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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这是一个祖国文物守护人本着对祖先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赤子之心倾吐的肺腑之言。 我与辰生同志相知相交已超过半个世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十年,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彼此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这种友谊和交往依然历久弥新。他常在晚上十时半打电话给我,谈的都是文物保护工作中遇到的甘苦,有时十分兴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又义愤填膺,对那些破坏文物事件蔓延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忧虑。他写给中央领导人的长信常常复印了寄给我,让我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因此,这本书中讲到的不少事,我是熟悉的。他的话从来是非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没有那种常见的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地方,而又思维缜密、有理有据,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量。这本《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整理得很好。我读的时候,常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对辰生同志,我是衷心尊敬和钦佩的。 在郑振铎、王冶秋两位前辈之后,人们称辰生同志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当之无愧。要承受得起这个称号极不容易,至少需要有几个条件。 首先,他必须真正懂得祖国文物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而且在这方面有着广博而扎实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有为此献身的强烈使命感,也不可能在提出意见时把话说在点子上,富有说服力。书中讲到“文化大革命”时保护北京建国门观象台的事,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为了兴建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一期工程。这条东西向的地铁线正好要穿过建国门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也考虑到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我国那时的经济力量又十分有限,施工单位又已经考虑到台上古代天文仪器的保存办法,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辰生同志和罗哲文等三个同志在“文革”那样的混乱时刻却给周恩来总理上书,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处,如果一移就完了。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一大笔经费。观象台至今还保存着。书中还讲到一件我当时就知道并且十分钦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作为冬天迎接外国首脑的仪式场所。辰生同志提出这是清代举行献俘大典的场所,不宜用来迎接外国首脑,这会被对方认为是有侮辱性的。文化部主要负责人说:这件事中央书记处已经进行过讨论和同意,不要再提意见了。辰生同志仍单独向中央上书,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改变了原有决定。这件事,我当时听了就肃然起敬。会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博知识,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必须对祖国文物的全局情况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十分了解和熟悉。如果只是对祖国文物的某一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优秀专家,却难以称作“祖国文物的守护人”。辰生同志亲历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全过程,七十多年的岁月中始终处在文物工作的关键岗位上,奔走在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新中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第一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至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物工作的法令条例几乎都是辰生同志参加起草或主要起草的。由他经手处理的保护文物工作的难题更多。辰生同志今年已是95岁高寿。他自己说:“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能有这样经历的,今天无第二人。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一笔重要财富。这绝非夸张之词。 也许最重要的,他将文物工作,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为了它,他可以丝毫不顾个人的任何利害得失。大约两年前,有一次他刚做完化疗就参加一次会议,我看他会间神情十分疲惫,午饭时一口饭也吃不下。过了半个多月,我打电话去,他说刚从杭州回来,我说你是该休养一下的。他说:“不,我是到杭州郊区去看明清民居。”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年过80后,他写过两首诗,也曾抄了送给我。一首是七绝:“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作壮兵。”一首是七律:“而今垂老尚何求?维护原则敢碰头。污吏奸商榨民脂,精英文痞泛浊流。群邪肆虐犹梼杌,正气驱霾贯头牛。蒿目层楼忧社稷,坚持信念度春秋。”他忧什么?大概是爱得愈深,就忧得愈切,犹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实生活永远在矛盾中发展,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来。辰生同志在书中痛心地说:“前30年的破坏,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问题。”这些直率的话,不能不发人深思。 当然我不敢说他说的每句话和做的每件事都对。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的,除非他不做事和不说话。但他的信念是真诚而执着的,有如他诗中所说:“坚持信念度春秋”。 姚远同志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本书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辰生同志的所思和所行。还做了详细的按语和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我们不是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本书主要不是一般的说理(编者把辰生同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长词条“文物”列为本书附录,是从另一个角度所做的重要补充了),它可以说是辰生同志在七十多年漫长岁月中、处于文物工作全面性岗位上摸索和思考的忠实记录。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希望年轻一些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在工作之余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教益。 2017年5月6日 时年八十有七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