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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旨在通过对史学著作和史学家思想的研究，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并由此为史学发展提供借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来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研究，总结西方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尤其是对当前西方史学研究做出反思，可以说是正逢其时。 西方史学研究40年来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历经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西方史学史研究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下的分支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取得了许多进展和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许多高校设立了以西方史学史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了一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人才，他们成为目前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是形成了一些研究中心或“重镇”，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成为西方史学史研究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在国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是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史学史著作，通史类的著作有张广智主撰的《西方史学史》，以及最近出版的由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专题类的著作有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徐浩和侯建新撰写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等。此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四是已经形成了有关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定方法，例如，在通史编撰中根据时间顺序，梳理出各种史学流派的演进和发展，同时每个流派的记述大都会按社会和学术背景、主要代表人物的史学思想以及对该流派或史学家史学思想的成就和不足进行评价的逻辑顺序展开。 五是对西方史学前沿发展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时滞性越来越短。随着留学和访学人员不断增多，西方史学的诸种前沿进展都能在国内得到及时反映，甚至能够同步向国内介绍。 但客观地讲，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介绍阶段，尚未真正发展到以“我”为主，以拿来主义的方法对其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剖析，从而为具体史学研究提供借鉴的阶段。尤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西方史学研究正在沦为一种同具体历史研究相类似的专题研究，更多地是在关注一个流派的发展沿革、某位历史学者的史学思想或某本历史著作的内容。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西方史学研究同具体史学研究的联系被割断，愈来愈缺乏同实际史学研究的交流与互动，同时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影响力。 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评鉴力亟待提高 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是一个二级学科，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史学史的学科定位。但就目前的西方史学研究而言，其理论评鉴力不足的状况还很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理论为指导从事研究的能力还比较弱。史学研究必须以理论为指导，只有以理论为指导，才能透过表象进行较深入的剖析，才能对西方史学的整体发展和阶段性发展、史学流派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作出较为深刻的理论概括。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抽象层次是关注个体独特性还是关注普遍规律性、根据学科定位是以自然科学为导向还是以人文学科为导向、根据解释类型是强调“解释”还是强调“理解”等，对西方史学流派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作出理论概括。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修养不够、理论运用能力不足，目前的西方史学研究往往仅停留于单纯介绍西方史学流派和思想的层面，联系史学研究实践的理论分析和理论评价的内容偏少，也就谈不上为实际历史研究提供借鉴的可能。 二是具有深刻见识的理论概括和提炼的研究成果偏少。由于前述的原因，目前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是单纯介绍的著作和文章偏多，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和文章偏少。这样，我们就很难对西方史学的整体发展或阶段性发展作出较为深入的理论概括，并以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另外，我们的研究往往以一个流派或一位史学家为研究对象，缺少对不同流派和不同思想家的比较研究，更缺乏对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中西方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很难产生有关历史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 三是对西方史学思想进行理论深究式的研究成果偏少。不管承认与否，每种史学研究都会受到一定理论的指导，尽管大部分研究并不会对自己的指导理论给予清晰表述，有些研究甚至还故意隐蔽自己的指导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西方史学进行研究时，必须在介绍其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深究它背后的指导理论，尤其是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体论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性认识，像历史发展是否存在规律、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如何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等；认识论是对历史认识活动的总体性认识，像历史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是否可以认识、如何认识、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历史认识是如何发展的、历史认识是否可以检验、如何检验等。单纯介绍性研究往往止步于对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的介绍，而如果我们能够从史学思想中提炼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思想和认识论思想，并且比对我们的指导理论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我们就能真正站在理论高度进行深入而科学的评价。比如对于后现代理论，如果我们去深究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不会一边倒式地同情甚至赞扬，因为它否定客观历史存在、否定历史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同我们的指导理论背道而驰的，也是经不起史学研究检验的。再比如目前流行的文化史研究，如果我们去深究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那么对它的态度也不会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和赞扬，因为它主张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从本体论看它的立论是不深刻的。 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理论批判力亟待提高 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往往有这样的预设，那就是西方史学是先进的、我们的史学是落后的，西方史学是现代的、我们的史学是传统的，因此全面引介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在这种预设的指导下，我们失去了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批判力，不论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都一概介绍和吸纳，一概肯定和接受。一些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受到批判甚至失去影响力的史学思潮和流派，在我国史学界却被炒得一片火热，似乎这种史学思潮和流派在国外也是热得不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现代史学。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艾恺来作学术报告，他一上来就说“我是来打鬼的”，如果你们认为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是流行的思潮或流派，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大学的历史学系你能举出几位后现代史学者？ 就基本已在西方史学界失去影响力却在国内史学界被热炒的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是缺乏批判力的。就国内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而言，有三点需要我们关注：其一，国内清一色地在介绍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和赞成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对西方大量批判后现代史学的作品却做了有意的屏蔽，这是不公正的；其二，后现代史学从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已经历了不短的时间，目前还未见以其为指导写出的历史作品，这说明后现代史学并不是历史研究可行的指导理论；其三，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热炒后现代史学，后果是严重的。 正因为我们剖析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论能力不足，导致我们站不到相比西方史学家更高的理论高度对他们的研究做出批判性的评价，所以我们只能随西方史学起舞，我们还如何能够写出中国自己的史学、讲好中国自己的历史？ 对西方史学研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分辨力亟待提高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背后都隐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史学也不例外。这是我们在做西方史学研究时必须时刻予以警惕的。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警惕性，因此对那些隐含的意识形态判断对中国史学甚至对中国现实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丧失了分辨能力。像对一些时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我们往往因为它们是西方“新”史学思潮就欣欣然地接受。但当它们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图被揭露的时候，我们会大吃一惊，后悔不迭。 像目前西方史学界流行的帝国研究，它不仅把近代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说成是帝国，而且把古代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都说成是帝国。我们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也称秦朝、汉朝、清朝等为帝国。但接下来，西方学者说出了他们隐藏的话，帝国是殖民扩张的结果，被殖民的民族应该进行反抗，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暗讽中国、中华民族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应该允许被“殖民”的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甚至独立。例如，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的《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将当代中国描述为帝国，却被英国媒体评为畅销历史巨著，被授予2007年沃尔夫森历史奖（该奖项已成为卓越历史著作的同义词）。如果我们对西方史学研究隐藏的意识形态有所警惕的话，就不会轻易地接受那些背后隐藏着对中国史学和现实发展不利的理论论断。 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必须以“我”为主，而不能成为西方史学的应声虫。而要以“我”为主，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做指导。唯物史观就是我们的指导理论。何谓指导理论，一是指通过一些理论预设指导我们去如何研究和解释历史；二是指作为评价各种历史事实和评判各种史学思想的标准。有了理论指导，我们就有了对西方史学思想进行评价的立场和标准，也就能实现对西方史学思想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式的分析，也才能为我们的史学发展提供借鉴。但一个时期以来，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一度被边缘化，相应地，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理论分辨能力。这是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才能通过比较唯物史观同西方史学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清后者在这三个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才能通过对因果链条的追溯，看到与唯物史观相比之下西方史学理论所存在的短视和肤浅；才能通过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厘清，看到与唯物史观相比之下西方史学理论所存在的虚伪和狭隘。只有这样，我们的西方史学研究才能真正具有理论鉴别能力，才能真正具有批判能力，也才能真正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