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至在德国海德堡(一九三○年)
    戊戌新春，琐事蝟集，又有还不清的文债。但我仍然想写缅怀冯至先生的文字，先把一些看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扔到一边。产生这种写作冲动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收到了一本《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因为收到快递时信封上的“详情单”已脱落，因此不知是哪位好心人为什么在此时会给我寄来这样一本书。书中收录了56篇缅怀冯先生的文章，感情真挚，文笔隽永。我并非冯先生的亲属同事，也不是他的亲炙弟子，编选者没有向我组稿是很自然的。但因为我跟冯先生也有过接触的机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二是几乎在收到这本书的同时，我又收到了上海寄来的一本文学刊物，其中刊登了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有一位大学者一提到冯先生就摇头，说：“风派！”我佩服这位大学者的渊博，但对他这种恃才傲物，轻易臧否人物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得更为直白一点，就是极其反感，因此更愿意谈谈我心目中的冯至先生。
    “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冯先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领军人物，因此他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执教，曾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虽然职务和头衔并不能完全跟真才实学画上等号，但在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这类人才多于过江之鲫的单位，没有一些学术实力恐怕也是服不了众，压不住阵的。
    然而，冯至先生却特别谦虚。冯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歌德研究专家，他的论文《论歌德》代表了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高水准，曾荣获德国颁发的歌德奖章。但他却表示并没有真懂歌德，因为他没有深入研究过歌德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著。他的《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界有口皆碑，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活脱脱的唐人杜甫，而没有将杜甫现代化或政治化。因此，毛泽东当众夸奖冯至“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但冯先生却表示“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并不自诩为前卫先锋学者。鲁迅称赞冯先生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朱自清肯定他的“叙事诗堪称独步”，但他却说沉钟社的作家群中，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冯先生一生都处在不断反思、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从不欺世盗名，把自己打扮成完人。直至晚年，他还在为他曾经写过批判艾青的文章而内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篇《论艾青的诗》已属相当温和，并没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火药味。
    在冯至先生面前，无论是学识，还是年龄，我都是晚辈。1941年，当他僻居在云南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观行云、沐山泉、听松涛、闻松香，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我刚刚在重庆的歌乐山呱呱坠地。据说冯先生很不希望有些人去打扰他，但当我去敲北京建国门永安南里8楼203室他的房门，或是拨打当时只有六位数的“502695”的私宅电话时，他的态度都是热情的。这跟我的个人因素毫无关联，唯一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研究鲁迅，并供职于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而冯先生是一个发自内心尊崇鲁迅的人。
    鲁迅对冯至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坛，最初影响冯先生的应该是创造社元老之一的郁达夫。18岁的冯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听过郁达夫讲统计学，并为郁达夫的《沉沦》《采石矶》等名篇所倾倒。通过郁达夫的引荐，沉钟社成员陈翔鹤在1923年下半年拜访了鲁迅。再通过陈翔鹤、陈炜谟的关系，冯至也接触了鲁迅。冯至有一个同学叫戴昌霆，是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戴螺舲的儿子，他也向冯至介绍了鲁迅的情况。不过，鲁迅对冯至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他的作品和讲课。
    冯先生告诉我，鲁迅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品是1919年冬天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件小事》，作品中那个满身尘土的人力车夫形象曾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1924年暑假之后，他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其实并非专讲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旁及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讲的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野草》中有一篇散文诗《一觉》，其中追忆了两三年前有“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到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赠给他《浅草》杂志的情景，并对浅草社、沉钟社的成员寄予了殷切期望：“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文中提及的这个“并不熟识的青年”指的就是冯先生。鲁迅还曾把一本《当代英雄》的德文译本赠送给他，希望他把这部莱蒙托夫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我认为，冯先生以上回忆极有价值，就建议他写成回忆文章，发表在我们单位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上。这篇文章题为《笑谈虎尾记犹新》，我至今仍保存着冯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
    生命之路的探寻者和开拓者
    当我缅怀冯至先生的时候，有些深感愧疚的事同时涌上心头。1980年代初，北京一些单位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外国文学研究所也经常组织外国影片的观摩。刚刚冲出精神禁锢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一种“文化饥渴”，所以每当放映“内部电影”时都是一票难求。冯先生是外文所所长，当然会有些赠票，他腿脚不便，自己又不去观看，因此“少不更事”的我就经常打电话去向他索票，而结果都是每求必应。我敲他家的门之后，经常是取完票就走，既不问候老人家的起居，也不向他请教学问，回想起来深为当年的孟浪而懊悔。
    我不但自己多次打扰冯先生，有时还带着媒体去骚扰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台湾地区某影视公司要拍一组大陆老作家的录像，总片名似乎是《现代诗情》，其中当然也要采访冯至。我用“当然”二字，是因为冯先生在中国台湾、香港的影响力不小。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收录冯至作品的《现代中国诗选》。1970年代末，收录了冯至作品的《中国现代诗》成为台湾地区的“大学用书”。1990年代初，我还在台湾地区的《文讯》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学贯中西、创作多面的冯至》的文章，后收入我的《五四文坛鳞爪》一书，1998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了安排好这次采访，我还特意请来了冯先生的老友卞之琳先生。台湾影视公司的人一大早就到了冯先生的客厅，摆摄像机，调灯光，挪动桌椅，折腾了好久。后来请冯先生出场，讲自己的创作生涯，回答各种问题，还让他当场朗读了一首代表作《蛇》，临近中午才收工。冯先生将自己的一些书签赠给摄制方，但摄制方不但没有支付任何报酬，而且也没请冯先生吃一顿工作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单独请卞之琳先生去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我们对摄制方的唯一要求，是影片合成之后能赠送一盘录像，他们当时答应了，但事后打听，连这盘录像带也并没有寄。冯先生是一位爱惜光阴的人，深感岁月日减，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但像我这样不仅自己去打扰他，还带人去打扰他，实在是一种罪过。
    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不禁又想到冯至《十四行集》中那首关于“路的哲学”的小诗，每当读到，我都会联想到鲁迅小说《故乡》的结尾，也会联想起鲁迅的随感录《生命的路》：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
    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
    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
    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
    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
    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
    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
    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在生命的征途中，冯至先生是探寻者，也是开拓者。我们纪念他，就要珍惜他用艰难步履踏出来的路，让这条路不但不荒芜，而且越走越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