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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关 键 词：苏联共产党 改革 社会民主运动 知识分子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戈尔巴乔夫改革。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在74年的苏维埃政权史上，以1988年为分水岭，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突然爆发并迅速在社会上形成燎原之势，以其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松动和摧毁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最终在社会的冷漠中以至上的“人民”之名亲手结束了这一政权。为什么苏联社会民主运动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能力呢？这是因为，从形成背景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的直接结果。从人员构成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主要以对苏联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精英、部分党和苏维埃政治精英为主体，并在改革时期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从政治主张来看，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经历了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摇旗呐喊到要求修改宪法第六条、实现民主选举政治的根本转向。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社会民主运动发生政治方向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为政治夺权势力。最终，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曾经恢宏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轰然倒塌。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下面”的革命[①]。 一、社会民主运动是人民参与改革的主要形式 戈尔巴乔夫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参与来为改革提供坚实的社会保障。这是改革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以往的改革特别是赫鲁晓夫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原因就在于改革仅仅是苏共上层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争夺和妥协的伴生结果。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并非政治权力对苏联社会内部危机的理性认知反应，而是政治权力进行重新洗牌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附属品。一旦高层政治权力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之时，所谓的改革也就因为失去前进的政治动力而自然而然地消散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作为改革主体的社会大众实质上被排除在改革的决策之外，人民实质上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正因为改革的这种政治随意性和附属性，[A1]才使苏联改革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机会主义和政治盲目性。“一切已知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存在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下面的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少这些，那就必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结果就出现了改造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因而也就付出了高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代价’。[A2]”[②]为了克服以往改革的上述缺陷，戈尔巴乔夫在推动改革时将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视为改革的另一场革命——“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改革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需要发起社会民主运动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政治道义上讲，改革是人民的事业，理应允许人民参加这是“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A3]。”[③]戈尔巴乔夫认为，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它需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④]其次，从政治结构变化上讲，苏联社会构成的变化为“来自下面的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民主运动就是改革进程中群众的自发性行为，或者是少数政治异议者和权力觊觎者煽动的结果，那就无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准确分析和把握社会民主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社会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改革时期犹如星火燎原般的滋生蔓延，除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松绑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整个苏联社会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指出：“现在居住在苏联的每15个人中，就有14个是在革命后出生的。”[⑤]这个数字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学统计，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涵。它表明，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作用下，随着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的纷纷离世，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革命底色在革命后一代人的成长中而不断褪色。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转折作用的“60年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60年代人”既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新生代领导力量，也包括经历过60、70年代苏联高速发展阶段的战后一代，还包括60年代后出生并经历了社会发展停滞后面临着个人发展挑战的青年人。总之，无论是苏共领导阶层还是社会芸芸众生，苏共二十大带来的思想风暴已经成为其观察苏联政治命运以及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决定自己立场的风向标。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正是在这一统称为“60年代人”的苏联新生代中间发生发展起来的。 最后，从政治权力制衡上讲，以“下面的革命”发起的社会民主运动可以有效预防苏共官僚阶层的政治反动。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⑥]为了遏制官僚集团的反扑并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政治悲剧，大力发起和培育社会民主运动就成为戈尔巴乔夫稳固自身政治基础的权术选择。事实上，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综合症”始终不断地被用来提醒戈尔巴乔夫并促使他对党和苏维埃机关采取排斥态度。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认为：“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A4]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⑦]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同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在总结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之谜’的答案之一是他被巧妙地有预谋地灌输进了‘赫鲁晓夫综合症’的思想。1964年十月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领袖被解职。[A5]这个痛苦的教训被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激进派所利用，他们创造怀疑气氛以加强对总书记的影响。”[⑧]而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看来：“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⑨] 那么，戈尔巴乔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呢？在他看来，“公开性”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它就是一把粉碎顽固守旧分子阴谋的利器，是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进程的唯一机制。为此，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应该快速解冻，勇于触及一切新题目”，“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还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报道的对象。”[⑩]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公开性的口号所唤醒的知识界和媒体，向作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人质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为切实的支持”[11]。 二、用“公开性”“民主化”激发和培育社会民主运动 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与蔓延，最大的动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并始终加以维护的“公开性”。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公开性”就是改革的象征。“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A6]”[12]那么，在社会改革民主化进程中，又该如何体现“公开性”呢？集中起来讲，就是要真正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保守的官僚机制关。“如果谈到阻碍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A7]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3]为了破除这股政治上的强大阻力，只有通过“公开性”才能冲决官僚机制的障碍，使人民知道“在国家范围内正在解决什么问题，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做出了什么决定”[14][A8]，才能培养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保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的现实政治考虑，也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理念的体现。 藉此，“公开性”被戈尔巴乔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公开性”对党和国家机关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它成了党政机关激烈攻击的对象，因为党政机关既不想要客观信息，也不想要社会监督。”[15]戈尔巴乔夫批评党和苏维埃机关：“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16]为什么宣称是“人民公仆”的党，竟然无法接受人民的批评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对党加强控制——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后果。斯大林把党称为“圣剑骑士团”就充分暴露这一点。[17]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公开性”成为他推进改革的舆论助手。但是，“公开性”的闸门一旦放开以后，就会根据政治生活的发展衍生出自己的政治逻辑——政治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指出：“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感受到变革对自己的切身利益， 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公开性有助于弄清和思考新的现实和新的政治方针的实质。简言之，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改革。”[18]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公开性把民主制思想远远向前推进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19]同时，公开性对苏维埃体制内幕的揭露，迅速破坏了苏维埃体制的威严神圣。就像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说的那样：“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20] 这种“彻底改革”的民主要求就是对干部选拔制度进行改革——通过选举使干部真正地成为改革的力量。在1986年12月筹备中央干部工作会议时，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如果不创造公开性、批评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干部。”[21]在准备推行真正的选举制度时，戈尔巴乔夫打算实施两个新的选举方法：一个方法是推动中央全会必须确认共产党员能直接差额选举“一把手”——从基层组织的书记到州委书记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书记。从理论上讲，苏共一直实行的就是这样的选举，但在实际上，从基层组织到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的，而是根据党组织的规模，在党总支、党委、党委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另一个新方法是选举过程要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允许公开批评成了检验党内职位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想的办法。“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种新办法都是革命性的。苏共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放弃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即放弃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手段。苏共领导人希望依靠媒体的社会舆论、依靠普通共产党员的选票作为干部‘清洗’的手段，并通过差额选举实现‘清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22]当戈尔巴乔夫把党拉进政治民主选举中来并由人民第一次直接决定其政治前途时，社会民主运动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事实上，“公开性”的闸门一旦放开之后，立刻就会在死寂般的苏联社会引起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公开性和改革使大量的利益群体压抑已久的失落感——民族主义者的、经济的、环境的、文化的、宗教的——得以宣泄，这些宣泄在旧制度中找不到具有政治效验的抒发途径。”[23] 三、政治多元化下的社会民主运动：舆论分化倒向与政治反对派形成 随着“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政治氛围日益宽松的环境下，围绕改革展开的思想交锋，整个社会迅速走向分化、分裂，社会大众纷纷开始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而加入到各种社会组织之中。社会民主运动迅速从舆论准备阶段迅速进入政治组织阶段。一些冠以“俱乐部”、“人民阵线”等名称的政治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民主运动由思想领域迅速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并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既是具有敏锐政治触觉的社会精英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为攫取权力而裹挟社会民意的组织化行动，又是广大不满现状而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来达成自身愿望的社会民众的群体性行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一小部分仇视苏联共产党统治的怀有敌视立场的人在社会情绪过激化情况下的采取的煽动性、破坏性行动。最终，在反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统一政治目标下，社会民主运动采取了形式多样的组织活动方式，裹挟着社会大众的“民意”，在社会各个领域掀起了狂热的政治浪潮，持续性地对苏共发起了政治攻击。在这一过程中，领导社会民主运动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们主要采取了两种主要的活动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操纵社会舆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要变成现实并成为人民对官僚机关的监督就必须让人民有真正说话的权利和渠道。那么，哪些人才能保障人民的这一政治权利的发扬呢？只有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认为，作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他们乐意挑起改革的重挑并能够使报刊杂志这个“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能够发出“公民的自信的声音”[24]。为了保证这种声音的发出，戈尔巴乔夫对新闻舆论界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任命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报》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火花报》主编、加夫里尔•波波夫担任《经济问题》主编。此外，其他中央报刊如《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国家报》、《莫斯科新闻报》、《计划经济》等等也遭到了撤换主编的命运，最终都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为“支持”戈尔巴乔夫。1989年10月19日《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被撤换，成为社会舆论全面激进转向的主要标志。到了1990年初，已有上千种的出版物掌握在反对派的手中。[25]当主要的社会舆论工具开始掌握在政治民主派手中的时候，它就成为这些民主派人士扩大政治影响、组织政治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社会舆论的民主派们开始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大力抹黑和歪曲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污蔑留在党内的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并用“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的概念为社会大众构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远景，从而成功煽动起社会大众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和仇视。[26]于是，“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27]。 另外一种活动方式就是建立政治组织并最终成为政治反对派。事实上，当社会舆论工具被民主派们用来分裂苏联社会时，社会民主运动就走向了实质化的政治——派别政治。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这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铁律，也是苏联的政治高压线。“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28]赫鲁晓夫的下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的鲁莽作法在事实上造成了党的内部分裂，这是党的官僚集团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推动改革要不要允许党内有派别存在呢？戈尔巴乔夫的回答是肯定的。“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29]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党内必须有反映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纲领派。他对斯拉文说：“一旦我们给发扬党内民主进程创造了条件，党内立刻出现了许多运动和纲领派。”[30]截至1990年，苏联共有2000到3000个所谓的“非正式”小组和团体。约有200到250万人参加了上述组织。[31] 然而，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民主新力量的这些政治派别们并没有发挥其健康积极的作用。恰恰相反，在一个政治秩序即将崩溃、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历史时刻，所谓的民主新力量只不过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治投机客而已。“民主派作为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充满新的隐喻、新的口号和寓意的群体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停滞、沉闷和腐败的环境中。他们玩自由的游戏，闪现出思想的火花，而后经过我们的引申，又建造了不少空中楼阁，加入了这场游戏。其实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我们闯进了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是我们自己塑造出了这些民主派的形象——那是与令人讨厌的苏斯洛夫比较的结果。”[32]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克留奇科夫就认为：“所谓的民主运动是一股活跃的破坏力量。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的涵义是要为各种不同的机会主义流派提供一顶大保护伞。”[33]事实上，社会民主运动的确聚集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流派和观点的社会团体的代表。在利加乔夫看来，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把改革推上了绝路。“改革的真正的悲剧甚至是惨痛就在于，改革的领导者们不是同所谓的保守派进行正常的、健康的辩论，而只是热衷于同他们斗争，没有看到（确切讲是不想看到）正在坐大的真正的主要威胁……应该认识到，热衷于同‘保守派’进行政治斗争以及纵容当初以民主口号为掩护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改革的致命错误。”[34] 四、政治多元化下苏联共产党竞争能力的丧失 尽管政治派别的出现可能预示着苏联共产党作为统一团结的政治组织的瓦解，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把政治派别的存在视作苏共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在我国历史形成的一党制的条件下，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种经常起作用的自由对话、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机制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问题”[35]。而在政治解禁的刺激下，党内的分裂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允许党内派别的出现只不过是对现实政治的承认而已。“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36]然而，问题并非仅仅于此。党内的分裂以及政治派别的大量存在都预示着戈尔巴乔夫将采取合乎逻辑的政治举措：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1990年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共产党“打算努力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将严格地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不利用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政治上的优势”[37]。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决定修正宪法第六条，消除苏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罗曼•什波尔卢克说，使多党制合法化“实际上就是承认苏维埃制度是非法的，就是抛弃了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原则”[38]。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对宪法第六条修改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多党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对产生新的政治组织和运动有刺激作用。其中以民主为导向的组织——农民党、农业党、俄罗斯人民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党、俄罗斯民主党等占有显著地位。在自己的纲领中，它们都赞同民主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39][A9]苏联人民代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说：“这是走向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步。”[40]事实上，如果政治派别仅仅被严格控制在苏共党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在政治形式上或名义上保持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一旦破除了多党制的政治禁忌后，党内的政治派别迅速越过党的组织界限而具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和利益。于是，在整个社会弥漫着反苏反共的仇视氛围中，拥有一千九百多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只剩下一个政治空壳。构成党的机体的“活的细胞”的苏共党员们纷纷另作选择。 那么，在政治民主化运动中，这些苏共党员们为什么要加入到最终成为苏共政治竞争对手的其他社会组织呢？总的来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发挥了作用。 一是对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迷失。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国的巩固和加强，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东正教等）被布尔什维克的强力手段根除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开始苏联社会唯一的指导思想， 也成为苏联社会唯一的信仰来源。从俄共（布）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后的历史演变中，在推动苏联社会取得物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一步一步地丧失了自身曾经充满生机的政治活动能力和为社会提供信仰支持的政治思想能力。苏共已经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行政官僚机制开展工作，对上级的惟命是从成为判断意识形态忠诚的主要标准。于是，“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用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41]。但是，面对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和人民急切盼望党能够给予积极的解释时，这样的做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戈尔巴乔夫说：“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卫国战争和战后复兴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削弱了，酗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公式化的‘大众文化’更严重地涌入到苏联社会，把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强加给我们。”[42]于是，当有一种新的思想主张能够为人民解释造成今天这种困境的原因时，僵化封闭充满老套的意识形态就不得不在人民的选择下开始了政治退让。因此，如果从思想上探究部分苏联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运动的根底，大底不外如此——政治信仰的迷失。 二是对戈尔巴乔夫许诺的改革愿景的幻灭。如果说政治信仰的迷失是苏共党员从事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根由，那么通过深化改革以恢复党员对党的信任仍然是有着巨大有政治机遇。因此，重塑党员的政治信仰，关键在于改革能否做到清除积弊、激浊扬清、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承认，从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戈尔巴乔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必须使人民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只有通过关心、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真正地信心，才能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1987年11月26日，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了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广泛民意测验结果。结果显示：在回答：“您能不能说您是乐观地看待未来、相信未来”的问题时，有72%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肯定的，10%的人作了否定的答复，18%的人表示难以回答。对民意测验的分析表明，在不相信未来的人中间，多半是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改革和净化社会生活的进程触及了其利益的人以及被调查时正在闹家庭矛盾的人。在对提出的问题表示难以回答的人中间，有不少是还没有确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和那些有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心理的人。[43]即使是在改革进入到1988年时，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继续表示支持。1988年5月27日，《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对莫斯科人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经济计划没有带来什么好处。12%的人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们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40%的莫斯科居民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家庭生活能在今后5年内有所改善；18%的人说，情况会越来越糟。但是，民意调查发现，莫斯科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整个计划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44]然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略却最终葬送了人民对改革的美好愿望。激进的政治体制方案在延误了经济改革的宝贵时间的同时，也进一步使社会生活不断泛政治化。身处大变局时代的苏联共产党员，在党自身面临改革和社会重重压力的情况下，也开始了思想上的裂变和组织上的分化。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利益的公开追逐，成为苏共党员在改革愿望幻灭后的政治反弹。 三是苏共的涣散分裂刺激了党员的个人野心。作为一个拥有全国政权的政党来说，布尔什维克党始终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处理党员规模的急剧扩大给党的纯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列宁在革命胜利初期就预想到了这种情况，并提出了清党以保持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指出：“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45]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苏共领导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原因很多，但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的组织管理体制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消极作用。一方面，干部任命制在保证了党在组织路线上的控制权的同时，由于监管的缺位却也不可避免地在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产生了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判断。曾经作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利加乔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取决于主观因素。”[46]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式的组织管理体制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苏共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整体政治道德水平急剧下滑。此时的苏联共产党与其说是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党组织，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行政机构。于是，党的组织原则和道德伦理迅速被官僚科层制的新要求所替代：“履行义务和遵守纪律被奉为官僚的最高准绳，它是向上爬的最可靠的阶梯。”[47]对于下级部门来说，上面的指示和命令就是最高权力无所不知的表现，它对官僚机关中每一个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他们作为公职人员而存在的保证。于是，“遵守制度本来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目的。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目的偷换，工具的价值变成了最终价值。一般来说，所谓纪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规章的意思，但官僚们不是把纪律看作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措施，而是看作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直接价值。这种改变本来目的的、进而强调纪律的做法，导致了僵化和不易适应性。形式主义以至仪式主义就是这种顽固坚持和过分遵守形式化的程序规定的后果。”[48] 政党组织的官僚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它在信仰和行动两个方面塑造了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向上爬”成为组织成员的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唯一行动准则。于是，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先锋模范作用慢慢地被消蚀腐化。党的形象开始被一幢幢恢宏壮阔的大楼、一辆辆等级分明的汽车、一个个特供专卖的小白桦商店所取代；党的政治活动能力开始被一个个部门、一份份文件、一串串检查所肢解。党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当戈尔巴乔夫着手改革时，他不得不对改革的发起者——苏联共产党——提出了通过对党员的政治鉴定以克服党的官僚化弊病的改革要求，以此达到恢复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党内关系的目标。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发现通过清党仍然无法根除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弊病的时候，他开始谋求建立另外一套权力体系来减少和克服党对国家政权的过度介入，以此希望党真正成为一个向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然而，让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一旦彻底剥离了苏联共产党与政权的关系，固然能够减少官僚主义以党的侵蚀——因为党再也没有向国家政权直接输送行政官僚的可能。但是另外一个更有颠覆性的后果就是，拥有政治野心的党员，特别是党内精英们开始另起炉灶，谋求他路。不管是出于政治策略需要还是政治立场变化，这些有野心的党内政治精英们在反共的政治浪潮中，通过对苏联共产党的大肆抨击摇身一变成为“反共斗士”、“民主精英”，在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野心的时候，又给处于风雨飘摇的苏联共产党以致命一击。一大批从苏联共产党内走出来的“精英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分食苏联共产党留下的巨额政治财产。亲身参与八一九事件的列别德将军就是这样评价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的上层政治：“党的上层在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上成功地把党证扔进了垃圾箱，抛弃了民主的旗帜，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把我们引向树有其他标志的另一个未来。环视四周看一看，谁在掌握政权？哎呀！……都是熟悉的面孔！不久以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写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台子上聪明、威武雄壮地端坐着。”[49] 注释：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⑥]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⑦]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⑧]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⑨]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90-191页。 [⑩] Горбачев М。С。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в2т。].Новости，1995. [11]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2]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1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4] Попов В。П。Больщая ничья：СССР от Победы до распада。ЭНАС，2005. [15]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4页。 [1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52页。 [17]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18]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19]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20]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А。Семь вождей。В 2 кн。Кн。2.М。，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9,С，315. [21]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22]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 [23] [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政治学导论》，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24]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25] СМ。Кузнецов И。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1917-2000）。2003. [26] Ненафшев М。Ф。Иллюзии свободы：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в зпоху перемен（1985-2009）-Логос，2010,С，37. [27]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8]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页。 [29]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143页。 [30]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版，第38页。 [31] “苏目前有两三千非正式组织”，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2月1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2月19日。 [32]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册，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33]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34]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35]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36]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年，第205页。 [37] “外电评述：戈氏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2月5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2月7日。 [38] [美]查尔斯·雷丁：“戈氏抛弃列宁主义使自己陷入困境”，《波士顿环球报》1990年2月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2月25日。 [39] Орлов А。С。Георгиев В。А。Георгиева Н。Г。，Сивохина Т。А。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Учебник。2-еизд。，М。，ТК Велби，Изд-во Проспект，2003,С。454-455. [40] “ 苏人代会通过设立总统提案”，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3月13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3月15日。 [41]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76页。 [42]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43] “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苏联人对未来乐观”，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1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7年11月30日。 [44] “民意测验表明：莫斯科人支持改革但暂未受惠”，合众国际社纽约1988年5月27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8年5月30日。 [4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页。 [46]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7]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48]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49] [俄]尼古拉耶维奇·布兰涅茨：《棋子：国防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