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自沉离世之时，周岁尚不满五十，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和学术生涯中，虽然研究重心与学术兴趣几经转移[①]，但成果丰硕厚重，影响亦极深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具有相当敏锐的史家眼光和强烈的“预流”意识，兼善自察自省，随时调整短期目标。1914年夏，在回复前辈学者沈曾植的一封信中，王国维谈到自己近岁的研究状况和计划，这样说道：
    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近因蕴公于商周文字发见至多，因此得多见三代材料，遂拟根据遗物以研究古代之文化、制度、风俗，旁及国土、姓氏，颇与汉人所解六艺不能尽同。此后岁月，拟委于此。至西域之事，葱岭以东诸国，力或尚能及之；自是以西，则恐不逮。然甚冀先生出其蕴蓄，指示涂术，虽不能负荷，或能作传火之薪亦未可知。[②]
    这段陈述值得留意，从中能够看到王国维由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古史研究的时间和动机，罗振玉（蕴公）在此际对他起到不小的影响，他们借助“商周文字”、“三代材料”和“遗物”来推究上古史事与文化，发明了诸多超越旧说的新见。同时，王国维治学又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对于葱岭（亦即中国“西域”和中亚的分界）以西的历史地理，自谓“则恐不逮”，并希望沈曾植能有以指教。
    信中所谓“商周文字”、“三代材料”和“遗物”，当然是指甲骨、铜器、石鼓等刻铸有早期文字的物质资料及其拓本，它们都是广义上的“金石”[③]。以金石材料考史证史，且每有新获，这让王国维兴奋非常，他在向学界同人介绍自己的著述时，屡屡言及研究方法：
    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己说为第一卷。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④]（1913年5月13日致缪荃孙）
    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拟着手三代制度之研究。一月前成《明堂庙寝通考》一书,全与旧说不合,唯阮文达《明堂图考》之说略似之。维更从吉金文字之证据,通之于宗庙、路寝、燕寝,并视为古宫室之通制。然金文中尚有反对之证据,故其一中一部分不能视为定说耳。[⑤]（1913年6月27日致铃木虎雄）
    “金文”、“龟卜”等对于王国维来说，最大的作用是能够帮助其研究三代制度，在他看来，其“有益于释经，固不下木简之有益于史也”[⑥]，王国维根据它们提供的信息订正了不少旧说的谬误，但也在重建新说的过程中碰见不少“反对之证据”，因此“己说”尚不能确定为“定说”，足见王国维对这些材料的重视和立论的审慎[⑦]。
    金石学兴于赵宋，在此之前，仅仅类似博古高明之士所独家掌握的机密（secret knowledge）。相对于汉儒以传注为中心的解经之法，中唐以迄宋代的“经学变古”思潮可谓做到了推陈而出新，经典文献从此不再“经典”，附着在经典之上的历史也面临质疑和重估，考实史事又需要新的证据和资源，金石之学遂渐勃兴，金石也在观念上从早期的祥瑞、玩好之物，转成助益经史研究的学术材料。王国维所言“颇与汉人所解六艺不能尽同”，正说明金石学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
    王国维十分推崇宋人的金石学成就，甚至认为“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⑧]，这首先是因为他觉察到宋人于金石搜集、传拓、著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⑨]，成就卓著；另外，由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着眼，王国维看到金石学在两宋以后命运衰微，虽于清代复兴，然不过宋人途辙而已。研究过程中，王国维还发现宋人有关金石的许多看法可谓不刊之论，难以更易，“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⑩]。王国维之坚定维护宋代金石学的地位，当是有所针对，他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提到，“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11]这类说法数见于王国维各类文字之中，他清楚地看到“国朝”金石学与金石学家之弊：“《筠清》出龚定庵手，尤为荒谬。许印林稍切实，亦无甚发明。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惜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学。然此数十年来，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不当以学之成否、著书之多寡论也。”[12]王国维的这些分析、判断、比较、论述和反思，已可视为现代学术范式中的“研究综述”，这既是他研究金石学的结果，也是其“拟专治三代之学”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二
    《观堂集林》是王国维最为重要的文集，1923年初刊二十卷，后增入补编内容，较原刊多出四卷，所收文字别为《艺林》、《史林》、《缀林》三种[13]。王国维于1921年亲自校订了这部《集林》，文稿选用标准相当严苛，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观堂门人赵万里记道：“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14]，《集林》的刊刻者蒋汝藻亦在前序指出，此书是王国维“删繁挹华”[15]而成，集中地呈现了他十余年间的学术关怀和研究成果。
    以吉金（铜器）为例而言，泛论某类器物、辨考其名实的文章，多收入《艺林》，有关具体某器的题跋，则收入《史林》。如《艺林》卷三有《说斝》、《说觥》、《说彝》等，皆由器物命名和文字来源等，述论其形制、功能的异同，兼订旧说。在《说斝》的开篇，王国维即引罗振玉说指出《说文》释“斝”的疏谬之处，将斝与爵加以分辨，又据《韩诗》说诸饮器有散无斝、传世古酒器有斝无散之情况，展开有关斝与散的讨论，最终认定“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16]。文中所列五条证据，不仅有传世文献，也有实物（端方所藏斯禁上所摆器物），相互比照，乃能“以小学上之所得”，“证之古制而悉合”[17]。至于《说盉》一文，论述更为精彩，王国维提到欧阳修《集古录》著录有一件自名为“盉”的器物，但早期文献中并无此物也无此名，《说文》提及盉仅云“调味也”，至于如何调味，则语付阙如，王国维仍据端方所藏斯禁陈器，结合《仪礼》的记述，给出“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的答案，由此证明献酌之礼中“卒爵”（爵中酒须尽饮）的可行性，同时否定了郑玄等认为礼仪中虚设玄酒（水）是为“不忘古”的说法。[18]
    《艺林》中讨论器物的文章，大致可认为属于名物学（thingology）研究范围，多由名称字义考察入手，展开研讨。文字是《艺林》最为关注的重心[19]，因此，有关铭文最多的铜器毛公鼎之讨论，也置诸《艺林》集中[20]。在《毛公鼎考释序》里，王国维表达了三重看法，其一，三代重器之中，属毛公鼎铭文最多，陈介祺最早得到此鼎，所拓铭文流传开来，学者竞相考订，自吴大澂之后，十之八九已经得到可靠解读；其二，自周初至秦汉再到当代，数千年间文字的变化脉络难以尽寻，古文中假借用字的情况也有很多，因此古器铭文有不少是难以训诂的，不可强作解释，如果不去承认和面对这个现实，便难免穿凿附会，然则因噎废食、就此放弃应该进行的研究和考订，亦属不妥；其三，古器铭文本是当时通行的文从字顺之作，今人难以释读，是因为不理解史事、制度和时代情状，如能从《诗》、《书》等文献中考察“其文之义例”，通过音韵学通“其义之假借”，用器物铭文验证“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21]。王国维实际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孙诒让、吴大澂等学者的金石学研究理路，认为他们“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疏密”，这个“方法”就是综合利用文献、史料、器物，互相参证印对，以将未解未识的字句释读出来。在此，王国维虽仍将辨识文字作为研究的目的，但相比《艺林》中的大部分文章而言，《毛公鼎考释序》已显露出博物学的色彩[22]。
    三
    上文已经谈到，《艺林》中的金石研讨当为名物学之属，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亟待考察和解析的“物”及其名称，而《史林》中的金石题跋，则以具体的“物”为话引，由此生发衍展，对与之相关的各类知识加以讨论[23]，如《秦公敦跋》云：
    右秦公敦，出甘肃秦州，今藏合肥张氏，器盖完具，铭辞分刻器盖，语相衔接，与编钟之铭分刻数钟者，同为敦中所仅见，其辞亦与刘原父所藏秦盄和钟大半相同，盖一时所铸，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与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盘及此敦耳。虢盘出今凤翔府郿县礼村，乃西虢之物，班书《地理志》所谓西虢在雍者也，此敦虽出甘肃，然其叙秦之先世曰十有二公，亦与秦盄和钟同，虽年代之说，欧、赵以下人各不同，要必在德公徙雍以后。雍与西虢壤土相接，其西去陈仓亦不甚远，故其文字体势，与宝盘猎碣血脉相通，无足异也。此敦器盖又各有秦汉间凿字一行，器云卥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盖云卥一斗七升太半升。盖卥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邱。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犹齐国差甔，上有大官十斗一钧三斤刻款，亦秦汉间尚为用器之证也。故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于徙雍以后解之；其出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观堂自注：汉西县故址在今秦州东南百廿里）癸亥八月。[24]
    秦公敦（今作秦公簋）于1919年间偶然出土，后归甘肃督军张广建所有，王国维见到此物后即行研究，成《秦公敦跋》[25]。新见罗振玉赠王国维秦公敦盖（秦汉凿字部分）拓本[26]，其上王国维手书长跋与上引文字内容基本相同，落款年月则为“辛酉孟冬”，也就是说，王国维至迟在1921年就已经取得秦公敦研究的初步成果。
    《秦公敦跋》是王国维一份相当有代表性的题跋作品，涉及的问题很多，跋文并未囿于该器的名称和形制，而是以与之有关的每个关键信息为媒介，联系相关器物和问题加以综合辨析推论。王国维首先提到，秦公敦器盖分刻不同铭辞，与一般器盖同铭的铜器有异，却近乎编钟铭刻方式，辞与盄和钟（即秦公钟）类同，书风则近于石鼓文，由此则从铭文内容、刻铸形式和字迹风格三个方面，大致圈定秦公敦的制作时间，接后复以与该敦书风类似的虢季子白盘引出地理话题，佐证制敦时间，将上限划定在德公迁雍史事，又据其上秦汉凿字“卥元器”论定此敦直至彼时仍为西县官物，用作容器。
    面对金石古器，王国维并不孤立地加以审视，这首先表现在知识与话题的转换上，由物到史、由文字到艺术，皆能涉及；其次则体现为由此物及彼物的“链接”功夫，《秦公敦跋》短短四百余字，在“主角”之外，还论及盄和钟、虢季子白盘、石鼓文和国差甔等，为各器之间建立以某种近似为基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有关秦公敦及所涉问题的研讨，并未完全终结于该跋之中，在研究其他器物和问题之际，一旦发觉与秦公敦有关的信息和话题，王国维又会重建关联、回顾省思，比如在《秦都邑考》中论西垂与西犬邱本一地[27]，在《噩侯驭方鼎跋》中论鼎铭中与秦公敦铭中相同某字系地名[28]，与罗振玉讨论沇儿钟、攻吴王盘等出土地而得出“古器有转移之事，不得尽据以考据地理”[29]的判断等等，均可视为《秦公敦跋》所论内容之“互文”和补充。
    四
    1916年2月，王国维自日本京都回国，至上海哈同花园任职，与邹安分别担任《学术丛编》和《艺术丛编》两种刊物的编辑主任，《学术丛编》前附条例中，写明刊物宗旨在于“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30]，《艺术丛编》则谓专以“发明国粹，动人观念，使人知保存古物，多识古字，多明古礼制古工艺为宗旨”[31]。“学术”以期“沾溉艺林”，“艺术”乃望“发明国粹”，足见二刊“相辅”[32]之义。罗振玉应邀为《艺术丛编》撰写序言，称艺术并非为娱人耳目，其重要性在于和“三古以来之制度、文物”的密切关系，同时又可作为“学者游艺之助”，“以考见古人伎巧之美、制作之精”[33]，他对金石古物之美的敏感和珍视，与王国维一贯相契。
    作为首位在学术研究中大量用及“美术”概念的中国学者[34]，和那些埋首经史无暇旁顾的同人及前辈相比，王国维具备更多欣赏、理解、论析和阐述美的能力，对金石尤是如此。他讨论宋代金石学的成就，特别注目和倾心于宋人“对古金石之兴味”，认为宋人能够欣赏金石之美，并且优游其间，至为难得，而这又当得益于宋人相当全面和丰厚的艺术素养，此绝非后代学者所能望及项背：
    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35]
    清代前中期的金石学者，大多只关心带有文字的器物和刻石，因为这些属于能够佐治经史的材料[36]，在乾隆朝以前，很少有像黄易那样大量搜求画像石刻者[37]，这个身兼官员、学者和书画家多重身份的金石痴迷者，还以搜访碑石作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与日志、游记相配合的“访碑图”，因使金石搜集和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艺术性。清季西学东传，因同时受到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学者逐渐发现金石物质之美感，亦转能品赏无字辞刻画的金石器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对宋人的金石学和金石文化力加肯定和赞誉，强调金石的研究和赏鉴如其两翼，不可偏废，如他在和马衡研讨古代尺度的问题时，面对“绘画、雕刻、颜色均精绝”的唐尺，亦不免为之沉醉，乃托人“先摹长短，再影其花纹”，以便摹造[38]。至于研究意欲“求新”，赏鉴则执着于“思古”，这种探求“真”和“美”的兴味，也被王国维所切实感受到，他称“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39]。在生性忧郁的王国维眼中，生活的本质即是“欲”，“欲”得不到满足是为常态，这是苦痛，而“欲”又天然是“无厌”的，一“欲”得偿，更有千万“欲”待偿，所以终极的慰藉始终难以得到；即使所有欲望全部都得到满足，又会生起厌倦之情，“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40]，唯有“快乐”能除去此二者。王国维寻求“快乐”之法，就是在沉浸于研究赏鉴的“真”境和“美”境之中，“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41]，以获此无上之享受。
    金石之于王国维，不唯是冰冷的材料和严肃的知识，更是一种值得欣赏、体味和品鉴的美术品，实物自不待言，即摹本和拓本，也具备相当的审美价值，王国维同时还乐意赋予它们以新的美感形式和美学意义，他常应请在扇面上临写殷周器物铭文和汉碑文字，而与友朋通信所用之信笺，亦有不少金石主题的特制品类，如他致信沈曾植使用过西夏文铜官印笺，致信罗振玉使用过阳陵虎符笺，致信马衡使用过雪堂摹圆足币文笺和山左齐字砖文笺等，他甚至参与金石拓本题跋和装裱的设计，他曾告知徐乃昌：“此拓（秦公敦拓本）付装时，文字必作三层分列，全形拓本之上方已不能容。若分装两幅，以文字为一幅，器形为一幅，则器之上方正可题字，然此装法却不甚合宜。最好付装后再题，则器形之下，尽有题字之余地也”[42]。可见，对于一件金石拓本如何以经过装潢后的美术品形式呈现，王国维有着明确的预设方案，他的题跋也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学术观点，更兼顾其与拓本之间在视觉方面的良性互动。
    五
    其实早在20世纪之初，王国维有关“美”的讨论就已涉及金石。他认为，有一类“古雅”之物，既非纯粹的美术品，又不能完全归于利用品，且其制作之人并非天才或精英，但在他人看来“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金石书画古籍等等，无疑就属于这类“古雅”之物：
    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吾人爱石刻不如爱真迹，又其于石刻中爱翻刻不如爱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气、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学亦然，古雅之价值大抵存于第二形式。……由是观之，则古雅之原质，为优美及宏壮中不可缺之原质，且得离优美宏壮而有独立之价值，则固一不可诬之事实也。[43]
    王国维认为，对自然之“优美”和“宏壮”的判断是先天的，对人工之“古雅”的判断则需要后天培养，因此，“古雅”的艺术高度不及作为第一形式的“优美”和“宏壮”，但仍有其“独立之价值”。王国维在此已经注意到“美”纯粹为一种形式，“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44]，而金石书画等在纯形式之外尚以物质（以及具有历史意涵的文字）为附着或呈现，故若将之纳入到现代意义上的“美术”范畴之中，势必要剥离它们之赖以存在的条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国维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在这篇文章里甚至无意识地显现出传统中国艺文与西方美术概念的方枘圆凿。
    研究和赏鉴金石对王国维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他却并不因此专力加以购藏，这固是因为罗振玉藏品已极丰富，足以支持和满足王国维的观摩与考究。在向缪荃孙介绍写作《金文著录表》的情况时，王国维自信地说道：“近时收藏金文拓本之富，无过于盛伯羲之《郁华阁金文》，而蕴公二十年所搜罗固已过之。前年盛氏拓本亦归其所有，故其全数除复出外尚有千数百器。虽世间古物不止于此，然大略可得十之六七。故此次所作《表》，谓之金文之全目录，亦略近之。”[45]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亲密，不但志趣相合，有师友之谊，且后来结成为儿女亲家，据马衡记述，王国维自戊戌（1898）年后，和罗振玉几乎形影相随，“从来没有离开过”[46]。对于罗振玉的藏品，王国维都非常熟悉，今存上海博物馆之《雪堂藏器拓本》四册八十九开，前有王国维题跋即云“此册中诸器皆为余曾所摩挲者”，可窥罗王金石鉴藏之一斑。
    王国维没有购藏金石的需要，当然也没有购藏金石的能力，他一贯拮据，幸得罗振玉长期资助，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保障。在与罗振玉和其他友人的通信中，常见王国维有某物价昂、“不免贵矣”、“暂置之可也”、“索价骇人”、“未必有人要，俟将来再商之”之类的说法和慨叹[47]，在收到徐乃昌赠其所藏古器拓本之后，复信致谢云：“赏鉴之精，为今日藏家之最，钦佩无似。近数年思集金文拓本，所得无多，一旦得此多珍，遂如贫儿暴富，何幸如之”[48]，足知其箧笥之中实在并不丰赡。
    邹安在哈同花园中主持《艺术丛编》，每期按金石、书画等门影照诸家藏品刊布，作为金石学者和鉴藏家的编辑主任邹安认为，应付给藏品主人报酬若干，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态度则是，“乐于流通，志不在酬报”[49]，这其实也和王国维认为美术应当与功利完全无涉的观点一致，进一步言，即美感当同道德相系相契。在讨论美学中第二形式的“古雅”时，王国维即称，“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50]三代秦汉的金石碑版，自然难考其作者是否“人格诚高，学问诚博”，但对当代治金石印篆者的整体考察，则难以令王国维满意，他借给罗福颐仿古鉨印谱撰写序言之际批评时人：“鄙薄文、何，乃不宗秦汉而摹魏晋以后镵凿之迹。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51]。一艺之微足以让王国维感到焦虑和不安，原因在其反映出道德与风俗的盛衰之变，但好在尚有“不为风俗所转”如罗福颐者，王国维欣赏他“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世人虚憍鄙倍之作未尝见”、“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52]，正是赞许他与世俗功利的疏离——而这些评语，又足以让人想到他在《人间词话》中对“赤子”李后主的种种称誉和顶礼。
    注释：
    [①] 据马衡所述，王国维“研究学问，常常循环地更换”，他（王国维）说：“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做别样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做，那时就可以得到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进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见马思猛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36页。陈寅恪对此的评价则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②]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③] 马衡考虑到近世出土古器物种类日益繁多，因对“金石”重新加以定义，认为“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可称为“金石”。见《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可见若不加以限定，“金石”将是一个意义边界十分模糊的概念和称谓。
    [④]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8页。
    [⑤]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0页。
    [⑥] 王国维认为，甲骨金文的重要性与木简相当，而木简（《流沙坠简》）“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详参《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0页。
    [⑦] 罗振玉对金文的使用，也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他在题跋中指出：“金文别字极多，与后世碑版同，不可尽据为典要”。见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第三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⑧] 赵万里辑：《静安文集续编》，第74b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⑨] 《静安文集续编》，第70a页。
    [⑩]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页。
    [11] 《观堂集林》上册，第296页。
    [12]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1页。
    [13] 《观堂集林补编》也系王国维自订，但未能在其生前刊出，及王氏自沉，罗振玉、赵万里拟为之整理出版遗稿，因《观堂集林》初刊本已售罄，故议定重出一部收录《补编》在内的《观堂集林》。详参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4] 《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462页。
    [15] 见密韵楼本《观堂集林》蒋序。
    [16]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5页。
    [17] 《观堂集林》上册，第146页。
    [18] 详参《观堂集林》上册，第151—153页。
    [19] 《艺林》八卷文章多可归入传统学问中研治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之部，其中又以文字研究为重，卷三有关器物类称的论述，也是基于文字的辨考。
    [20] 《毛公鼎考释》作于1916年，初刊于《学术丛编》第四册，收入《观堂集林·艺林》的是其序。
    [21] 详参《观堂集林》上册，第293—295页。
    [22] 在1916年8月27日致罗振玉的信中，王国维提到：“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纸，虽新识之字无多，而研究方法则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见《王国维书信日记》，第158页。中国古代虽无“博物学”的称谓和学科分类，但有博识广闻的博物学者和以“博物”命名的书籍，崇尚博洽亦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博物学”当指利用物质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知识技术对一个或多个对象加以综合研究的方法，其意与西方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概念尚有差异，至于natural history之汉译，当作“自然志”更为合适。
    [23] 在1923年7月2日致容庚信中，王国维谈及《史林》和《艺林》中有关吉金研究文章各自的侧重：“以考证地理及史事者若干篇入《史林》；以考释文字者改题为‘释厶’，入《艺林》中”。见《王国维书信日记》，第705页。
    [24] 《观堂集林》下册，第901页。
    [25] 罗振玉以《秦公敦跋》未见于王国维自藏《观堂集林》目录眉注，故认为是后者自所删落者，及王殁后，罗振玉将之编入《观堂别集》。实则该跋存见王国维手订《观堂集林补编》目录中，赵万里认为本当编入收录《补编》在内的《观堂集林》，故在《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中有所说明。见《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148页。
    [26] 北京文津阁2014年春季拍卖会拍品，2017年12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展出。
    [27] 《观堂集林》上册，第529页。
    [28] 图见国家图书馆金石拓片组编：《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青铜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29]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55页。
    [30] 《学术丛编》第一册，民国期刊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31] 《艺术丛编》第一册，民国期刊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32] 二刊皆在《条例》中说明“相辅而行”。
    [33] 《艺术丛编》第一册，第10页。
    [34] 长期以来，王国维被误认为是第一位将“美术”一词引进中国的译者，谈晟广对此有所辩证，及其有关王国维“美术”语汇的论述，详参《王国维与现代中国“美术”观念的起源》，载《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展览图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17年，第6—19页。
    [35] 《静安文集续编》，第74b页。
    [36] 潘静如提出，有清一代金石学实为一种“目的金石学”（teleological epigraphy），由经史考证而建立起的考据话语或考据威权，疏离或贬抑了金石的造型艺术，主流话语也排斥了对于艺术精神的探索。详参《被压抑的艺术话语：考据学背景下的清金石学》，《文艺研究》2016年第10期。
    [37] 对于金石中图像资料和艺术的忽视，不仅缘于学者们缺乏意识，也由当时并不完备和成熟的出版体例与技术条件所致。
    [38] 内容详见王国维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手札，载《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第86页。
    [39] 《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33页。
    [40] 《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5页。
    [41] 《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7页。
    [42]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75页。
    [43] 《静安文集续编》，第25a页。
    [44] 《静安文集续编》，第23b页。
    [45]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1页。
    [46] 《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第235页。
    [47] 分别见《王国维书信日记》，第98、102、153、167页，其中大部分系王国维为罗振玉代购前之讯息通报。
    [48]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74页。
    [49] 《王国维书信日记》，第94页。
    [50] 《静安文集续编》，第26a页。
    [51] 王国维：《〈待时轩仿古鉨印谱〉序》，载《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00页。
    [5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