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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浙东地区古代书院遗址进行调研后发现,书院在地方的文化建设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社会,书院是培育人才、弘扬学术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不少著名的学者曾在书院讲学,传播其学术思想,培养出大批弟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突出贡献。 东明书院(原东明精舍),在浙江省浦江县东明山之阳,是柳贯、吴莱、宋濂等大儒的讲学之所。《浦江县志》卷一记载,“东明山”距县东三十里,“青田尉郑德璋创精舍于此,以教其族人”。东明书院自创办后,年满十六岁的郑氏家族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元代中叶,郑德璋的儿子郑文融扩建东明书院,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除此之外,郑文融还亲自编写《郑氏规范》来教育郑氏子弟,形成具有一定规范的良好家规。 东明书院的教育模式主要集中在道德修养的教育和经艺、科举的训练方面。而在文化传承方面,书院承担着编书、刻书的功能,师生之间还会成立诗社,探讨诗艺,切磋学问,增进感情,无形中完成了对文化的传承。 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素质教育” 在思想品德的塑造方面,一是建筑景观和室内景观的营造;一是学者撰写劝学性质的文章。在书院内,一般会悬挂圣人画像,营造向圣贤学习的氛围。《东明书院章程》“入学”条:“每年元宵,管理人将入学吉日开明通知。临期,悬挂宋文宪公遗像于厅,具陈香烛、果盒、净酒,家长等率学生行礼毕。请山长登堂,家长等先行拜托,内外肄业诸生方行参谒之礼。其末与考及文未成篇者,自有义塾,不得混入。”宋濂长期执教于东明书院,对义门郑氏作出较大的贡献,更以其为一代文宗、文臣领袖的地位,令天下士林景仰。东明书院悬挂宋濂的遗像,希望学生以宋濂为榜样,激励郑氏子弟潜心向学,修德修业,光宗耀祖。 在东明书院的建筑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成性”“四勿”“继善”“九思”为名字的四斋。东明书院的堂寝颜叫“敬轩”,中庭颜叫“数飞处”,厂厅颜叫“居业堂”,并且有诸生肄业的厢房二十二间,分别以“孝义绍先猷,允作麟祥凤彩;诗书绳祖武,宜勤孔思周情”编列。这样的名字时常提醒学生注意加强品德的修养,不做坏事,不断地提升道德修养。 强化经史等方面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在古代的主要体现是对学生经史的教育与训练。书院办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以考试训练为突破口,引导学生理解经史著作。考试的类型有窗课、堂课、乡场课等。窗课,是比较常规的考试,在每个月的初三、初八进行考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考”。 堂课,是每个月的“大考”。在每月的十八日,由山长(校长)组织全体学生在书院的大厅进行考试。这天,由书院的管理人员负责给山长和考生提供茶饭。对于考生来说,这是每个月的重要日子,全体考生都想考出个好成绩展现自己的风采。考试结束后,由山长亲自阅卷,汇呈给浦江知县批取,并进行发榜。生员一等第一名、童生首名,各赏给太史纸一刀、笔六枝;生员第二、三名,童生第二名至第五名,各赏给太史纸半刀、笔三枝。和窗课相比,堂课显得隆重了许多,并且对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发放数量不等的纸张和笔等作为奖品。乡场课,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东明书院的傅竹溪山长所创立的,具体指在每年的乡试年份,书院学生聚集在厅上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为书艺三篇、八韵排律一首。 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对经典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在文化的传承方面,促使经典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 注重国际化教学 晚清民国时期,东明书院紧跟潮流,在以《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教育的基础上,还十分注重英语、农业、数学、科学等方面的教育。据《东明书院志》记载:《廿二种算术》《新式教授书》《农业教授书》《英语读本》《教育法规》《动的教育学》《实验各科教育法》《新编教授法》等在该书院的藏书中占据较大比例。书院的授课老师开始进行英语、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这使得东明书院完成了由传统书院向现代书院的转型,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明书院先后培养出了明代开国文臣领袖宋濂、被黄宗羲誉为明代诸儒之祖的方孝孺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还涵育了江南第一家郑义门的“孝义”文化。书院老师参与编写的《郑氏规范》,在中国古代文化世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迄今世界上最完备的一部家族法典”。 综观东明书院七百余年的历史,它始终与郑氏家族共命运,“有义门不可无东明,有东明而益以显义门”,培养出了一大批国家栋梁。正如陈丙荣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所写的《重修东明书院序》中提到的那样,“敦本立教,一时人文蔚起,官庶子、博士、参议、春官、御史、长史、内翰、寺丞者,后先踵接,郁哉煌煌”。一个书院能够为社会培养出如此多的人才,在古代地方教育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在今天,重新审视和探讨东明书院的教育模式,对我们理解现代教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系复旦大学社会实践项目“家族教化与文化传承:浦江月泉书院、东明书院等遗址保护与开发现状调研”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