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的落幕是这样的：脱线数十载的老特工归队了，千里迢迢坐着火车硬座来到北京，要见一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老首长，他走到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门前，按响了门铃……
    这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在我们大六部口的家也出现过。三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到来，让我祖父夏衍很兴奋，也很郑重，告诉我们，今天要来一位老特工，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蒙冤多年，劳改后回到北京，是潘汉年的部下。
    他们是久别重逢。这位老人走时，留了电话和地址，颤抖的笔迹写下了“华克之”三个字，我后来知道，他还叫：张建良。
    “文革”以后，特别是潘汉年案平反前后，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在我祖父的客厅里经常出现，并不稀罕。很多当年的老地下党，也包括一些老特科成员，他们或是来家里叙旧，或是找组织申诉平反。这些来访的客人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如雷贯耳，还有的神秘传奇。我祖父说起他们，总是三言两语，如果将其展开，便是一篇大文章。
    潘案平反，对于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二十七载的沉冤昭雪，有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老战友们努力，潘汉年平反归队！
    早在1978年，从特科时代走过来的李一氓写下诗一首：“电闪雷鸣五十年，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首纪念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五十年，兼怀董慧的诗，取名为《无题》。从诗中看，李一氓已经知道潘汉年在湖南去世了。他知道，我祖父也一定会知道。
    随后，潘案的平反开始在他的老战友们中运作了起来。陈云的登高一呼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决心要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首先，是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来说话。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潘案的复查带来很大阻力。陈云交待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复查潘案。此外，陈云又要求廖承志、夏衍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上报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自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复查潘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潘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错案，予以彻底纠正。
    陈云在11月初让秘书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我们家，请祖父写一篇怀念文章，指明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即夏衍在11月23日完成的《纪念潘汉年同志》，此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1983年4月15日，是我祖父盼望的大日子，也是潘汉年战友和亲朋们盼望的大日子，他们多年的共同努力获得了成功，潘汉年夫妇要回来了。
    之前，湖南涞江茶场已经给我祖父来过信函，汇报潘汉年夫妇骨灰的情况。14日，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开赴北京。人们聚集在北京火车站，迎接骨灰回北京八宝山安葬，廖承志、夏衍、李一氓、周扬、阳翰笙等，以及专程从上海赴长沙护送骨灰的于伶、刘人寿，还有我祖父特地通知的潘汉年的生前好友唐瑜、孙师毅家属等。覆盖党旗仪式在北京站贵宾室举行，潘汉年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归队！
    鲍文蔚的女儿鲍晓娜《我的父亲与潘汉年》，描述了潘案平反后她父亲所受到的震动，有着生动的记述，小标题是“寻找‘李胖子’”：
    “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株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 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发生的不少，袁殊后来说，他1980年的时候，在儿子的陪同下来找过我祖父，解释当年的“怪西人事件”，同时，也为自己平反。而后，黄慕兰（定慧）也给我祖父寄来了申诉材料，我记得，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密密麻麻。
    祖父夏衍的两个身份
    隐蔽战线，是当下的一个热搜词。关于夏衍与隐蔽战线的关系，外界做过多种揣测。我祖父生前从不炫耀他与隐蔽战线的关系，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在很多不同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我是帮忙做事，没有加入过组织（情报系统）”。这句话，他对子女们讲过，也对第三代的我讲过。
    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其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当时的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康生是夏衍的直接领导人，他对潘汉年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刘小枫：《智深而勇沉的革命文人——读《夏衍传》所想到的》）
    “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这两个大胆的结论，在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不仅不符合史实，也与夏衍自己的说法完全相违背，而且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是在特科结束的两年以后。
    这让我很震惊。毕竟，隐蔽战线不是谍战片，很多结论是需要有史实依据的。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政变，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锄奸，存在时间是1927年11月—1935年10月。
    1927年，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的5月底或6月初，夏衍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由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寄居”在绍敦公司，靠翻译为生。
    同年的冬天，绍敦公司老板，夏衍的中学同学蔡叔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决定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参与筹备“左联”，时间应该是 1929年秋冬，夏衍搬出绍敦公司正是在1929年。
    根据阿英的回忆，“文委”是1929年成立的，潘汉年是“文委”的书记。阿英等同志认为，调沈端先（即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就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
    1928年潘汉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夏衍回忆说：“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夏衍：《纪念潘汉年》）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1931—1933年，潘汉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科长。
    1931年夏天，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露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到夏衍，“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里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一开头，我先谈了一些‘左联’和‘剧联’的工作情况，对于这些他似乎都已经知道了。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饭后，我和潘分手时，问他是否要离开上海，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老待在上海也没有意思。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夏衍：《懒寻旧梦录》）
    作为一名老牌的地下党，夏衍与“特科”之间的桥梁，除了潘汉年，还有蔡叔厚，尤其是在潘汉年离开的那一段日子。
    1933年，夏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
    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因思想进步、客观报道“五烈士事件”与夏衍等左翼人士有着良好的来往，他们也是袁殊杂志的作者。至于袁殊更为复杂的背景，潘汉年在1931年的那次与夏衍谈话中并未涉及，潘只是在夏衍说起《文艺新闻》有可能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时提醒夏衍：“你不要想得太简单，潘公展和吴醒亚（中统）有矛盾是事实，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我在适当的时候和袁殊讲不要对吴醒亚有幻想。从这句话我猜想潘和袁殊可能也有联系。”后来，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这是夏衍知道的，袁殊还一再请夏衍为他保密。之后，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
    “大概在1933年秋，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夏衍：《懒寻旧梦录》）
    1935年的多事之秋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1935年，对夏衍来说是多事之秋。一是田汉、阳翰笙的被捕，二是“怪西人事件”之后，自己险些被诱捕。这两个事件，使他与“特科”发生了紧急的联系。这一过程中，夏衍的机智敏锐、蔡叔厚的果断善后和孙师毅的缜密心思，使事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事情要从1934年除夕山海关路田汉家的年夜饭说起。这实际是一次“文委”的碰头会，参加者有夏衍、周扬、阳翰笙和孙师毅。田汉、夏衍等人对形势持有乐观情绪，但是孙师毅在那个晚上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国民党在军事围剿取得了‘胜利’（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11月间就在中外报纸上出现），可能会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对革命文艺运动的‘镇压’。师毅不是‘文委’成员，对外也还保持着公开合法的身份，但是他的连襟刘进中先在特科工作，后来转到国际情报局，所以我们也知道师毅和党中央有联系，由于这种缘故，师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不幸而言中，元宵节过后，2月19日的夜晚，田汉被捕。钱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了警车，而且自己家三楼平时不开灯的书库灯火通明，赶紧离开得以逃脱，第二天一早冲到夏衍家报信。
    夏衍当时的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员经常碰头开会的地方，瞿秋白也来过两次。这幢一开间半的二楼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绍的，最大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前门和两个后门，也就是说，这所房子的门牌是在爱文义路，另一个后门却在麦特赫斯特路，“虽非狡兔，却有了三穴，万一有事，可以从后门溜走。”
    夏衍确定田汉出事后，回到家，烧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来锁着，可以通麦特赫斯特路的后门打开，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诉他田、钱两家的情况，请蔡老板通过特科核实。两天以后，蔡告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中央机关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文委”成员五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被捕，夏衍和周扬幸免。在得到特科的准确消息后，夏衍即刻通知周扬隐蔽起来。
    随即夏衍也在徐家汇隐蔽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夏衍把田汉留下来的《风云儿女》的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田汉写在最后一页上的歌词，成为了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年的5月，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来他和华尔敦（又名劳伦斯）的联系地点，随后，华尔敦及有关的几个人被捕，其中包括袁殊，这就是“怪西人事件”。由于涉及苏联，国民党军统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袁殊被捕的消息，起初连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也不知道。
    然而，对于夏衍这样一个和远东情报局无关的左翼文化人，却因为两年前替袁殊转了一封信，被军统盯上了。
    “大概在5月下旬，有一天，我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跟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是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夏衍：《懒寻旧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