间。英雄的人性似乎“必然”包含平凡、庸俗甚至丑恶的一面，英雄革命行为背后甚至包含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表面上，他们是说人性和命运的“造化”弄人，其深层的动机则是要嘲讽和指责那些革命志士和爱国人士。 再次，造谣者和传播者以尊重生命价值、维护个体权利的名义否定和批判革命行动。他们站在个人主义和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谴责火烧赵家楼危害社会秩序、侵害他人财产人身安全，污蔑这一革命行动“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从而达到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险恶政治目的。 不难看出，抹黑英雄崇高形象、发掘汉奸“优点”的历史揭秘把戏，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时尚花哨的外衣难掩其祸心本质。无论是重弹自由主义的老调，还是重拾当年东方文化派的牙慧，都是为了极力贬低五四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在源头上阻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抽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块基石。 20世纪20年代以降，每到中华民族面临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否定“五四”的聒噪之声总会泛起。历史虚无主义者总会跳出来指责火烧赵家楼“烧毁”了中国，认为五四运动是历史的倒退，全盘西化才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而封建复古主义者则故意忽视文化的时代性、借口文化的民族性来兜售政治儒学的观念，主张不加区分地完全传承一切传统文化。但他们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铁的历史事实面前频频碰壁，尤其是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他们在喧嚣狂乱一阵后不得不偃旗息鼓、自认挫败。 历史虚无主义背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社会历史观的谬误，不仅在事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层面显示出来，而且在其归谬法的推演方法、反讽性的叙事手法中，亦深层次地凸显出来。那些试图否定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人不应忘记，正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受，从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探索和考量国家未来命运的工具来对待，而不是仅仅视作单纯的学理来加以探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密切联系工人群众，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也是一项优点。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道路，正是五四运动及其塑造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而缩短了中国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五四运动确立的价值观念已经升华并熔铸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激励着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和先进分子一道，抓住机遇、大胆实践、探索规律、不断创新，共同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奋力迈进。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