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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忒文作为卫拉特蒙古文字，创制于1648年，它的出现使卫拉特蒙古人有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改变了原有回鹘蒙古文一字多义的情况，使得蒙古书面语与当时口语形式接近；改变了卫拉特人的宗教信仰，卫拉特蒙古的宗教信仰由萨满教转为藏传佛教。托忒文在17、18世纪得到广泛使用，一度成为这两个时期建立在欧亚大草原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汗国、西域准格尔汗国的官方文字，以及一些其他中亚民族和政权的外交文字。 清“托忒学”助力托忒文文献产生 由M.乌兰教授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论述了与卫拉特蒙古史有关的托忒文文献史料的来源及整理研究情况。该书从史源学角度比较研究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清朝官方史籍间的史源关系，同时引进了社会心理学“集体记忆”理论，讨论神话、史诗与集体记忆、历史的相互关联。书中考证了西方其他与托忒文历史文献有史源关系的著述，如《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卡尔梅克史评注》，认为俄罗斯学者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收集整理和翻译托忒文文献。 史源学的核心在于溯本求源，该书作者详细探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有关卫拉特蒙古史史料文献之“源”，即清朝的汉文、满文，以及西方德文、法文等几大文献类别与托忒文历史文献间的渊源关系。书中指出，清朝官修史书中有关卫拉特人历史的内容，主要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及托忒文历史文献；与清朝官修史书同时代的德国帕拉斯等人相关著作也是如此。清朝机构设置中有一种特殊官学——“托忒学”，它在清朝托忒文文献产生与利用托忒文历史文献撰写官方史籍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努力摆脱两种“正统观” 全书以托忒文创制的年代1648年为时间节点，将阐述重点置于17—19世纪这一时间坐标中，对托忒文创制前后的卫拉特蒙古史学进行考察，认为卫拉特蒙古史学史并未确立起其在蒙古史学史中的地位。史学史研究仅仅依靠托忒文文献远远不够。作者针对卫拉特蒙古的文化特点，从口头传承到文字传承来构建卫拉特史学史。其中，口头传承表现在神话、史诗、历史传说故事方面，文字传承则体现在卫拉特蒙古人编纂的史学著作上。这些以文字传承的卫拉特史学作品，不仅包括卫拉特史学家用托忒文撰写的文献，也应包括回鹘蒙古文、藏文等撰写而成的史籍，这样才能反映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全貌。 作者主张，21世纪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要保持以卫拉特蒙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势头，并在研究中努力摆脱两种“正统观”，即清王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和蒙古“黄金家族”的“正统观”的影响。该书从诗歌方面强调了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认为托忒文历史文献具有客观性、丰富性及互补性；卫拉特蒙古史学者也和其他民族史学家一样，大多以精英人物为记载和评述的对象。活跃于卫拉特历史舞台上的人物虽然很多，但能够流传于世的毕竟是少数，值得庆幸的是，托忒文历史文献中就保存下来不少人物资料，其中，《咱雅班第达传》中有姓名记录的就有200余人。书中选择生活于17—18世纪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物代表，叙述并展现了卫拉特史学家笔下人物的真实面貌。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托忒文促使卫拉特人记述自己的历史文化。而卫拉特史学家多数出自于卫拉特蒙古族僧侣、诺颜中，他们的文化除了来自藏文、梵文、回鹘式蒙古文外，就是以托忒文为主的卫拉特大众文化，这些史学家为我们展现出卫拉特蒙古丰富多彩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书中研究超越传统中外关系史、民族关系史的局限，将中国放在各民族、国家和文明构成的“前现代世界体系”中，把中国和世界看作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进而考察、探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这种考察形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网络状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演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ZDA17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