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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 胡赳赳 当我们成天“浸泡”在我国瓶装水标准不及自来水”、“凤凰古城昨夜经历塌桥惊魂”、“贝因美被查出婴幼辅食汞超标”等等这样的消息里时，就会见怪不怪了。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2元车票收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但在现在看来，上个世纪的人尚有羞耻，略有良知，懂得礼义廉耻，至少撒谎会脸红，做错事会觉得内疚。但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一过，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丢失了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 “社会上的怨气，转化为一层又一层的暴戾之气，这种暴戾之气便是杀伐的源头。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每个人又在加害他人。不仅加害，而且有理由、有预谋、理直气壮、坦然地加害。似乎受害者天生就有报复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境况下，羞耻心被愤怒心取代了，伤天害理也变得理所当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一位媒体人士这样理解。 一位白领笑称自己是从“小资”堕落到“屌丝”，他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响着的汽笛名字叫做“GDP”。 中国GDP攀至第二、奢侈品消费攀至第二，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那头，人尚有人格，国尚有国格，过了这个分水岭，人格可以交换、贪腐者在落网前受人羡慕和尊敬，而贫穷的人却遭人嘲笑。无耻者越多，知耻者越少，这也是社会学上的“破窗效应”，用经济学家的话叫“劣币驱逐良币”。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有“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东方人重心性，西方人重现世。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规条。东方人圆融、忍辱、变通，西方人严谨、事功、呆板。 但很好笑的是，即便在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中，现在的中国人也不像新加坡和日韩那样“克己复礼”、“尊师重道”了，他们是另一类人。耻感文化在中国人那里，几乎殆尽。 以前骂人，说“你这个丢丑卖国”的家伙，或骂“卖友求荣”等等，那是很严重的斥骂。但现在，丢丑和卖国是联系不起来的，卖友求荣，似乎为了个人利益也可以理解。看影视三十年的变化，从牵手、拥抱、接吻、露点到三级、AV或郭美美和干露露，人们对羞耻的免疫力越来越高。 人有人格，耻感的丧失，即人丧失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身份，然后从“人性”向“奴性”下移，人的权利被剥夺，自我认知也趋于“精神矮化”，人于是变得“屌丝化”。从最开始的抵抗到麻木，然后到合谋，最后成为时代的帮凶，正如季羡林感叹说“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无耻者极有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无耻的。 但好在其一旦知耻，便会“后勇”。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的缘故。知耻是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线，也是坏人能不能变好的标志。 无耻者要做很多事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无耻，知耻者什么都不用做便让人明白他的知耻。凡知耻者，必有闻过则止、改过自新、止于至善的机会。 无耻者下贱，知耻者高贵。不怕丑不是一种钝感力，而是一种爱的能力的退化，怕丑不是一种脆懦，而是生命的底线打出的信号灯。 是非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无关功过，无关荣辱，无关得失，但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未曾变过。 明代学者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一次被盗贼所困，盗贼问：“盗贼可有良知？”他答：“有！”盗贼不信。他说：“你们把衣服脱下来，我一层层证明给你看。”脱到裤衩时，盗贼不愿脱了。王阳明说：“你看，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 知耻，即知觉的一种。知而不觉，是大耻，知而有觉，即是良知！ 摘自：新周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