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抗战胜利日”研究的逐渐深入,许多著作和论文都涉及1945年8月15日几个重要信息发布的时间点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虽标注了“重庆时间”“东京时间”,但并未对其加以深究,更多研究者则想当然地与现今通行的“北京时间”混为一谈,从而出现史实性硬伤,有必要在此加以详细辨析。 首先,“重庆时间”是对国民党政府1939年颁布的法令时“陇蜀时”的俗称。“陇蜀时”与今日通行的“北京时间”并不一致,而是晚一小时。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经度差62度,时刻约差4小时。抗战前中国并未采用法令时,许多地方采用的是1919年北京政府中央观象台推行的计时方式。根据夏坚白《应用天文学》一书记载,全国分成五个时区:“一曰中原时区,以东经一百二十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首都、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黑龙江之龙江、爱珲以西及蒙古之东部属之。一曰陇蜀时区,以东经一百〇五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绥远、蒙古中部,青海及西康东部属之。一曰回藏时区,以东经九十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蒙古、甘肃、青海及西康等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属之。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也。一曰昆仑时区,以东经八十二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一曰长白时区,以东经一百二十七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爱珲以东属之。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 其中,中原时区为世界标准时的东八时区;陇蜀时区为东七时区;回藏时区为东六时区;昆仑时区及长白时区皆半时区,也就是非标准时区。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因首都南京位于中原时区,故采用与今日“北京时间”时数相同的“中原时间”。1939年,考虑到陪都重庆位于陇蜀时区,而过去的首都南京已沦陷,于是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施行中央研究院在原时区划分基础上略加改动的新五时区制,并规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作为抗战中后期国统区的一个标识性符号,“重庆时间”或“陇蜀时”的推广,不仅有利于统一法度,实际也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以“重庆时间”计时的地区,即为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反之则不然。 其次,当时的“东京时间”不只在日本本土使用,也是各沦陷区日伪政权大肆推行的“法令时”。“东京时间”在这些地区推行之时,便是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丧失控制权的开始。 从《马关条约》后割走台湾起,日本占领当局就在当地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东京时间”的启用即为其中之一。随着全面抗战后沦陷区的增多,以“东京时间”计时的区域也不断扩大。据《申报》记载,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强令北京居民使用“东京时间”,而武汉沦陷后,日军也马上将“江汉关大钟拨快一点钟,使合东京之时间”。由于“东京时间”采用的是东九区计时制,因此沦陷区的“东京时间”比国统区的“重庆时间”早两小时。 照此推算,1945年8月15日国内外无线电广播重大信息发布的准确时间点如下: 第一,“重庆时间”上午七时(北京时间上午八时),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共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重庆时间”上午十时(北京时间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的演说,时长近11分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并机播出。 第三,“东京时间”正午十二时(北京时间上午十一时),日本天皇裕仁提前一天宣读并录制的“终战诏书”在日本广播协会电台播出,时长约5分钟。日本境内所有电台同时转播。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广播演讲和裕仁的“终战诏书”录音是同时发布的。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鲜有提及,也是出现错误最多的一个时间点认知。 第四,“东京时间”下午七时,日本驻华大使在南京伪“中央电台”发表对日侨广播,称“现地当局奉体圣虑,自当尽最大努力,以谋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之完全措置。盼各位以冷静之态度,发挥日本精神,各致奉公之诚,尤须切戒万一为情感所驱使而轻举妄动”。这条刊登在《申报》1945年8月16日第1版的消息注明是“中央社南京15日电”。当时的《申报》被日本人控制,“中央社”显然是汪伪政权的“中央电讯社”。按日伪沦陷区的法令时,“下午七时”对应的是“北京时间”下午六时。 战乱之中,本来与世无争的“时间”也被无辜殃及。不同计时方式,映照着国土四分五裂的现实,也对后人的历史解读造成了较大困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