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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人才最为紧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解决当时考古力量薄弱和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1952年至1955年,由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全国共有346名学员接受了系统的文物考古培训。宿白先生担任组织领导与行政工作,并与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著名考古学家,参与训练班的教学,为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赢得了中国考古“黄埔四期”的美誉,“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宿白先生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了全国首个考古学专业。1956年,苏秉琦先生任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两位先生联手创立了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战国秦汉四个阶段的考古学教学体系。宿白先生还开设了中国古代瓷器、古代建筑、佛教考古、中西文化交流史等专题课程。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京大学考古教育的发展。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先生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是他依旧关心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发展。 2008年5月,在北京大学刚刚度过110周年华诞之际,我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召开联合办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宿白先生就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培养专业人才最为紧要,为联合办学取得实效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深化联合办学,明确双方合作的着力点,即北京大学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国家文物局为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发展创造适当的外部条件。 通过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根据日益增长的文物保护领域人才需求,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考古、博物馆、文物保护专业毕业生,不断补充到文物保护系统。同时,北京大学持续承办全国省级文物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省级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培训班,以及西部地区基层文博管理干部培训班,为加强文物保护管理队伍的能力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宿白先生一直关心文物系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的论证、方案审核等项工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通过合作办学,建立、发展、完善遗产学学科建设。原有的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等专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做出相应调整,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例如考古专业,不仅强调培养学生的考古学研究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考古遗址管理能力,也要强化学生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意识,还要培养考古工作的公共关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同时,积极引进规划学、管理学、人文地理等学科的力量,使各学科相互渗透,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依托学校资源,发挥多学科优势,开展对国家文化安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决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创新基地。面向文物系统的专业培训,突出两个特点:一是前沿,二是高端。所谓前沿,就是根据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引进国际最新成果,设计、规划、实施具有领先性、前瞻性的培训项目;所谓高端,是指培训对象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他领导创办了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的教学体系,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自20世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考古专业人员,很多是宿白先生直接与间接的学生。鉴于他的杰出贡献,2013年,宿白先生获得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即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教书育人成就的肯定和褒扬。 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 1983年,宿白先生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对文物保护事业充满温情和关注,经常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城市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对。 2002年9月,侯仁之、吴良镛、宿白、郑孝燮等25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家学者的声声呐喊,次次拼搏,感动了社会,唤醒了民众,扭转了相关政策。 宿白先生十分重视历史性城市和街区的保护,特别关注城市中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研究。他通过长期以来在城市中开展考古工作的研究总结,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并做出初步的分类。同时,通过考古学方法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和功能开展研究,深化“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理论,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把“城市考古”理解为在现代城市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考古工作。以今天的视角审视“城市考古”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不论是对城市考古研究,还是对科学开展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2005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希望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创造社会公众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氛围,促进建立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提案经政协提案委员会审核通过,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承办。然而,提案的承办单位表示,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目前严格控制批准设立新的纪念日。不久,在召开文物专家座谈会时,我再次提到设立“文化遗产日”的问题,得到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赞同。于是11 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国家领导,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宿白先生就是领衔人之一。 在这封信中,专家学者们指出“我们认为,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以及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政策,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动态,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既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分享文化资源,参与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领导对来信很快作出批示,国务院办公厅及时组织召开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协调会议,2005年12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决定从 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终于在宿白先生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得以诞生。 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既是广大文物工作者期待已久的心愿,也是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一项积极举措,有利于增强广大文物工作者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吸引更广泛的民众关注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提高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一年一度的“文化遗产日”,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节日,而且逐步成为广大民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华文明共同的节日,各地围绕每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的主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 2009年6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21名文物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领导向这些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状。当天宿白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当我把荣誉证书和奖状送到家中时,宿白先生非常高兴,表示要在文物保护方面继续努力。宿白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名衔众多,却始终以“北大教员”自居,但是我感到先生对于这一荣誉称号格外珍惜。 “三句话不离本行”,随后宿白先生话锋一转,又开始谈起他关心的文物保护问题。这次他严肃地提出应加强石窟寺保护和推动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养。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以往不论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包括拍摄照片、测绘现状和临摹壁画。但是宿白先生认为石窟寺这类历史遗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考古学就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然而目前能够从事石窟寺考古学研究的人才屈指可数。宿白先生的建议推动我们持续开展了山西、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石窟寺保护状况调研,注重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