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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及当下的民族主义 郑大华，朱映红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其经历过兴起、发展和高涨这样几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这是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产物，其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日本因素，是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在1895年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他们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而是要进行经济利权的剥削，即把中国变成其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的供应地。但1895年以后这种压力骤然升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到垄断亦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前的商品倾销为主变成了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开始取代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与此前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不仅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而且还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与此相一致，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1895后日益严重起来。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被梁启超等人作为一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的兴起和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发展，同样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五四爱国运动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标志，而引起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则是在巴黎和会上，因日本的阻挠和美、英、法偏袒日本，中国收回被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掠走的山东权益的失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企图灭亡中国的结果。 第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自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在清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之所以要“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而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征，便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和各个民族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 第三，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和特质，那么，就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其兴起、发展和高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笔者认为，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民族主义，如民族分裂主义、大汉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应加以批判和否定。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从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的民族主义呢？ 一方面，我们认为，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照抄照搬，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历史和现状而言的，西方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形成也较早，那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形成于清末民初，其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认同、接受和宣传过近代民族主义，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还被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称之为民族英雄。所以无论从民族主义产生的源流，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把民族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都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它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或对待它。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所谓“适度的民族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它的表达方式是文明的，而非暴力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理性，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二是它的规模是可控的，活动是有序的，不能搞狂热的群众运动。 为什么说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呢？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功能，对内，它能强化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它能展示中华民族的意志，给敌对势力以强大的心理压力。时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到深水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凝聚民心，缓和国内矛盾，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国际上，近来，中国的周边环境明显恶化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能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持。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对外斗争的一种武器。 如何才能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呢？我们认为，要提倡或保持一种“适度的民族主义”，就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开放言论空间，给广大民众提供能自由表达其民族主义诉求和言论的平台，并且可以就一些民族主义的议题展开讨论，以求在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广泛共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决反对和取缔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对于“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不能使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干扰或破坏改革开放大局。 在当下，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最凶恶的敌人，亡中国之心始终存在。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都与日本的侵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力图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改自卫队为国民军，扩军备战，从而使日本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而日本要重新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对此，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充分做好与日战争的准备。 我们要在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想法没法尽量推迟中日之间战争的发生。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再继续小泉时代的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政策，而应采取“政冷经更冷”的策略，给正陷于经济衰退中的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中国是日本工业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市场，一旦失去，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振兴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只有给日本以巨大的经济压力，才有可能迫使它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从而达到“以经止战”的目的。 摘自：《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