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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覆钵式塔(2)

http://www.newdu.com 2018-04-25 “赛博古”微信公众号 郎智明 参加讨论

    
    三辽代覆钵式塔的建筑背景
    1.蓟县白塔的建筑背景
    接下来谈一下笔者对于这类型塔的建筑背景的理解,我们先看蓟县白塔。
    蓟县白塔,也叫观音寺白塔,矗立于蓟县观音寺院内,位于赫赫有名的蓟县独乐寺正南。观音寺为明嘉靖年间所建,在辽时该塔未必隶属于今天的观音寺。梁思成先生首先注意到:“塔的位置……似正在独乐寺之南北中线上……则不偏不倚,适当菩萨之前……可谓独乐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该塔的位置显然是“因寺而定”。
    而独乐寺观音阁在辽代重建,与统和初年的“尚父秦王”密切相关,这个尚父秦王,就是韩匡嗣,韩匡嗣为韩德让之父,属辽代著名的玉田韩氏家族,玉田当时隶属蓟州,而玉田韩氏一族有足够的财力重建他们家乡的独乐寺。宿白先生曾著文认为独乐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韩匡嗣欲荣耀乡里,当时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而独乐寺重建之时又正当韩家势盛之世,因此这座重建于辽代的独乐寺很可能是玉田韩氏的家寺。
    同时,宿白先生还根据1983年于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上清宁四年(1058年)的铭文推断,清宁四年的前一年,发生过道宗以韩德让无子,命皇族魏王之子为文忠王,作为韩德让后嗣的事件,因而认为此塔极有可能是清宁四年为韩氏的家寺独乐寺所增建之佛塔。
    但蓟县白塔在内覆钵经清理发掘后,发现此塔在建成后不久即进行过一次维修。由于清宁三年(1057年),今北京大兴区附近曾发生过较大地震,故而推断石函上的清宁四年应该是地震后维修的时间,而其始建年代极有可能与独乐寺重建的时间相同。因而此塔属于独乐寺的一部分无疑。
    此外,蓟县白塔内发现的舍利石函的前面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字样。这个中京留守韩知白,跟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名字相近,宿白先生著文认为其极可能不是蓟州玉田韩氏族人。宿先生还提到元好问的《中州集》卷八记录了韩知白家世:“知白,仕辽为中书令,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田盘山,遂为渔阳人。”笔者认为,韩知白家族族人在后来成了蓟州人,这当然也不排除其攀附势盛的韩德让一系,于地震后在对韩氏家寺的佛塔进行维修之时葬入舍利。
    总而言之,蓟县白塔辽代时属于独乐寺,而白塔则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
    2.赤峰静安寺塔的建筑背景
    再来看赤峰静安寺塔及其所在的静安寺。据“创建静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妇墓志”所记,静安寺塔明显与耶律昌允家族有关。耶律昌允的四世祖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二弟耶律剌葛,其祖辈皆为辽之重臣,耶律昌允家族领有投下州义州,建静安寺之地,就位于义州城北。
    清华大学李若水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通过对《创建静安寺碑铭》的分析得知,静安寺从选址到建造、延请僧人,所有事务均由耶律昌允家族操办,又建于其投下州城外形胜之处,显然不是为普通信众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属耶律昌允一家所有。可见静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与去世之人祈福。
    此外,“创建静安寺碑”中还记载:“每至旸谷欲暝,曦轮将坠,舍利之影落覆邱茔。则太师公之遗墟承荫其下。”可见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应位于舍利所在石龛(即塔的位置)东侧不远处。经考古人员发掘,静安寺塔正东和东南约百米处,共出土两座辽墓,正东即为耶律昌允夫妇合葬墓,另一座可能为耶律昌允后代之墓。这更说明佛牙舍利特为耶律昌允夫妇而“尘沾影覆”。同时,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经”解读后发现有“祖父大王之墓”字样,很可能其祖辈墓地也在此处。
    李若水还认为耶律昌允家族墓地与静安寺的位置关系密切,静安寺遗址位于耶律昌允墓东南数十米处的台地上,寺、墓、塔三者位于自东南向西北的同一直线上。从耶律昌允墓与静安寺的营建顺序上来说,应为先选定寺址、后建墓、最后建塔,墓与静安寺应是同步规划营建的,静安寺具有耶律昌允家族坟寺的性质。也就是说静安寺极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内修造的“家寺”。
    义州在《辽史·地理志》中失载,说明义州所管辖范围及经济实力并不大,属于比较小的州城。因而静安寺更具有“家寺”的性质,那么静安寺塔也就属于辽代家寺的附属佛塔了。
    3.小结
    由此看来,现存两例覆钵三檐组合式辽塔,也就是辽代的覆钵式塔,都具有家寺附属佛塔的性质。
    尽管辽境有建立家寺的风俗,但并非所有的家寺都建有附属佛塔。而功德坟寺,在辽国以南的宋境十分普遍,但在辽境所见的实例很少,静安寺是辽代贵族建立坟寺的珍贵例证。这也可能是辽代的这种家寺的附属佛塔存世数量较少的原因吧。
    而金、元两代所建的这种类型的塔相对存世较多,只是塔身截面形状由辽代的八边形演化为金、元的六边形。其中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为辽末金初高僧圆正法师墓塔,邢台天宁寺塔为元代高僧虚照禅师墓塔,看来此种覆钵三檐组合式佛塔在辽金时期必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对于其形制的由来,郑琦在《覆钵式塔建筑艺术》一文中认为:“当年辽国在征讨突厥和回鹘的过程中,曾西至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一带,极有可能是随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残存在西北的覆钵塔形制带到了京冀,又结合了当地原有的楼阁式和辽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创造了这些不伦不类的塔形式。”而笔者觉得,称其不伦不类并不合适,此种类型的佛塔檐部为枭混曲线,三重檐为定制,这种特殊形状的三重檐极有可能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并且其覆钵为半球型,相较后世的元、清覆钵式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体成因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
    四现存的问题
    纵使蓟县白塔的考古报告问世已20多年,前往蓟县独乐寺以及白塔朝圣、旅游的八方客也是络绎不绝,可人们依旧没有把覆钵三檐组合式塔看成是辽代所创的一种独立塔型,以致今日仍有此类塔为元代改建的文字见诸报端,如2015年10月25日《燕赵都市报》登载的文章《鹫峰寺塔的发现》。
    文中认为,金朝灭亡后,旧有的审美开始被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喇嘛塔作为佛塔中的新样式,亦开始传入内地。
    而位于河北阳原县的鹫峰寺塔当时刚建了一半,因战乱在金元更替之际便停工了。等再次开工的时候,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为统治者。佛塔的建造者发现,按原计划建造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势,亦有悖于现实需求。朝廷的审美趣味和方向发生了改变,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时代。于是新建的鹫峰寺塔(图八)上,密檐塔和喇嘛塔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文中还认为,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种大胆的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创新,使喇嘛塔融入内地信徒的内心。
    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这种完全臆想的文章发表?这都是缘于覆钵式塔出现于元代这种观念荼毒太深。尽管蓟县白塔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已有近30年,但对其真相的宣传力度是相当欠缺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赤峰静安寺塔“养在深闺无人识”。所以说,对于辽式的覆钵塔,也就是覆钵三檐组合塔这种特殊的类型,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一些介绍古塔的文字资料也是时候进行改写了。(本文由孙莉、闫广宇 摘编自 张连兴 主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沈阳考古文集》第6集 之《辽代的覆钵式塔》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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