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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输入中国的西方社会进化论主要有两家:即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赫胥黎的“互助进化论”。仔细阅读清末报刊上的各种论著,可以发现,中国思想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斯宾塞的学说。无论是改良派的严复、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无论是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代表还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深深地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的烙印。 关键词：斯宾塞；赫胥黎；社会有机体；进化论 西方社会进化论输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胡适的一段话大致可以概括其社会影响。他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1](第1集P54)这里胡适所说的巨大影响虽然指的是《天演论》,而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西方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果。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进化论主要是斯宾塞与赫胥黎两家,由于严复的《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许多人误以为清末在中国传播的进化论主要是赫胥黎的观点,事实则不然。相比而言,赫胥黎的影响远远不如斯宾塞。 在英国赫胥黎与斯宾塞的争端,主要是围绕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展开的。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与自然演化是相互分离的,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而斯宾塞则坚持认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的伦理过程不同于自然的生命过程,伦理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相互感通,并为人类利益服务,与自然规律毫无关系,自然不知道道德与道德标准为何物。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竞争,而伦理法则,也就是人类本然的互助互敬、相亲相爱的善性,可以抑制社会的残酷竞争。“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2](P57)而斯宾塞则坚持认为,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尊重个人权利的自由竞争将使社会愈来愈好。并认为道德也是进化的,进化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寻求最佳方式以适应社会的、生理的条件,最大的善行就是有利于生命的延续[3](P11~42)。前者可以称其为“互助进化论”,后者被叫做“竞争进化论”。 从1895年到1908年,在清末各种报刊上先后出现了16种译介斯宾塞学术观点的作品,如此众多的作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当时是罕见的现象。这说明斯宾塞的学术观点对于那时中国的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值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去接近它,宣传它。翻阅这些译介作品,可以看到,有的是学案体的综合性介绍,有的是代表作的部分选译,除了《群学肄言》和《自由篇》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比较完整的斯宾塞中文译著。尽管如此,斯宾塞的基本学术观点,还是被全面介绍到了中国。就所译介的他的著作来说,涉及到《社会静力学》、《社会学研究》、《综合哲学》、《人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斯宾塞论文集》等多部著作。以往,我们在谈到社会进化论对中国的影响时,大多只提《天演论》的传播,而忽略了其他的译介作品。事实上,中国人接受的斯宾塞的思想观点是多源的。有的译自英文原版,有的转译自日文,有的通过留学生,有的通过传教士。不能一概而论。 一、斯宾塞社会学对严复的影响 严复是斯宾塞思想的崇拜者,对于他的著作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社会学结构谨严,思想丰富,是贯通天、地、人而融为一体之“绝作”,称赞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严复认为,斯宾塞把进化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演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也就是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当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公例”。这一公例就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4](第1册P25)“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为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4](第1册P18)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不足以自立,难怪其屡战屡败。在严复看来,挽救中国危亡的办法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斯宾塞的《明民论》(即《人对国家》),就是这样一本教人如何富强的著作,“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为之纲。”根据斯宾塞的这一培植国本观点,严复进一步解释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4](第1册P27)。社会的最大进步依赖于国民的最大自由,这正是斯宾塞在其著作中反复阐述的观念。 在道德起源问题上,严复接受的是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人类道德的出现是人类适应自然界的结果。他批驳说,赫胥黎谓人类道德由人心善相感通而产生,漠视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则有倒果为因之病。“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有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5](卷上51~52) 赫胥黎主张“以人持天”,而斯宾塞则强调“任天为治”。严复接受的是斯宾塞的观点。他认为斯宾塞的“任天为治”,是强调以自然规律为主,而以人事为辅,决不是无所事事。他说赫胥黎刻意求胜,“遂未尝深考斯宾(塞)氏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极坚,殆难破也”[5](卷下P55)。在宗教起源的问题上,严复也以斯宾塞的看法为是。他说,斯宾塞认为原始宗教以人鬼为起点,而人鬼的出现起因于梦幻。“以梦为非幻,于是人有二身,其一可死,其一不可死。又因于生理学浅,由是于迷惘失觉、诸暴疾无由区别,而不知似死真死之分。谓似死则暂死而魂返,真死则长往而魂不返,于是有臬(来)复招魂之事,以灵魂为不死而长存。此中国古制,一切丧礼祭仪之所由起也”[4](第2册P318)。同样,严复也接受了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他介绍说:“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4](第1册P17)从这一有机体的观念加以推演,严复引申出“整体”(aggregate)与个体(unit)的见解。认为社会像一堵砖砌的墙,如果每一块砖是整齐的,“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匠人砌成的墙肯定比较规则结实;反之,用大小不规则的砖为原料,即使能工巧匠用尽心力砌成的墙也不可能整齐结实。“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4](第1册P18)从个体到总体,从个人到社会,推论社会的品质,因此他认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力之强”与“德行仁义之强”三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胜败,“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4](第1册P18)。在变法问题上,严复主张渐变,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宾塞。他说:“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4](第1册P17) 浏览一下严复早期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与斯宾塞思想相通。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对于赫胥黎的一些观点严复也曾表示赞许,这与肯定斯宾塞的理论体系并不矛盾。他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的烙印。这当然不是说严复没有不同看法。例如,斯宾塞比较重视妇女的权益,认为母亲的智力高下将影响子女的素质,呼吁给予妇女应有的教育和尊重[2](P69~75)。而严复则认为,提高女性的智育,不利于生育,则“女性必衰”[4](第2册P318)。中国不必在女权问题上向西方学习。再如,斯宾塞从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立论,反对国家教育,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来培养人民的智力将是错误的[2](P150~179)。严复则认为国家的盛衰决定于民力、民智、民德,中国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加强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类似这样的异趣,在严复的论著中还有一些。思想文化的输入是一个吸收和扬弃的过程,发生变异是正常的。 总之,严复一生主要哲学、政治、社会思想本于斯宾塞。前之所谓激进,后之所谓保守,皆不足以概括严复的思想本质。1905年胡汉民的一则评论令人信服。他说:“严氏之学,既一本斯宾塞尔,则凡世急张躁进,不问民演之深浅而欲一变至道者,皆严氏所不取。而严氏又非温和者,或保守者也。严氏之意见,实无是种种之分别,其意以一群之存在,犹生物之存在,必与其所遭值之境象宜,然后可竞争以求胜。而所谓宜者,固非摭拾世之良法善政强附之之谓,故必滋养培殖,俟其群之自蒸,其于民智之开发三致意焉。”[6](第2卷上册P146) 二、斯宾塞社会学对章太炎的影响 我们阅读章太炎1900年前后的著作,立即可以感受到斯宾塞思想的影响。从《视天论》到《菌说》,再到《书原变》,都明显可以看到斯宾塞《论进境》的影子。他认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从猿到人,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当物种进化到人类之后,进化并不停步,由野蛮而文明,由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总之,进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在他看来,黄种人和白种人是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民族。颇有意思的是,章太炎把“适者生存”解释为“不假于力而专以思自造”。他说:“如夫露巢之鸟,患人之探其卵也,则其卵多非白色,与暗处者迥殊。故巢草莱者,卵必青绿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绿若芦苇;巢乔木者,卵必光绿若树叶;巢山崖乱石荆棘之中者,卵必棕色而有花点,以与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处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若是者,鸟岂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为造之,而鸟之死于缯缴探雏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则必由鸟之思护其卵,积精专思,而虽变其形色,所谓以思自造者也。夫以诸异物而渐化为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7](P65)章太炎认为“以思自造”,不仅是物种进化的,而且也是生物个体发展完善的动力,从而陷入目的论。“物苟有志,疆(强)力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7](P96),这种强调“思”与“志”的思想与斯宾塞“任天为治”的基本主张就有了一定距离。 关于古代神权与王权的形成,章太炎撰写了《儒术真论》、《冥契》、《封禅》、《河图》、《原教》与《订礼俗》等文,从总的思路来看,也都留下了斯宾塞《论礼仪》的烙印。斯宾塞在《论礼仪》中谈及王权与神权的出现时,指出:“所谓礼仪者,弱服强之制而已。所奉纪律,则强者恣意所制;所奉教宗,则知畏强者之声灵权力;是故礼仪始于敬神、王。”[8](第6册P1)章太炎在《冥契》中论述中国的神权与王权说:“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凡长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趋令若牛马。”对照前后文,脱胎痕迹崖略可见。 章太炎在《原变》一文论及人类社会竞争与变革问题,其思想也显然来源于斯宾塞的《论礼仪》。例如,译文说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绝对的,“后变胜于前变,将来之变胜于今变,断无一息间断”。章太炎在论文中也说,人类社会是在竞争中发展的,“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7](P100~101)。所以,他大声疾呼,为了避免退化,人们应当“合群”竞争,反对安于现状,反对山林之士的遁世主义。斯宾塞利用语言学探索古代社会的方法也给予章太炎启发。章太炎认为斯宾塞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 总之,从章太炎在1897年到1902年间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受了斯宾塞的很大影响。1902年,章太炎通过日本学者的翻译,了解了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的看法。他比较了斯宾塞与吉丁斯的观点,认为他们各有片面性,倾向于折中于二者之间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观点,并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斯宾塞的思想在章太炎身上也发生了变异。尽管如此,斯宾塞的影响在章太炎身上仍不时表现出来。 三、斯宾塞社会学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最早耳闻西方社会进化论是通过乃师康有为传授的,不够系统。1897年,梁启超有机会阅读严译《天演论》,“喜幸无量”,听说斯宾塞更是社会进化论的名家,“益垂涎而不能自制”。他说:“书(即《天演论》)中之言,启超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顷得夏穗卿(即夏曾佑)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9](文集之一P110)大致说来,梁启超在逃亡日本之前的进化思想深受《天演论》的影响。对于我们来说,在此区分一下这一时期斯宾塞与赫胥黎在梁启超身上的不同思想影响,困难不算很大;而要彻底弄清梁启超在日本居留时期接触的西方进化论的不同流派以及身受的不同影响④,任务则过于艰巨,在本文中很难做到。这里我们只好采取避重就轻的方法,仅就梁启超的几篇重要论文,指出斯宾塞思想影响的存在。 《说群序》与《说群一》发表于1897年《时务报》。这是梁启超打算以《天演论》提供的社会学理论,结合康有为的思想,准备撰写成一本书的序言和第一 章。这本书没有写下去,留下的资料仅此而已。通观这两篇文章,可以发现它的理论直接脱胎于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三的按语中所说的两句话。即“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如果说,这一思想是斯宾塞与赫胥黎共同的看法,那么,相对而言,利用力的动静与聚散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演化则是斯宾塞著作的特色。严复在《天演论》导言二的按语中不仅介绍了斯宾塞关于“进化”的界说,而且逐句作了解释。梁启超在《说群一》中说:“凡世界中具二种力,一曰吸力,二曰拒力。惟彼二力在世界中不增不减,迭为正负,此增则彼减,彼正则此负。”“地与诸行星群,日与诸恒星群,相吸相摄,用不散坠,使徒有离心力,则乾坤毁矣。六十四原质相和相杂,配剂之多寡,排列之同异,千变万化,乃生庶物。苟诸原质各无爱力,将地球之大为物仅六十四种,而世界靡自而立矣。,,是故横尽虚空竖尽劫,劫大至莫载,小至莫破,苟属有体积有觉运之物,其所以生而不灭,存而不毁者,咸恃合群为第一义。”[9](文集之二P5)这些话与斯宾塞关于“进化”的界说如出一辙。同时,梁启超在《说动》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斯宾塞认为竞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国家的强弱从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的优劣表现出来。国家要想达到富强,只有靠培植民力,增强民智,厚养民德。“国家之强弱,一视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以为差。”这种观点给人以很多启发,梁启超接受了这种看法,运用它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积弱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积弱官吏固然应负一定责任,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国民素质不良。他说:“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于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赢良。 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9](文集之五P18)因此,梁启超大声疾呼要“新民”,《新民丛报》由此而创办。 社会有机体论是斯宾塞首先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的主要特性是社会各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且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2](P257)。梁启超也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脏腑血脉而已,尤必有司觉识之脑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备,而无脑筋,犹不得为人。惟国亦然,既有国形,复有国脑。脑之不具,形为虚存。国脑者何?则国民之智慧是已。.....集全国民之良脑,而成一国脑,则国于以富,于以强。反是,则日以贫,日以弱。”[9](文集之五P21)“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也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福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9](专集之四P1)类似这样的比喻,梁启超还曾说过多次。 研究政治进化史,自然要探讨神权与王权的起源。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接受了斯宾塞的观点。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论及王权起源于氏族的酋长制时,便直接援引斯宾塞的话说:“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民众于一大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两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役;其乙派则年少者,劳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旁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猾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9](专集之九P62)这就是临时酋长政体的起源。在梁启超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观点,他毫不怀疑地说:“人群之治,皆滥觞于部落酋长,酋长之强有力者,则能服属诸酋,或自封亲藩以参伍旧酋,仍画土以各率其部落,若是者谓之封建。酋长、封建皆群治必经之阶级。而天下万国所莫能外者也。”[9](专集之九P65) 总之,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古代史的许多地方都借用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此处所列举的不过荦荦大端而已。这说明,梁启超尽管接触过英美社会学家基德(Benjamin Kidd)、赫胥黎和吉丁斯等人的进化论著作,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斯宾塞。梁启超对于西学的接受是间接的,也是广泛的,不及严复理解的透彻,而能充分运用其学理,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大力宣传,鼓动社会。狼毫风行,洛阳纸贵,报刊畅销海内外,对于晚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和感染力。 四、斯宾塞思想在《变法经纬公例论》中的影响 以上我们介绍了清末三位重要思想家接受斯宾塞社会学主要观点的情况。他们既是思想家,又是媒介人物,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报刊上,对于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青年学生都受到了斯宾塞进化论的熏陶。蔡元培曾在自述中说:“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理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氏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10](第1卷P96)胡适、鲁迅等著名新派人物也都有类似感悟。 现在,我们来看一位官员受到的影响。张鹤龄(1867--1908年),字筱圃,江苏阳湖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为户部主事,入资为道员,候补湖南;历署粮道、按察使,曾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6年任奉天提学使。此人精明能干,颇通外文,善于思考。1900年,他写成一本书,名字叫《变法经纬公例论》,最初,秘不示人,卒后,友人王式通等人将其刊刻出版。浏览一下《变法经纬公例论》,可以看到他受了西方社会进化论很大影响。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能列举斯宾塞的几处重要影响。首先是以民力、民智、民德来分析国家的强与弱。他倒果为因推论说:“觇国之道,欲验智愚,先观强弱,是故强为初基,智为进步,仁义德化又智之进步也。若乃不强不智,而空为仁义德化之谈,未有不增其愚昧,益其弱乱者,则亦终底于亡而已矣。”[11](卷上P108) 斯宾塞主张儿童应当享有同成人一样的自由权利[2](P76~86),张鹤龄说:“西人幼学中有童子自由一种,盖谓童子在国群中亦有应尽之义务,应享之权利,不能伏(压)服之使成奴隶气质,亦不能豢畜之使同犬马属类。”[11](卷下P169)在张鹤龄看来,西方的富强与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政治自由有着必然联系。“泰西政治学家考验合群之治法,而于人情物理中求得最精最大之公例也,由彼我线界之说,近于中庸之忠恕,然其义较广,若曰我固有分内之欲,彼亦有分内之欲。”[11](卷下P167)也就是人人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泰西政理家之论,恒以为国民之权利,即国家之义务,不得分为二事。是以通儒斯宾塞尔之曰:-人人自营之所积,则强国保种之道已苞乎其中,是真洞见乎人治之本原,合群之公理者矣。.”[11](卷下P171)自营,就是自私,就是人欲。斯宾塞承认自私和人欲,张鹤龄认为这比儒家理论高明得多,“是真洞见乎人治之本原”。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传教士马林与李玉书合译的斯宾塞《自由篇》对于中国官员们的巨大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斯宾塞社会学的输入,为中国变法改革、合群结社、争取民主、发展经济、民族独立以及社会进步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套理论根据,对于晚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接受的主要思想观点如下:首先是历史进化的观念,为分析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抛弃了传统的所谓“三代郅治”的倒退的历史观;其次是变法改革思想,使人认识到一切国家法律制度都是某一时期人为的产物,法律制度必须适合社会的发展,“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第三是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强弱,主要通过民力、民智与民德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四是竞争意识,使人认识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绝大的竞争场,国与国竞,种与种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中国必须奋起抗争;第五是自由民主观念,世界大势,民主立宪则强,独夫专制则弱,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只能是民主立宪;第六是“合群”观念,只有团结起来,建立合适的组织(如各种学会),才能反对腐败专制政治与外来强敌侵略,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元组织限制;第七是接受了斯宾塞关于宗教起源的解释,因而感悟人生哲理,反对宗教迷信,催生了中国的科学主义人生观;第八是关于工商社会是人类发展较高阶段的说法,对于树立重商主义的富强观,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起了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而斯宾塞从“道在不扰”的政治理念出发,反对国家有为,反对济贫,反对国家管理灯塔与公共卫生,反对进行国民教育等观点在中国没有得到热烈欢迎;对于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观念,只有严复有透彻的理解,章太炎则倾向于“与天争胜”,其他人漠然处之;对于斯宾塞主张给予妇女、儿童平等自由权的观点,梁启超表示理解支持,严复则表示怀疑,态度明显不同。总之,上述人物被传染的西方社会进化论尽管主要是斯宾塞的色彩,但都不是纯粹的。这些现象说明,外借的思想文化在融入本土过程中,由于个人主观条件、客观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等复杂的原因,经过选择取舍,肯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异。斯宾塞对于晚清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民国时期学者们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将会感受到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更加深刻的影响。 注 释: 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梁启超译介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与《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章太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论文《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和《人类的始祖》,加拿大传教士马林与中国学者李玉书合译的有斯宾塞的《自由篇》和《格致进化论》,吴治恭翻译的《斯宾塞语录》,化名喋血生者翻译的《斯宾塞快乐派伦理学说》,未名氏译介的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便宜主义》,《史氏新学记》,《斯宾塞尔学案》,《斯宾塞尔晚年之定论》等16种。 例如,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学说、宗教和政治制度的起源、自由政治理论等等。 1902年8月8日《致吴君遂书》,上海图书馆藏原件。转引自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本节论述参考了姜义华先生的观点。 ④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英国社会学家基德Benjamin kidd,1858-1916。 参考文献: [1] 胡适作品集[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2]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 [3]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张雄武译.社会静力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王木式.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M].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 [6] 张木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77. [7] 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 昌言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10] 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张鹤龄.变法经纬公例论[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影印版. （文章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