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讲述情事的作品，而这类作品中，最容易引起人关注的，自然是对男欢女爱的描述，在古代中国，“春”常常与男女情色之事相关，如称求欢之想为“怀春”，“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常有男性梦遇神女或者与之同欢的情节。由“春”和“梦”构成的“春梦”一词，其情色意味是相当明显的。准确地说，春梦就是情色之梦，就是性梦。
在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专制统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文人的春梦，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形成了一个大致近似的叙述模式。即白日入梦——遇见佳人一一儿女之事——骤然惊醒。
 高唐赋 首先，大多数春梦皆是昼眠而入梦，如《高唐赋》中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亦是昼寝入梦。故春梦又称“白日梦”。讨论白日梦的发生及其特征，首先应当考察的是传统中国人对昼寝行为的评价。昼寝行为在古代中国遭到儒家礼法的排斥，如宰予昼寝，孔子极端严厉地斥责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取法天道阴阳的人类行为准则。但是，道家却对昼寝行为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如《庄子·知北游》中的神农，他是因昼寝而悟道的。亦就是说，在儒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不道德的非礼行为；而在道家学者看来，昼寝入梦是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参见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P368-3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道家以昼寝入梦为体悟至道妙理的重要途径，传统中国文人以白日春梦为体验男女情欲的重要方式。  牡丹亭 其次是“遇见佳人”。在形形色色的春梦故事中，通常是男性为“某生”，女性为仙鬼，女性主动向“某生”投怀送抱。男性是被动的，是被诱惑者；女性是主动的，是诱惑·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众多春梦故事都是男性编撰的。因此，这种春梦故事表现的只是男性的情色欲望。另外，在春梦故事中，所遇见的佳人，常常是很模糊的，无以实指。如杜丽娘梦见的是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青年。贾宝玉梦见的佳人，“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其姓名又是唤作可卿的，是他后来倾慕的几个女子的综合幻影。更为普遍的是，春梦中所遇见的佳人，往往是神仙、妖精或鬼怪，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因此，大部分传统中国的春梦故事，不妨称作“人鬼之恋“。  《牡丹亭》 最后两个环节是“儿女之事”和“骤然，惊醒”。在春梦故事中，“儿女之事”环节常有，但不是必须的；“骤然惊醒”环节不仅常有，更是必须的。在即将欢爱或者云散雨收之际，总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促使其惊醒，并使其处于懊恼、恐惧的阴影中，还常常伴随着虚脱、抑郁的感觉。如《牡丹亭》“惊梦”一场，杜丽娘自述梦境： ……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蔺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相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欢毕之时，……忽值母亲来到，唤醒将来。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转身参礼母亲，又被母亲絮了许多闲话。奴家口虽无言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 为何夹杂恐惧情绪 梦境本是释放情色欲望最自由的空间，可是传统文人在梦境中往往亦显得不自由，在美妙的春梦境界中夹杂着恐惧情绪。为何如此呢？ 张方先生将春梦的这种特点概括为“性爱及其恐惧”原型，他认为：在人类早期，两性间的性爱关系自由奔放，充满活力；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的各种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和禁忌，性行为受到的约束和禁忌首当其冲，而且特别严重。这样便大大削减了性爱体验的强度和力度，对性本能的渲泄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如果按照以往的方式去实施性爱行为就要受到惩罚，那么人的性本能必定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回到无意识，进而形成某种情结，不再为意识感知，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梦境一一才显露出来，而且时常伴随着对禁忌的恐惧，即极度快感后的极度恐惧(张方《风流人格》，P137)。这种解释其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禁忌和伦理观念对士大夫文人的性心理产生影响，并由此造成在春梦中极度快感后必然伴随着极度恐惧的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