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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史学交流的当代意义 有道是，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是谓“与时俱进”也。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也就成了各个时代历史学家的职责。倘如是，那么这几年正在兴起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毋庸置疑，也应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们之要务。就我个人来看，原因如下。 中外史学交流与文化自信 本文一开篇就谈到这一点，这里就题旨，只简单提二点。 1.关于话语权。综观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大体都在沿袭西方的术语概念，这种“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入。当前，在史学领域，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乃中国史家的重中之重，是每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以我个人而言，如在主编与写作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过程中，曾努力寻求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恪守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西方史学通史》出版后，学界认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已开始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的认识，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自然是对我们所做出的点滴成绩的一种莫大的鼓励。“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种鼓励更激发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而继续探索。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每一位中国史学家的共同奋斗。 2.中国史学如何“走出去”?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坦率地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史学不甚了解，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又如20世纪西方学者巴特菲尔德之流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缺乏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如此等等。他们的皮相之见实在是缘于对中国史学的不了解。⑤反之亦然。因此中国史学要“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史学，我们也要深入了解国际史学，因为了解是交流的基础、了解是对话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学界前进的步伐，比如最近《文史哲》英文版创刊时，提出了“让世界用最顺的方式读我们”，这不仅是对英译质量的严格要求，而且是办刊者的志在宏远亦即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学术，及时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与我们当下常说的入情入理地讲好中国故事，是异曲同工的。我们讲好了“中国故事”(中国学术)，外国人又能读懂我们，交流自然就会顺畅。舍此奢谈史学交流，恐怕只能流于空言。 中外史学交流与史学发展 中国史学之进展，既需要以科学的和求真的精神，革新传统史学，也需要借鉴域外一切优秀史学成果，换言之，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巧借外力，由上文所述的中外史学交流之脉络可以看出，即便在近代以前，当中国史学处于强势向外辐射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输入国对输出国的影响。近代以降，外来史学的强势东传，中国成了输入国，其对中国史学的革新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委实不能低估。以20世纪而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史学终于告别中世纪，开始步入现代化史学的新路，这既是中国史学内在的革故鼎新，也是外力促动的结果。检点中国现代史学史，倘舍弃了与域外(主要为西方)史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那是难以想象的。进言之，我们不仅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遗产，而且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远大的抱负，设法使外来的史学成为改进和丰富中国史学的一种资源，这种文化景象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中外史学交流与学科建设 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史，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对各自历史学发展进程的研究，而鲜有对不同地区、民族之间史学相互交流的探析，比如对司马迁或希罗多德的史学，倘只停留在两者自身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则就不够了，应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要追寻他们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在输入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反响等，这就为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进言之，中西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内涵就更为丰富了。以中国史学史学科为例，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将“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明确地提出来，此后按梁启超的模式写作的中国史学史，可谓不乏其人，相关著作纷出，诸书多有革新而且各具特色，在此不容评说，但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于是，后继者又继续努力，跳出梁启超的编纂模式，为扩充史学史的内涵，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待铸造”，⑥籍以丰富史学史的内涵，倘如是，它可望成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于前进中的中国史学史是这样，于前进中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是这样。 总之，我们对中外史学交流的探究，就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且有一种更宽广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同我们的文化自信建设息息相关。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全力投身到史学文化的实践中去，让《史记》的光华辉映在异国，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声音传诵他乡，为此尽管岁月流逝，然生生不息，我们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 注释： ①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7页。 ②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③参见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学报》1976年第3期。 ④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⑤《史学理论研究》从1992年开始，连续发表了朱本源先生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等系列长篇大论，有力地批驳了这里提及的西儒的谬说，值得仔细一读。 ⑥参见朱维铮：《史学史三题》，《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 （原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