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陕高原商代青铜器的发现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青铜器因农业劳作偶然发现，而非考古发掘所得，故其存在背景大多不明。二是据有关信息可知，它们应出自墓葬，但未找到成片的墓地。三是发现地点虽然较多，但每个地点出土数量却较少，给人以零散之感。按照常例，既有墓葬发现，就应有居址存在；既有铜器墓发现，说明墓主身份不低，相应的居址也非普通聚邑。长期以来，为寻找商代墓地和居址，学界做出不少努力，直到21世纪初，可以确定的居址仍屈指可数。考古信息的欠缺，一方面使一些学者有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甚至认为这一带属游牧或畜牧文化区；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学者知难而退。所谓难，除了青铜器出土背景等信息欠缺外，再就是发表的资料比较分散且质量欠佳。因为这些青铜器，绝大部分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80年代中期以来，盗墓兴起，文物收藏趋热，不管以何种方式发现，零星出土的再也没有收藏到国家的博物馆里），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这些青铜器有不少分别放在各县文物库房内，从未发表；有的虽然发表了，但器物组合不全，而且缺少详细的文字介绍，加之当时印刷水平不高，黑白照片效果欠佳，甚至模糊不清，不能全面展示器物的特征，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不便。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希望能将这些青铜器全部汇集予以重新发表。2009年，由曹玮主编的《陕北出土青铜器》面世，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其中最早部分就是商代青铜器。因晋陕高原商代青铜器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而且晋西距商代都城殷墟更近。陕北青铜器的整理出版，使人们对尽快出版晋西商代青铜器的愿望更加强烈。 今年，这一愿望实现，由韩炳华主编的《晋西商代青铜器》出版发行，弥补了以往的缺憾，实现了学界的期望，实乃一大贡献，可喜可贺。 仅从书名看，《晋西商代青铜器》应是一部图录，其实它与常见的图录有很大不同。作者除逐一介绍器物外，还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内容涉及以往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像一部研究专著。兹将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本书所谓的晋西青铜器，包括晋西高原、临汾盆地和太原盆地，而通常所谓的晋陕高原铜器群的晋地部分，一般仅限于晋西高原部分，之所以把临汾盆地和太原盆地纳入，除了能更多地向学术界提供资料外，主要是从学术方面考虑的，对此，书中有专门交代。 晋西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较多，有相当一部分从未发表过，即使发表部分，对同一地点所出者，亦往往是选择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发表，如容器或特殊器物等，组合不全。本书则不然，而是将所有器物，不论青铜容器，还是其他小型器物，如铜镞、铜泡等，全部发表，组合完整。众所周知，这些青铜器主要出于墓葬，而随葬品的组合与墓主人的葬俗、身份、等级、性别等有直接关系，全面发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书中对器物的介绍，以出土地点为序，而不同于常见的打乱地点按器类排序的体例。比较而言，两种编排究竟哪种更科学、合理，我以为当介绍有出土地点或出土单位的器物时，以本书的编排为宜。因为这涉及到出土背景、共存关系，亦即器物组合问题，有益于从考古学视角进行研究。如果是对没有出土信息的器物进行介绍，按器类排序可能更好。当然，按出土地点或单位编排时，因同类器物分别属于各个出土地点，对于专门研究某种器物的学者而言，在查找同类器物时，就显得有点分散。本书作者显然想到了这一问题，在书后器物分群的附表中，专门按器类予以登记，某种器物出于何处，共出多少，该表一目了然。这样就为专门研究某种器物的学者提供了方便。另外，在具体介绍每件器物时，既有基本的文字描述与照片，大部分还有线图与拓本。其中后两项，虽然已引起学界重视，但并非同类专著都能做到。 有关青铜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往出版甚多。不过，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局限，大部分缺少对铸造工艺的介绍，即使有这方面内容，也很粗略。近些年来，随着科技手段的应用，学界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提升，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出现，并得到学界推崇。本书作者对青铜器铸造工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专设一章，对青铜容器，按照器形特征分类，介绍其铸造工艺。内容除直观可视现象，如范线、铸接、修补等痕迹外，还通过X 射线影像，观察垫片分布、缩孔与缺陷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各类器的合范方式、成形过程等铸造技术。另外，在这部分后面，还对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进行了分析。凡此，都是以往出版的大型青铜器著作中普遍欠缺的，它无疑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信息。 通过器物探讨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器物的年代，所以，晋西商代青铜器究竟属于商代什么时候，也一直倍受学界关注，论者不少，本书亦予以专门探讨。作者在概括以往学者的意见之后，对器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晋西商代青铜器分为五期，其中第二至五期的年代，大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队以往的看法相当，即二期约为盘庚至武丁前期，三期约为武丁后期至祖甲，四期约为廪辛至文丁，五期约为帝乙至商周之际。至于第一期则早于盘庚，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明确了分期与年代先后，结合出土地点，便可看出其分布规律，以便进一步探讨深层次的问题。 但凡提到晋陕高原的商代青铜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其文化因素构成的复杂性，就会想到它与中原商系青铜器的关系，想到与北方系青铜器的关系，以往确有较多论述。作者在梳理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亦提出倾向性意见，认为分为三群是合适的。即A群青铜器与殷墟青铜器完全相同，在殷墟都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B群青铜器既与殷墟青铜器的某些特征相同，又有区别，似对殷墟青铜器的改造，具有本地特色，有学者称为混合型。从数量上统计，本群所占比例最大。C群青铜器的特征与上述两群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兵器和工具，所占比重最小。 在统一分期和分群研究之后，作者又对每个地点或每个单位出土的青铜器，逐件与其他地点所见同类器进行比较，一一判定其年代，总结其时代特征。此项工作属基础性研究，看似简单，实投入很多，作者本人一定有很大收获。 本书最后是对晋西商代青铜器所属考古学文化与族别的探讨。以往学者讨论的晋陕高原铜器主要是临汾盆地和太原盆地以西的晋西铜器，这些青铜器属何种文化，看法很多，作者首先对此进行了梳理，大致有以下一些看法。认为晋西高原铜器属光社文化；有认为与陕北铜器有一定共性，可统称为石楼—绥德类型；也有将晋陕高原铜器群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前者分别叫石楼类型与绥德类型，后者分别叫光社类型、朱开沟类型与李家崖类型。还有把偏北的保德铜器单独划出，称为保德类型的。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晋陕高原铜器群属李家崖文化。本书作者经过对李家崖文化和青铜器各自流行年代的排比，认为二者的年代不能完全重合，因此，不能把李家崖文化与晋西高原青铜器等同对待，二者分属两种文化。李家崖文化是本土文化，而晋西高原青铜器主体属商文化地方类型，称之为石楼—绥德类型。其次，晋西高原青铜器还包括上东类型，此类型属外来因素。 关于方国与族属问题，更是以往探讨的热点，论者颇多，观点纷繁，作者在概括介绍前人研究成果之后，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认为从动态的时空角度分析晋陕高原青铜器的族属问题，才是比较客观、合理的，而不是放在静态的同一时段对待。因而把晋西青铜器按照时间先后与分布区域划分为多个单元，并结合历史文献与甲骨文的记载，分别推断了它们的族属，同时也论述了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以上是对本书的简要介绍，未必准确和到位。相信本书的出版，无论是其资料部分，还是研究部分都有助于上述有关问题的深入研讨，同时也会推动晋陕高原考古工作的开展。因为书中涉及的部分问题，在青铜器缺少考古背景材料时便很难深入。因此，在晋陕高原调查寻找与青铜器有关的商代墓地和居址，并进行发掘仍然是亟须开展的工作。对此，如本文开头所言，学界也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据我所知，除山西和陕西两省的文物单位外，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都带着上述问题在这里从事过考古工作，可直到20世纪末，一直收效甚微，经过发掘的遗址，在晋西，仅有柳林高红的半个灰坑；在陕北，也就是清涧李家崖和绥德薛家渠两处。其实，在20世纪，除了这几处，同时的遗址便所知无几了。 晋陕高原晚商遗址确实极少？还是较多而未发现？进入21世纪，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可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曹大志和辛庄考古队分别在晋西和陕北的实地调查，发现商代遗址在晋陕高原不是很少，而是很多，且有一定分布规律。其中有两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一是晋西柳林高红遗址，一是陕北清涧辛庄遗址。高红遗址是山西发现的第一处晚商大型建筑，其规模之大，即使与殷墟商王的宫殿建筑相比，也属偏大者；其主人身份之高，可想而知。辛庄遗址的建筑规模更大，分布在隔沟相望的两个峁顶上，其中“后老爷盖”峁顶一处，结构奇特，规模宏大，整个建筑由主体建筑与回廊两部分组成。主体建筑面积加现存回廊面积约4200平方米，当初远大于此数，这是目前所知商代晚期殷墟之外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建筑。依其结构和规模，推测此建筑应是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至于居住建筑，则位于较这座大型建筑稍低的台地上。更重要的是，近年还在本建筑前面的坡地上发现了铸铜遗存，出土了包括铸造青铜容器的花纹陶范等，表明其近旁应有铸铜作坊，这为本地在商代晚期可以铸造形制复杂的青铜器提供了直接证据。既有大型建筑，又有青铜器铸造作坊，足以说明辛庄遗址非同一般。据辛庄考古队调查，在辛庄遗址附近，还有多处规模不等的晚商遗址，它们之间肯定互为关联，但彼此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尚需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根据原文修改而成，有删节。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3日第8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