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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是书置宋案于民初政治文化演进变异之语境中，依据大量原始资料，剖析新旧杂陈、方生未死之复杂政象，揭示袁世凯政权内部政务系统中“场面应对操控”和“权力运作扩张”明、暗两面之区别，指出前者表现于袁氏借赵秉钧之国民党身份在场面上应对党争，后者则表现于袁氏利用其亲信洪述祖以不法手段暗中对付国民党。在此基础上，对宋案成因再行勘探，节节重审，终成一新证据链，实发前人之所未发，甚有助于澄清案情，推进学界对民初政治史之进一步探索。 小明为学，实事求是，人如其学，学如其人。渠之所以涉足宋案，实有感于百年宋案探究非但未能接近案件真相，至今日反而出现无视案件基本事实，任意“解构”，曲解历史之现象（如将宋案主谋指向国民党人陈其美、黄兴等），造成国人历史认知混乱。职是之故，小明乃起是正之念，穷数年之心力，博观群览，几将相关史料搜罗殆尽，并深探语境，精析文本，逐字逐句，力钻词义，于错综纠结的史料之中，考校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抽丝剥茧，终使案中案外隐情，一一再现。是书以精微辨析之功，得史实确切之效，行文力辨“史实发生”与“社会认知”二者之交互影响及错综复杂之关系。此乃力求史料之真、史实之确之反思性探究，而非“解构性”之主观臆测虚妄之说，实为我国当今史学良性发展之所急需也。 此外尚有一令人感慨之事，是书所用部分核心材料实受益于上世纪50年代初吴晗、邵循正、周一良诸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筹建“中国近三十年史资料室”时之收藏。该部分资料旋因院系调整，转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不意六十余年之后，对是书之研究发挥关键作用。足见学术文化积累、传承之必要，于此又多得一例证也。余于及身之年，得见此情此景，实一生难逢之幸事也。 刘桂生 2017年12月12日时年八十有八 于海淀蓝旗营 序 二 余自幼喜读近代史书，工作后因为朱启钤先生掌书记，故对北洋一段历史，尤其对袁世凯其人，有天然之兴趣。往者读尚君关于袁世凯与北京兵变之论文，觉其分析很有道理。后读尚君关于袁世凯与青柳笃恒之论文，亦觉甚好。于是对尚君有了初步印象。再后看到尚君又有一文专论赵秉钧与刺宋无关，一气读完，觉其考辨堪称定论。由是余忽忆及章士钊先生《书赵智庵》一文引朱启钤先生语，其中述及袁获知赵死讯后之反应，大意谓袁急电召朱，欲其接任赵之直隶都督遗缺，朱赴总统府，见袁“形色哀痛，言语仓皇”。余读此段，始信历来所谓袁、赵主谋杀宋，而后袁又将赵毒杀之说，确有可疑。盖袁若杀赵，赵死，无“形色哀痛，言语仓皇”之理也。 因读以上数篇宏文，余渐对尚君有了兴趣。刘桂生先生，余文史馆同仁也。承刘先生见告，知尚君为刘桂生、王晓秋二教授高足，然惜无缘结识。一日，尚君忽因刘桂生先生之介，过余寒舍，以《宋案重审》一大册未刊稿见赠。余细读书稿，觉其对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陈其美诸人在宋案发生前后之言行，皆有细密、清晰之考索，宛若聚米画沙，痕迹宛然。尤为重要者，书中彻底打破一直以来为人所固守的赵秉钧与洪述祖之绝对隶属关系，揭示洪、袁之间其实有着更深密之联系。此实破解宋案之绝大关键，不看透此层关系，便无从理解袁、赵、洪三人关系之微妙，宋案之谜也就无从解开。而尚君所揭示之史实，与袁氏惯以权术待人，且每办一事往往多线用人之做法亦非常吻合。 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尝谓：“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尚君此书能将宋案脉络梳理清楚，关键在他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肯在史料上下发微抉隐之真功夫。盖百年来研究宋案者，无一不读当初租界捕房自应夔丞宅搜出之五十三件宋案关键证据，此证据自表面观之，袁、赵、洪、应确在一条线上，实则大家于其中隐秘均不甚了了。唯尚君真正读懂了该批材料，故他能知袁、赵、洪、应一言一行之实际所指为何，宋案谜团因而能够解开。晋陈寿《三国志》有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若非尚君下过冥思苦想之功，反复辨读、细心揣摩之勤，何能取得如斯成绩？ 凡事皆有首尾。民初袁世凯一段乃“北洋政权”历史之首，以后民国许多史事之演进，皆导源于此时。而宋案实北洋派与孙中山革命党彻底决裂之一大关键，是其后南北分裂、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源头，故尚君此书不惟解决一宋案问题，于推进北洋史之深入研究亦有极重要意义。北洋史乃吾国史界研究最薄弱环节之一，头绪乱若丝棼，有待厘清之问题正多。尚君此书开了一个好头，以尚君治学之勤与所下功夫之深，余深信其必能有更大之成就。耄耋之年有厚望焉！ 刘宗汉 2017年12月20日于清河莱圳家园 序 三 以1913年(民国2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杀为中心的所谓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大案，又是民国史上第一要案、第一疑案。可以说它既是民初中国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态的产物，又严重影响了民初中国政局的变化及政治形势的走向。 宋案发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宋案的历史真相至今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谜团甚多，疑点不少。而对宋案案情和主谋的判断，尚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结论：有人说是袁世凯，也有人说是陈其美。因此，当我看到尚小明教授积数年心血精心考证剖析而成的《宋案重审》一书厚厚的书稿时，不禁眼前一亮，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正需要这样本着求真求实精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从事实出发，以史料为据，客观科学地去追求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吗！ 读完书稿，我觉得该书不仅为实事求是澄清宋案真相提供了较充分的史料、史实和分析、论证，而且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能给人不少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 还如必须追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摸清历史人物之间真实关系。如书中强调，宋案不等同于刺宋案，它是由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分歧，袁世凯有意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鼓励纵容洪述祖、应夔丞打击宋教仁，洪应两人图谋诬宋、刺宋邀功牟利，以及刺宋后各方反应、案件审理、诸凶犯下场等一系列环节构成，而其中许多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互相关联的，如果孤立考察刺宋一事，则难以认清全案的内幕与真相。 再如如何收集、利用、鉴别、解读和分析史料。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和正确解读宋案的全部核心史料，同时还要努力收集和挖掘各种未刊或未曾利用过的新史料。而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对史料做鉴别、分析和比较，鉴定其真伪与价值，判别其可靠度、可信度。绝不能拿一些明显的谣言或诬陷不实之词来作为标新立异或翻案的依据。 还要把微观考证与宏观考察相结合，必须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认清历史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如书中尽管不囿旧说，实事求是地考证袁世凯、赵秉钧并非刺宋的直接主谋，但又指出他们在指使陷害、打击宋教仁过程中应负的责任，更用有力证据批驳了把刺宋责任推给革命派陈其美的说法。另外，尽管书中也认为孙中山革命派在应对宋案中有失误，但又明确指出不能否认二次革命的必然性，更不能否定革命派与袁世凯势力之间围绕宋案斗争和二次革命具有民主与独裁斗争的本质。 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绝非易事，恐怕不下几年苦功夫，不坐几载冷板凳是写不出来的。尚小明在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民初历史，并着手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的“袁世凯秘档”。这批档案原件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袁氏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的，后随清华历史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带了过来，一直堆放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仓库里，我过去虽也过问过，但从未整理研究过。尚小明经过潜心整理钻研，从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史料，如关于袁世凯与有贺长雄交往信件等。他还从中发现了与宋教仁案有重大关系的史料，成为书中解开历史谜团相当关键的新史料。另外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国民共进会档案全宗”，发现其中包含当年从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移交北京司法机关的不少有关宋案的档案，包括一些从未公布的核心史料。有些虽已公布，但尚未有人认真解读，特别是把这批史料前后贯通，互相印证，加以梳理解读。 尚小明教授在该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先后改写了八次，而且每次都把书稿重新全部打印出来，仔细修改，反复推敲，尽量做到言必有据，引用史料句句有出处，件件有分析。据说有一次他曾经利用假期专门到海南岛三亚租了一间“三无房间”，即无电话、无电视、无网络，屏弃一切外界交往，闭门埋头著述。经过如此锲而不舍刻苦钻研，至少是五年磨一剑，八易其稿，才完成此书。这在当下学术界普遍急于求成，心态浮躁，而且常受到外界各种压力、干扰、引诱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中青年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至于该书的论证、分析和结论是否都正确，宋案是否能算是真相大白，尘埃落地，我相信读者看完全书后，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学者之间也会见仁见智，若有不同意见，也不妨进一步讨论商榷，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 王晓秋 2017年12月5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史海遨游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