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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并通过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不过，作为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死敌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事实上，在改革危机蔓延扩散并引起苏维埃国家崩溃的诸多因素中，西方国家奉行的遏制战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来自外部的革命”。 关 键 词：苏联改革 西方国家 遏制战略 作 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 基金来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党权、军权与政权：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苏军与改革”（2016M590304）。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件”[①]的改革，其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同时，在重新构建与西方国家的新关系中，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简言之，改革最为关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它将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为从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与西方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哪种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场历史性争论中改革的成功将提供决定性论据。清除了在非常条件下生产的积垢之后，苏联的形象将具有新的吸引力，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②]但是在西方世界看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宏伟设想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再现，苏联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强化其国家力量从而增强其全球战略霸权的竞争能力。不过，作为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死敌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在戈尔巴乔夫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就像俄罗斯政治学者季诺维也夫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危机的成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部原因（尽管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但是在危机的展开和随后的国家崩溃中，起决定作用的当属外部原因。在与优势的外部敌人的残酷斗争中，苏联和俄罗斯被摧毁了。这个敌人的名字就是：西方。”[③] 一、民主的阴谋：西方世界的遏制战略 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是一种出于现实政治权力的需要，更是一种基于维护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使命。作为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美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所具备的普世意义具有强烈的信念。1845年“天定命运”一词被首次运用于美国获得北美大陆的历史神话，“而这个神话无非是现实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表达”。这种信念的表达伴随着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集中体现在对建立全球自由市场的渴望，并因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④]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强调：“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在贫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大大茁壮起来了。我们必须使那种愿望永不息灭。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倘若我们的领导表现出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⑤]杜鲁门宣誓：美国的政策在于维护每个国家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然而，华丽词藻的背后其实就是对世界霸权赤裸裸的追求。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尼古拉•诺维柯夫的现实主义表述就是：“杜鲁门总统及其美国统治圈内其他代表的许多陈述的真实用意，是美国有权领导世界。”[⑥]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阐述了民主主义之于共产主义优越的自由精神：“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统治他们。民主主义的信仰基础是，人类具有道德的和理智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能够合理而公正地管理自己。共产主义逮捕一个人没有合法的理由，不按法律程序，惩处个人不经审讯，并将个人当作国家的工具，强迫他劳动。个人接受什么知识，进行什么艺术创作，追随什么样的领导人物和想些什么，共产主义都一一予以规定好了。民主主义主张，政府是为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并负责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自由。”[⑦]然而，无论对自由的描述是多么美好，当美国决定要将自由传播给世界并企图以此来瓦解苏联的时候，它仍然选择了最为强硬的方式。杜鲁门表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念和实力原原本本地向全世界表白清楚。”[⑧]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更是一针见血地把冷战称为争取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战争。事实上，在杜鲁门国会演说后，美国就开始积极制订针对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全面遏制战略，直到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解体。就像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怀疑的那样：即使戈尔巴乔夫把封闭的苏联社会带进一个创造性和多元主义相互依存的时代，但是，“苏联仍将受一个坚持政权垄断、独裁和使社会空气令人窒息的机构的摆布，仍将处于坚持列宁主义主张的政党的领导之下”[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摧毁共产主义制度，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⑩]。 作为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美化，冷战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从心理上塑造成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950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NSC68）。NSC68号文件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冲突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处在法治政府管理下的自由观念，和在克里姆林宫的残酷极权统治之下的奴隶制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自由思想对奴隶制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但是奴隶制思想无法破坏自由思想。奴隶制国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力求消灭自由思想的挑战，进而使两大力量处于对立的两极地位。”[11]文件强调，“自由思想的持久存在是对奴隶制社会根基的永恒威胁，因此自由在世界上的长期存在是令专制无法容忍的。力量的两极化是新的现象，引起奴隶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并造成持续的危机”[12]。因此，“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你死我活的挑战。从未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对立；它破坏我们的价值体系的意图是如此难以改变；它是如此擅长于利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最为危险和分裂的趋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如此有力地在世界各地唤起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没有任何别的制度能够得到巨大的、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心的支持”[13]。对美国来说，在这场“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就是要通过运用除战争以外的其他遏制手段达成如下目标：（1）阻止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意图的虚伪；（3）诱使克里姆林宫缩小其控制和影响；（4）培养苏联体系内破坏性的种子，迫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要把它的行为限制在适合于国际准则的范围内。[14]这份被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定型。 二、隐秘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与美新署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所持有的信仰“不单单属于我们，而且属于全世界自由的人们”[15]。事实上，冷战从开始到结束都显示了美国所肩负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命：以自由民主之名抵制邪恶专制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扩张。于是，在作为“自由的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正义的帝国”的苏联全面对抗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的意识形态操纵与反操纵的“人心之争”。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16] 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注重在社会思想、精神和心理领域发起反击共产主义、有组织的政治战。由乔治•凯南负责的美国政策计划署在1948年5月4日名为《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的备忘录中，明确把对苏联的冷战看做是政治战：“政治战是和平时期克劳塞维茨学说的合理性应用。从广义上的定义看，政治战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由国家指挥，但不会发生战争，从而来实现其国家目标。这些行动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行动范围可以包括公开行动，如政治联盟、经济措施（如欧洲复兴计划）和‘善意的’宣传，以及秘密行动如秘密支持‘友好的’外国势力、‘恶意的’心理战，甚至鼓励在敌对国家进行秘密的抵抗运动。”[17] 中央情报局从其诞生后不久就被赋予实施包括心理战在内的隐蔽行动的主要任务，以弥补美国政府公开性外交活动的不足。“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对美国传统政治规范进行了一次彻底大翻修。中央情报局藉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条文将‘必要的谎言’和‘说得过去的矢口否认’的概念制度化，确认其合法的和平时期战略，从长远来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政府层次，使任何责任感都无法阻止它在国内和国外滥用权力。”[18]194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总统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法》。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02条规定，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情报局。9月18日，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正式建立，希伦科特担任第一任中央情报局长。12月9日，中央情报局开始获得“采取措施执行秘密心理战行动来对抗苏联及由苏联煽动的活动”[19]的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索尔斯在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中建议：“关于在国外开展秘密心理行动，委员会认为附上的给中情局局长的草案指令是合适的、充分的。”[20] 1948年6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10/2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专门在中央情报局下面建立特别计划办公室负责秘密行动。NSC10/2要求，在和平时期在中央情报局下建立一个新的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计划并实施秘密行动；在战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为执行这些行动做好计划和准备工作。NSC10/2特别强调，特别计划办公室主任直接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为确保行动的安全和灵活性，以及实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特别计划办公室应该独立于中情局其他部门行事。”[21]NSC10/2把秘密行动定义为：“宣传战、经济战；直接的预防性行动，包括阴谋策划、反阴谋策划、破坏和撤离手段；对敌对国家策动颠覆行动，包括援助秘密抵抗运动、游击队和流亡解放团体，支持自由世界遭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反共力量。这些行动不包括动用被公认的武装力量、谍报活动、反谍报活动以及掩蔽性、欺骗性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武装冲突。”[22]NSC10/2之所以作出上述说明，就是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在秘密活动中“置身事外”，从而避免美国政府承担相应责任。“该指示中所用的‘秘密行动’理解为所有由本届政府实施或资助的活动（除这儿专门注明的），这些行动是用来对付那些充满敌意的外部国家或团体或支持友好的外部国家或团体，但是要求这些行动的策划和执行对于未参与到此项行动的官员来说，不会轻易发现美国政府承担了这些行动的责任，如果行动暴露的话，美国政府也能够合理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23]尽管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置身事外”以避免秘密行动给国家形象带来损害，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就像尼克松所言：“美国必须能够以隐蔽方式采取行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24] 从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行动以来，尽管在冷战的不同历史阶段受到程度不等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央情报局仍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冷战时期最后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说：“总的来看，中情局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美国在第三世界代理人战争中的一把利剑，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全世界积极揭露苏联真实的压迫与颠覆行动，收集了大量关键军事信息，对苏联军事实力和弱点进行了准确评估，为美国民众系统描述了苏联危机的发展历程。从这些方面来看，在冷战后半期，中情局成功地甚至完善地完成了总统交给它的任务。”[25] 在责令中央情报局积极开展秘密行动的同时，美国政府成立了公开的新闻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其目标是“团结自由世界，以非战争的方式减少共产主义的威胁”[26]。1950年12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3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战的重要性。文件指出：“形成和保持对克里姆林宫图谋的心理抵制要求我们持续而深入细致地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威胁其他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我们可以揭露克里姆林宫在言行上的矛盾，在海外宣扬的理想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所普遍存在的贫困、压迫和恐怖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和平的宣言与军队规模庞大以及帝国主义式的侵略的事实之间的矛盾。我们以具体事例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势力范围内做了些什么，在其代理人攫取政权的地方打算做些什么，我们就可以摧毁它代表民族自由、国际和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神话。”[27]为了更好地承担起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战的需要，1953年6月1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了建立美国新闻署的1953年第8号改组文件。7月30日，艾森豪威尔任命曾担任美国共同广播系统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之音”顾问的西奥多•斯特赖伯特担任美国新闻署的第一任署长。8月1日，美国政府1953年第5号改组计划经国会批准生效。同一天，美国新闻署正式建立。为了明确美国新闻署的使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0月22日召开的第16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美国新闻署的政策声明（NSC165/1），并交给美国新闻署署长实施。NSC165/1号文件明确规定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使命：“美国新闻署的目标是利用传媒技术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对自由、进步与和平合法的抱负是协调一致的，并将促进他们这些抱负的实现。”[28] 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主导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发起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广播攻势。特别是进入到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上述电台的每周播音时间在1986年时达到了2353小时，高居世界首位，以至于被称之为里根政府在“军事星球大战”之外的“广播星球大战”。《国际先驱论坛报》在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中就说：“现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29]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政治攻势在冷战中取得了相当的效果。1977年被迫流亡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莫尔里克就说：“外国的广播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于数百万苏联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30] 三、意识形态陷阱：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 西方对苏遏制战略发挥作用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历史过程。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的破除铁幕战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实施后已经在苏联社会的上层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内宣传与国外生活的强烈反差，不能不对这些能够出国访问的苏维埃精英心灵最深处产生触动和反思——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坚实的物质来做基础。赫鲁晓夫说：“把人都戴上枷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公正的制度，这叫什么天堂？天堂是人人都想去的。既然人们都想走，还把门锁上，这就不是天堂。假设上帝让我继续工作下去的话，我就会把门统统打开，把门和窗全都敞开。怎么，突然全都走了呢？列宁在内战后还开放苏联边界呢。有些人走了。其中有沙利亚宾、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和其他的名人。后来有的人又回来了，有的一直要求回来。难道全体人民都会走吗？有多少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也不回去……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这一切呢？”[31]社会主义不能总是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就像老百姓们所说的那样：“您是在向我们许诺死后过幸福生活吗？您至少得让我们尝到一点人间幸福的滋味呀。”[32]作为后来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就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现行政策是：“乞丐在教富翁如何生活得更好”[33]。 不管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但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实践来看，改革恰恰就是针对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提出的。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社会出现的反常现象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程度的必然结果。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维埃社会的“荒谬的局面”[34]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而是在事实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疾病”。“荒谬的局面”表明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戈尔巴乔夫指出：“变革的潜力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中，都已成熟了。”[35]而要治疗这种“疾病”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民主的改革。但是在关于如何改革以及推进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认为，造成所有“荒谬的局面”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兵营式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戈尔巴乔夫决定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解，并藉此希望改造苏联共产党以使之适应和融入新的政治生活。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首先就是要放弃苏联过去那种在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全人类利益”应该成为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价值基点。在他的要求下，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作了修改，决定不再继续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新修订的党纲删除了以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不会再容忍那种使他们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36]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再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光去看待世界、划分界限了。“我深信，早就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仔细想想过去的教训，勇敢地估计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绝对坏’，而把自己说成‘绝对好’，这就会把关系引向死胡同。”戈尔巴乔夫提议，作为国家领导人不能不接受苏美两国的对抗历史，但是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手中结束仇恨的接力棒。“应当超脱意识形态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应当受到尊重。而为此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的出发点是理解普遍的相互依存性，它的基础是让文明社会永存的思想。我们能够就这种思维的标准达成协议，那就是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应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实现这一点，那将是理智的一个胜利。”[37]作为“新思维”的执行者，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宣称：“两种制度的对抗已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高科技基础上加速并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38]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谢瓦尔德纳泽有充分理由不把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当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作为最高普遍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也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了。”[39] 简单的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也没有把美国看成是苏联的死对头。他们把自己从意识形态的成见中解放了出来。因为“伪意识形态”已经让国家一穷二白了。“美国应该被看作是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40]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满怀希望地奔向西方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西方迎接他的将是对他的国家和历史的彻底颠覆。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时严厉批评苏联：“极权主义者建立的政权用了超过30年的时间打造他们的合法性。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权敢自由选举。刺刀下的政权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41]1983年3月8日，里根在全国福音派信徒协会年会上更是公开指责苏联是“邪恶帝国”。他说：“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所认可的唯一道德，是推进他们事业的道德，而不是任何宗教的道德，也不是超越阶级观念的道德；道德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道德对于废除一个陈旧的社会制度、团结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许多有影响的人拒绝接受苏联的这种基本理论，这本身就表明历史不愿意看到一个极权主义大国的存在。”在里根的眼里，苏联就是“当今世界的罪恶之源”。[42]从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到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美国从来没有忘记“冷战总统”杜鲁门的公开誓言：“随着自由世界实力的不断提升、更加团结、对铁幕两侧人民吸引力的进一步增强， 随着苏联轻松扩张的希望得到遏制，苏联发生变革的时间必将到来。没有人能够断言，这种变革何时发生，或者能够预测变革如何发生，通过革命，卫星国家制造麻烦，还是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变化。无论苏联统治者出于自由意志调整自己的政策，还是以其他方式发生变革，我都坚信苏联一定会发生变革。我对人类自由怀有深刻而持久的信仰。在耐心和勇气的支持下，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新时代。”[43] 当戈尔巴乔夫怀揣着“全人类利益”至上的崇高理想时，苏联人民却成为他建立全球新秩序、成就个人声誉的垫脚石和牺牲品。在西方的引诱和迎合之下，戈尔巴乔夫以民主为旗的改革到底给苏联和东欧人民带来了什么？无论从当时苏联东欧的社会民主改造现状，还是以今天的历史经验累积来看，似乎美国向戈尔巴乔夫和全世界推销的“民主”价值并非总是那么令人可口和适用。事实上，任何忽略意识形态对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意义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为了使其回归到最初的本意——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来。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逐渐建构起来的以斯大林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早已与苏维埃政权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对苏联共产党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彻底修正，其实就是对苏维埃历史的彻底否定。就像祖博克指出的那样，丧失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心才是苏联改革在迎合西方民主掌声中走向末路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44] 注释：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③]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候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④]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4年版，第6页。 [⑤]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⑥]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⑦]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⑧]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⑨]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⑩]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11]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2]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13]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14]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15]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2册，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16]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17]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4页。 [18]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2年版，第31-32页。 [19]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7页。 [20]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8页。 [21]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3页。 [22]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4页。 [23]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3-1224页。 [24]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25]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491页。 [26]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1页。 [27]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14页。 [28] Mission of the USIA st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П，Part 2，pp.1753-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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