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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化推进的贡献毋庸多言，作为近代出发点的明治维新，对近代日本国家形成的意义，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故大凡谈明治维新之作，均不乏“近代化”这一字眼，俨然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化。但是，明治维新不独为日本一国近代化的问题，若将其置于东亚乃至世界史中重新加以审视考察，则有不同认识或结果。仅从中日关系史角度来看，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其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其扩张本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命运。 百年前清朝惨败的甲午战争，只是一个结果。这种结局未必是偶然，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谋华的必然结果。笔者涉足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接触到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后，这一认识越发强烈。 这次战争，大国何以败北？腐败无能的清廷自然不能推卸其责，但日本对华蓄谋之久、侦察之详、方略之远、策划之精，亦不能等闲视之。从明治改元开始，到甲午开战，短短二十几年时间，日本便早已形成举国体制，自上而下，以各种形式开展对华谍报活动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及资料，其对中国兵要地志等的熟悉程度，恐不亚于中国有关方面，甚至超过了一般中国士人。在日本人眼里，当时的中国犹如一个被推上解剖台的裸体巨人。 甲午战前，日本对华侦察是多方位、多层面的，涉及领域也极为广泛，从军事地理、社会政情、商贸经济，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应有尽有，其中军事方面尤为突出，说明日本早已将中国作为其假想敌国。侦探组织或实施者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军方、政府组织，又有各种团体、民间组织或个人。军方尤以参谋组织为代表，自一八七三年始，即定期向中国大陆及香港派遣军事间谍，从事各种侦探调查。同时，开展对华测绘及兵要地志编纂等活动。团体及民间组织以东京地学协会、东西两本愿寺、东亚同文会、兴亚会、玄洋社、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最为著称，个人方面则以早期大陆浪人为主。这些团体、组织或个人，有的互相关联或交织，同时又与政府及军方相配合，构成了对华侦探调查的广域谍报网。这方面的调查活动及其文献资料，不胜枚举。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现觊觎中国之心。早在一八七二年八月，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务省官员彭城中平三人，即奉命秘密潜入东北地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掩盖军人身份，两名军官暂被委任为外务官员。三人先航渡上海，然后经芝罘，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营口。其后，改名换姓，乔装行商，自营口至奉天府、海城、盖平、牛庄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察，直到翌年春夏期间，才先后返回日本。其中的池上四郎还准备留下来，以上海为据点继续侦察，后因故被召回。回国后，他们即向政府提交了《满洲视察复命书》（载《西南记传》上卷）。此乃目前所知近代最早的对华侦探报告。报告中，其所到之地的地形、人口、官府建制、道路交通、兵备，甚至日常生活等均有记述，尤其对辽河结冰与解冻的时期、状态等有细致的观察记录，可谓出于军事目的的侦察报告。 应该指出的是，明治之初，日本对现实中国的了解还很有限，在“征韩论”甚嚣尘上之时，日本对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山川地理等尚属陌生。尽管一直以来两国被视为“同文同种”，步入近代，又同为欧美列强的炮舰叩开国门，但是，在此之前的数百年，日本人的中国知识与信息，基本上停留在以儒学经典为主的传统学问层面，多属纸上谈兵的知识体系。加之，江户二百余年的海禁与锁国，人员出海长期断绝，故清末中国的实况并不怎么为日本人所知。这一点从江户末期刊行的有关中国概况的书籍，如《清俗纪闻》《唐土名山图会》《唐土名胜图会》等，俱可得到证实。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外交领域试图修改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另一方面，又为欧美列强闯入中国并获得诸多权益所刺激，急于在东亚及南洋地区扩张。虽然日本对沙俄帝国的南下防范不怠，但其扩张的矛头却直指当时尚有朝鲜等属邦的大清帝国。明治政府深知，对外扩张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琉球、台湾、朝鲜等近邻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与清政府交涉，但当时两国又无正式外交关系。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外扩张的国策，日本急需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明治新政府于一八七〇年九月，派遣年轻的外交官柳原前光等赴华，交涉建交事宜。尽管当时主事的李鸿章以“大信不约”予以婉转回绝，但经柳原再三恳求，最终答应次年再遣使磋商。后两国代表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在天津签订《日清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该条约于两年后在北京换文生效。这正好遂了日本急于涉足中国的心愿。日本不仅先于中国在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而且很快在福州、香港、厦门等地开设领事馆，加上原有的上海领事馆，迅速果断地构筑起便于对华侦察的情报据点。历史证明，自从这一貌似平等的“友好条约”签订之日起，中日关系便步入了完全由日本主导的非友好历史时期。一八七四年入侵台湾，一八七九年改琉球为冲绳县，一八八四年参与朝鲜甲申事变并与中国驻军冲突，一八九四年甲午开战……自入侵台湾后，几乎每隔十年左右，日本便向中国挑起事端或发动战争。可见，“友好条约”揭开的岂是友好之页？明明是令人痛心的悲惨篇章！ 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口号下，明治政府推行的所谓明治维新，具体到对华关系上，则是“谋华”二字。军事上要征服一个国家，除依靠和强化自身军事力量之外，还需要掌握对方国的兵备地理等情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一支精明强干的谍报队伍，同时又不可或缺尽可能翔实的兵要地志、地图等。回顾近代日本谋华史，日本早期所做的正是这一点。 早在一八七一年四月，日本政府就从原萨摩等旧藩以及陆海军中，选派福岛九成、儿玉利国、吉田清贯、池田道辉、田中纲常、成富清风、水野遵、小牧昌业等，以留学生名义赴北京学习。其目的是培养一批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实况的谍报或外交人才。一八七二年后，日本以琉球渔民在台湾遭难为由，叫嚣攻占台湾时，上述所谓留学生大多奉命奔赴台湾及南方省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日军入侵台湾做出了贡献。后来，福岛九成、儿玉利国、池田道辉等均成为陆海军谍报机构中的骨干，成富清风、水野遵等进入外务省等政府机关，活跃于对华交涉的第一线。 一八七三年初，政府又派遣陆军少佐桦山资纪、福岛礼助、黑冈勇之助等潜入台湾以及镇江、汉口等开港城市进行秘密侦探。赴华交涉外交事宜的柳原前光，在上海等地停留期间，就曾得到不少相关汇报。如桦山少佐与鹿岛县士黑冈“行凤凰山见清国兵营”（柳原前光日记《辄志》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一日），两人“今夜发船行镇江地方”（同上三月二十四日），“池上、武市、彭城从牛庄书状来”（同上四月三日）等。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密探报告以及军方从事的对华谍报活动，因属机密，除个别以探险报告或纪行方式发表之外，公开刊行的资料极少。原始文献大多已遭人为销毁，致使今日无从获知其下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同时，下令销毁所有重要机密文件或资料。据说当时，仅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等陆军中枢机关所在地的东京市谷台上一带，自八月十四日下午至十六日晚，因焚烧机密文件或资料，一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见原刚《陆海军文书的焚毁与残存》，《日本历史》第五九八号）。残余的部分资料，包括当时的一些手绘地图等，“二战”后为美军所扣押并运往美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研究可参见小林茂著《外邦图——帝国日本的亚洲地图》等。不过，通过《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黑龙会编）、《对支回顾录》（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陆地测量部沿革志》（同测量部编）、《参谋本部历史草案》（参谋本部编）之类的间接文献，以及不少游记、报告等资料，亦不难窥知甲午战前军方的涉华谍报活动。 日本军方有组织地开展对华谍报活动，始于一八七三年，负责机关主要是参谋组织。该组织起始于一八七一年兵部省内设置的陆军参谋局，其羽翼下的“间谍队”主要负责测量调查、地图绘制等，这也是后来在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从事秘密测绘的陆地测量部之前身。 一八七二年后，兵部省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陆军参谋组织改为第六局，局长为鸟尾小弥太少佐。他将探察和研究中国军事作为要务，并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派遣美代清元中尉为首的八名将校或下士，以留学名义进入北京。这是军方正式派往中国的首批谍报将校，俗称“清国派遣将校”。这些人以学习语言为幌子，实际从事实地侦察、情报收集等活动。从通过鸟尾局长下达的“甲、乙、丙号”训令中亦可知，他们分别被赋予不同的侦察任务，其中甲号以政体民情、财税商法、语言风俗等为主，乙号以陆海军备等为主，丙号以兵要地理等为主，所定侦察内容极为详细周到。多次赴华从事外交活动的柳原前光的日记中，就有不少相关记录。 一八七四年，又派遣了以大原里贤大尉为首的第二批将校，共七人。或许应当时日本攻台湾之需，第二批派遣将校主要分驻于福州、镇江、广东等南部地区。伴随着日军攻占台湾，及其后中日战端一触即发的局势，不少将校一年左右即返回，但也有先后滞留多年者，甚至有岛弘毅、大原里贤这样先后驻扎十年以上的老牌间谍。这些人除收集和刺探所驻城市或地区的情报外，还冒险潜入各地侦察，如岛弘毅的旧满洲踏查（有《满洲纪行》二卷）、长濑兼正的甘肃地区探察、向郁的长江流域地理调查、大原里贤的川陕地区潜行（有《陕川经历记》）等。当时中国大地，几乎到处都有这类谍报人员的身影。他们所表现出的“出生入死”精神及谍报活动等，在前述《对支回顾录》和《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均有部分涉及，《乘楂日记》（衣笠豪谷手稿）等游记中也有大原里贤等军人的相关记录。只要稍浏览一下这些资料，就不免有触目惊心之感。 在陆军参谋局组派赴华将校的同时，海军方面也曾多次派出自己的将校深入中国大陆及台湾，从事谍报活动，曾根俊虎即其中之代表。自一八七三年起，曾根多次潜入中国，或随使臣收集情报，或单独筹集军需物资，或深入沿海甚至内陆僻壤，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极为活跃的情报能手。回国后，还向天皇进献《清国近世乱志》（自著）和《诸炮台图》。若翻阅其撰写的《清国漫游志》（一八七四）和《北中国纪行》（一八七五），会对其在华的谍报活动深感吃惊。 就在第二批将校即将派出的一八七四年二月，陆军第六局重又恢复参谋局之称，而且其业务和权限都有所扩大。尤其是地图、地志及测量等部门力量得以充实，并很快编刊了《清国渤海地方图》《清国北京图》《陆军上海图》《亚细亚东部舆地图》等，为其后的谍报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中有的地图就是在派遣将校入手的海外地图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一八七五年初，日本驻华公使馆开始常驻武官，军方的将校派遣制度也随之调整，即参谋组织决定武官人选，武官上任后，统领和协调在华谍报工作。首任武官为福原和胜大佐，随行者有古川宣誉中尉、下村修介下士等。同时还有几名派遣归来的将校再度赴任。武官制度设立后，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就成了谍报指挥中心，以福原大佐为中心，驻华将校及其雇用的密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谍报网，由此捕捉到的情报信息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日本有关方面。 为构筑这一情报网，军方动用了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有资料显示，一八七六年由北京至陕西、四川，再沿长江航抵上海，并用汉文撰写了《栈云峡雨日记》的竹添进一郎，在上海曾接到指令，加入福原和胜大佐的谍报行列。 竹添之所以成为物色对象，恐与他温文尔雅的儒学者气质、能文善诗的汉学家本领不无关系，因为这样更容易进入中国士大夫的交际圈。后来，竹添与李鸿章、俞樾等的密切交往，也说明了这一点。因属军事秘密，故竹添于上海的活动鲜为人知。不过，从这一事例，也可看出军方开展对华谍报活动时，在人力资源运用方面的策略。 一八七八年末，陆军参谋本部设立，陆军卿山县有朋亲自出任本部长，下属的管西局主要负责对华谍报活动，局长为曾任常驻德国使馆武官的桂太郎。 在尤为重视朝鲜与中国情报的桂太郎上任后，对华谍报体制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赴华将校派遣及侦探活动更为组织化、规模化和具体化。尤其强化了对华兵制、军备及地理地志等情报的调查、收集与编制。一八七九年派遣十二名将校，分别驻屯于北京、天津、牛庄、汉口、上海、广州、厦门等要地，为便于监督和指挥，京、沪各设一名管理将校。同时，为培养军用翻译或教员，又选派十四名语言留学生进入北京。自此以后，所派将校或留学生的职责及分工更为详细，就连每年侦探旅行的次数和日数都有明确规定，还要求侦探时留意绘制地图等。同年，管西局长桂太郎也亲自赴华侦察，后与福岛安正中尉等，根据派遣将校的实地报告，起草了《邻邦兵备略》，提交山县有朋本部长，后由其呈报给天皇。至此，日本已初步掌握了中国的兵备状况。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则着手实施针对中国的军备扩张。一八八二年九月，右大臣岩仓具视向阁僚提出“为对付中国，应将扩张海军作为急务”的建议书。同年十二月，政府向陆海军下达军备扩张令，即翌年开始，大幅度增加陆海军费，尤其是海军费增额三百万。紧接着于一八八三年末，修改征兵令，延长兵役期，强化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 自参谋本部成立后的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七年，派遣或常驻中国的将校每年都在十人以上，多时甚至达十七八名。驻留据点除上述地方之外，还有芝罘、宁波、福州、镇江、香港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以实战准备为前提的谍报盛期，也是早期对华侦探调查目标的基本完成期。北从沙俄及朝鲜沿海区域，南到福建、台湾及广东、香港，尤其是其间的重镇要塞和海湾港口等，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甚至一旦作战，大连湾、金州湾及威海卫等港湾，哪儿更适于作为登陆地点等战略问题，都有专人详尽考察。同时期的派遣将校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侦探旅行，如梶山鼎介少佐的鸭绿江一代（有《鸭绿江纪行》），铃木信少尉的辽东半岛，栗栖亮少尉的辽东半岛及渤海沿岸，福岛安正中尉的旧满蒙地区及山东各地（有《多伦诺尔纪行》等），仓辻靖次郎中尉的旧满洲腹地及山东沿海，小川又次少佐及益满邦介少尉的内陆地区，花坂円少尉的华北腹地，酒匂景信大尉的冀、鲁、苏省区，木村宣明少尉的大运河区域，小田新太郎大尉的川鄂省区，小泽豁郎少尉的福州等中法战区，田中谦介少尉的厦门、福州及其周边地区，岛村干雄少尉的两广及香港地区等，也只是谍报活动中的一部分。赴华之前，这些将校大多接受过测量或绘图训练，在侦探期间，携带罗盘仪、三角尺等简易工具，通过目测或步测，绘制了一些旅行图或要地简图。近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许多日方绘制的中国军事地图，其中不少是上述派遣将校的手绘原图。另外，据《邻邦兵备略》可知，当时包括清军重要军事机关神机营沿革在内的军事机密等，都为日军所掌握。对日本来说，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机密可言。 参谋本部于一八八五年改编，负责对华谍报工作的管西局改组为第二局，小川又次大佐接替桂太郎任局长。 其后，随着军事战略的南移，以及经费调整等原因，由参谋本部直接派遣的将校开始逐年递减。但这只是人员的调整而已，军方在华的谍报活动本身并未减弱，反而更加隐秘、更为持久了。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八八六年初，派往中国的荒尾精中尉，利用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纠集一些在华浪人等，组成强有力的谍报组织，后发展为日清贸易研究所等，成为在华培养谍报人员的摇篮。因此，可以说，一八八八年以后，军方的对华谍报活动进入一个以商业为掩护的新阶段。其谍报体制更为巩固，活动更为隐秘，调查更为完善。 另外，笔者一直认为，以《中国地志》的编纂出版以及小川右次局长起草的《清国征讨案策》的出笼为标志，至一八八七年末，军方已基本完成早期对华侦探任务，并已做好对华开战准备。如前所述，参谋本部设立后，一方面通过派遣将校实施对华侦探调查，另一方面则在收集资料和情报的基础上，着手编纂兵要地志等。通过多年努力，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中国地志》总体部得以出版问世。从其凡例及序言等可知，《中国地志》早在一八八四年初已完成初稿，后经补充或校正，才迟迟于三年后出版。原计划出版十六卷，即一至六卷为总体部，七至十五卷为各省部，最终的第十六卷为“满洲部”和“蒙古部”。但真正出版的只有总体部、“满洲部”（一八八九）和“蒙古部”（一八九三）三种。其余各卷恐被视为机密，未准公开出版。从已出版的总体部内容来看，除参考《大清一统志》等中、西文文献资料之外，还融入了上述派遣将校们的实地探察报告等。此书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志，而是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兵要志书。而且，初稿完成于甲午开战前十年。其编辑出版本身，说明军方当时已基本掌握了中国兵要地志等情报。 作为派遣将校之一员，小川又次曾在一八八〇年赴华从事过侦探活动，升任局长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再度到中国探察，回国后，根据自身观察及所获情报，再综合其他实地报告等，起草了《清国征讨案策》（一八八七）。该方案由“趣旨书”和“攻击策案”两部分组成，前者力陈侵占中国之必要，后者的“攻击策案”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和“善后处置”三篇。其中的“彼我形势”又分九个项目，以详细数字说明中国军备、战力等实况。尤其对清朝陆海军力、设施等弱点，几乎了如指掌。若对照七年后的甲午战争史实，其情报与分析之精确，实令人吃惊。分为十一项的“作战计划”更为详尽，从登陆地点、师团配备、进军路线，到物资输送、主攻、掩护及后援等，应有尽有，并附有作战计划图。其总体计划为，将八个师团投入中国本土，主力六个师团由山海关至滦河间登陆，直捣北京，其他两师团由上海经武昌攻占宜昌。最后的“善后处置”是侵略中国后的对华处置方案或设想。 作为军方的参谋本部，当时有这样的构想和计划，说明军方已完全掌握了中国军事情报，并已做好侵略准备。至于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没有对华开战，或许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或机会。 明治前期，在“中日提携”等口号以及各种目的的兴亚思潮泛滥的背后，军方及政府对华采取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即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侦探和战争准备，虽然这只是明治维新的一个侧面，但它关乎其后的中日关系走向，关乎中国的命运。 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回顾近代早期日本军事谋华史，对于正确理解明治维新正负两方面的遗产，尤其是重新认识明治维新之于中国，不无启发和现实意义。（《读书》2018年4期新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