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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12)，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是传播西学的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正是由于严复的翻译和介绍，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才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时代内容，他不但重视西学理论的介绍，还投身办学、办报等形式的传播实践活动，促使旧式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不愧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严复的译著和传播西学的实践，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王森然在《严复先生评传》中称他是“西洋留学生于翻译史上有贡献之第一人；亦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并发明翻译书籍必遵照信雅达三个标准之第一人。其翻译之书籍，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皆有较大之影响”。（注：王森然《近世二十家评传》）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对严复在西学传播事业上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本文试图从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发端、传播西学的贡献以及西学传播的时代意义等方面作一评述。 一、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发端 （一）接触西学——福州船政学堂 严复少年时代曾接受传统文化的私塾教育，后因父亲去世，只得中断学业。当时正是洋务运动由兴起到走向中兴的时期，使他有可能在中学教育之外有了接触西学的机会。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目睹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都败于水师，使他充分认识到，“欲除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水师不可；欲整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便在福州城外马尾选定厂址，成立马尾船政局，第二年又开设“求是堂艺局”，由接任的江西巡抚沈葆祯主管。“求是堂艺局”迁入马尾船政局校舍后改名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造船的“良工”和驭船的“良将”，专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学肆习”，首批招收105名。在当时社会，稍有名望和地位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科举“正途”，取得功名换得一官半职，象船政学堂这种以学习西洋技艺为主的学校，在当时是受人冷落的，因此报考的人自然很少，而且都是家境贫寒的子弟居多。13岁的严复因家道中落而辍学，是船政学堂给了他求学的机会，由于船政学堂免除学生的生活费，每月还发银四两补贴零用，将来还能谋一份差使，严复很感兴趣，他毅然报考，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一文总分第一的成绩入学。 船政学堂在教学上采行分科培训，前学堂学习西洋机器和轮船制造技术，以法文授课，又称“法文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轮机，以英文授课，又称“英文学堂”。严复即就读于后学堂。严复自1866年入学至1871年毕业，五年中所学课程全部是西学范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严复在全新的知识领域中加倍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是船政学堂公认的高材生。毕业后的严复已经掌握了扎实的航海知识，接着又在“建威”、“扬武”等军舰上进行航海实习，其间北至我国北方沿海诸港和日本长崎、神户、横滨等口岸，南到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使严复掌握的西学技术真正学以致用，以亲身实践感受西方近代科技的奥妙，从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严复正是基于对西学的朦胧的认识，悄悄地改变着他的世界观，奠定了他日后留学英国时深入探求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术思想的基础，这是严复致力西学传播的源头之所在。 （二）深谙西学——留英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便在兵舰上实习，在专业上没有再继续深造，这对于这位船政学堂的高材生来说，未免有些可惜。为此，船政学堂的英国教师德勒塞于1872年离任回国前特别提醒严复，“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德勒塞的一番话，让严复听来“闻之悚然”，（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感触颇深，增添了对无尽“新知”的兴趣。1877年1月，李鸿章、沈葆桢上奏清廷，提出派人亲到外国“窥其精微之奥”，在得到清廷允许后，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自然是首选之列。1877年5月，严复、刘步蟾、萨镇冰等十二人在华监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的率领下出洋赴英国深造，在异国他乡寻求国家富强之路。严复留学英国，先入抱士穆德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留英期间，严复刻苦勤奋，18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严复回国后要安排教习一职，故特批在英国继续留学一年，至1879年毕业回国。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繁荣昌盛的时期，身处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严复不以学习海军专业所限，广泛涉猎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对西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为西学的传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主要学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注：《严复集》第1547页）另外还学习电学、化学、铁甲穿弹、汽机、船身浮率定力、风候海流、海岛测绘等，而且“考课屡列优等”。严复留英期间，正是他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他在专业学习之余，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典章文物，花去很多时间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著作，通过对中西政治思想文化的对比，得出在中国有必要传播西学以求救亡启蒙的结论。当时清廷派出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严复极为赏识，严复的英文也相当好，能及时地将所学的心得与郭嵩焘相交流，以致二人常常“论析中西学术之异同，穷日夕弗休”。郭嵩焘评价严复说：“严又陵诘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7页。）他在离任前，曾极力向清廷推荐严复，“出使兹邦，惟严复能胜其任，”（注：王璩常《严几道年谱》）足见当时严复对西学已有了较深的认识。严复在留英期间还有机会陪同郭嵩焘游历法国，耳濡目染了英法两大资本主义强国的盛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十分羡慕处于全盛时期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它学员上英舰实习的机会，独自考察英国城市、议会、法院等运作情况，深入法庭“观审听狱”，尤其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从学习技术转向研究政治。他特别关注西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深受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赫胥黎的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搜读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为他后来传播西学的主题宗旨定下了基调。 （三）传播西学——甲午战败的刺激 严复在留英期间广泛汲取西学养份，并在中西对比中思考中国的时局，其眼界已超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但是，真正促使严复以传播西学的方法，唤起国人清醒，以达救亡图存目的还在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早在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时，正值日本吞并我国的属地琉球，为此，严复十分痛心地指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悖耳”，对时局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至此打破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天朝上国”梦。北洋海军覆灭，宣告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对此，严复写道，昔日“蕞尔小国”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注：《严复集》第7页）促使他在奇耻大辱中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对当局尤为不满，说过，“亮察事势至此，本为发难时所不料，所最痛心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祖宗以此蕞尔所胜代成帝业有余，而子孙不能以天下之大庇之，如何！如何！”他失声惊呼，“今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注：《严复集》第499页）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呼吁，“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从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注：《严复集》第166页）在严复看来，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唯有“变今之俗”才能求得生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严复集》第799页）因此，甲午战争促使严复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而当时用以变法图强的武器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学说，使严复下定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83页。）用自己的笔，借以唤起民族意识，敲响救亡的警钟，严复的西学传播事业由此进入实质性阶段。 （四）钟情西学——科举仕途的挫折 严复之所以选择西学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武器，一方面在于他在中西对比中对西学有深刻的认识，可以籍此作为中国救亡的良药；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科举仕途的失望。在严复所处的时代，人们视科举取仕为正途，通过科举作为晋身之阶，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否则便沦为平常的人而不受重视。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是武职正四品的都司身份，而总办必须由文职的候补道才可以充任，因此，严复始终只得以总教习的名义行使总办之责，这对严复刺激较大。无奈之余，他只得凑足银钱，捐得一个“选用知府”的头衔，这才顺当地当上总办。因此，严复曾写信给儿子严璩说：“自惟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欲搏一第，以与当局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注：《严复集》第1547页）这既说明了严复想借科举得一功名为官有作为，也反映了严复内心深处对科举取仕的重视。然而，严复平生曾四次乡试，均不及第：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和1889年参加北京顺天乡试；1893年参加福建乡试。四入科场空手归，使严复伤感万分，他在诗中写道：“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末流岂肯重儒术，可怜论语供烧薪！”（注：《严复集》第361页）他在失落中认清“平生贱事徒坚颜，穷途谁更重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注：《严复集》，第361页。）他将落第的原因归结为“当年误习旁行书”。于是，严复便由对科举的看重转而对八股旧学的愤懑，进而执意采用西学作为变法的武器，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此举“内实抒宿愤，外示昌新学”。（注：《严复集》，第368页。）可谓一语中的。1910年1月，清延钦赐严复为“文科进士出身”，与其说是对他学识的褒奖，不如说是了却严复终生的一大缺撼罢了。 二、严复在传播西学上的贡献 （一）创办学堂，尝试西学 严复大力提倡西学、宣传西学，并身体力行，为西学的传播作出努力，在这点上无疑超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严复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立政养才，移风启智是治本之举，他看到中西之间之所以存在差距，是因为人才匮乏，“人才因之以稀，社会因之以陋”。（注：《严群所藏残稿抄本》）他主张取消无用无实的旧学，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新式人才，以适用社会需要，他说，“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宣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让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摩”，（注：《严复集》，第565页。）因此，他极力推行教育改革，灌输新思想，培植新人才，创办以学习近代科学为主的各种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改革的高等学校的兴办作出贡献。 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便在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他把在英国所学到的海军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优秀的海军人才，深受学堂师生的欢迎。其时，李鸿章正着手筹建北洋水师，丞需大量精通海军专业的各类人才，使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供不应求，为此，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新创办一所北洋水师学堂，就近培养人才。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成立，陈宝琛认为严复“器识宏通，天资高朗，可胜大任”，便向李鸿章极力推荐，让严复出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这样，严复于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便北上天津。身为总教习的严复将所学知识充分运用到北洋水师学堂的建设中，在课程设置上有中文、英语、数学等，并安排一定课时的天文、测量、操练等实践性很强的科目，专聘外国教练教授西洋水师操法，各科学习紧凑有序。“其习驾驭者，则授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微积分、驾驶、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项；其习管轮者，则授以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理、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修定鱼雷等项”。（注：张侠《清未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页。）该学堂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为此，李鸿章曾奏请奖励该学堂，其陈述理由为，“自开堂以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ｙù＠①，未尝或缀。”（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册第505页。）严复也由此于1888年从总教习升任会办，1890年又升为总办。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洋水师学堂被迫停办，严复在此主政达二十年之久，共培养驾驶、管轮各六届毕业生210名，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注：《严复集》，第352页。）为民族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北洋水师学堂也因此成为严复传播西学的重要阵地。 严复立足于北洋水师学堂这块宣传西学的讲台，并继续努力，扩大阵地。1896年他奉李鸿章之命，在天津创办俄文馆，培养俄文翻译人才，他兼任总办。同年，严复协助刑部主事张元济在京师创办并主持“通艺学堂”，其宗旨是提倡西学，培养维新变法人才，首批招收京官及官绅子弟四、五十人。“通艺学堂”共开设外语、天文、算学、舆地等课程，分设理科、工程技术等科，故严复为其命名为“通艺”。1898年9月，严复应光绪帝召见来京，特地前往“通艺学堂”去讲学，讲学内容为“西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由于内容新颖，连京城的很多官员都前去旁听，感觉大开了眼界。“通艺学堂”在戊戌变法后停办，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艺学堂”算得上是北京大学的源头之一。 义和团运动后，北洋水师学堂停办，严复由天津迁到上海，但他热心教育事业，于1905年，又帮助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马相伯任第一任校长，第二年，马相伯前往日本，校长之职便由严复接任。严复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裁剪冗员，加强教学管理，“隔日到校一次，监督巡视。”使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新学校，一时名声鹤起，“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注：《端方书》第582页）足见当年办学盛况之一斑。几个月后，严复以病弱体衰为由突然提出辞职，他的激流勇退之举，长时间令世人费解，此后不久，严复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出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此举更让人不得其解了。也许是严复与中国近代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吧！ “安庆高等学堂”原名“求是学堂”，1897年，由时任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兴办，这是一所讲求西学，造就人才的新式学堂，1902年曾改名“安徽大学堂”，1905年，清政府决定废科举，兴学校，又将其易名为“安庆高等学堂”。因严复在学界久享盛名，故特聘其为该学堂总监督。1906年3月，严复出任安庆高等学堂总监督一职，他对办好这所学校信心十足，表示“定规章、聚师资，使数年之中，费不虚掷，士可期成”（注：《严复集》，第569页。）他将全学堂二百四十余人分作两科：一为预备科，主攻英文、算学；一为师范科，对西学略作介绍。这一教学形式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调整，使严复在安庆名声大振，其讲学也大受欢迎，每当他讲演时，附近的百姓都慕名前往聆听，他自己曾自豪地记述当时的情形，演讲内容的“印稿散至五百余张，尚有求者。今日海内视吾演说真同仙语，群视吾如天上人”。（注：《严复集》，第833页。）只到1907年5月，革命党徐锡麟在学校刺杀恩铭后，全城大乱，学校处于瘫痪状态，严复这才不得不离开了“安庆高等学堂”。 严复一生中最后一次从事的教育工作是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之职。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他曾在该学堂译书局任总办。1912年2月2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5月1日，教育部下文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5月4日，严复就任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严复上任伊始便表示，“痛自策坜，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严复依据自己所学及多年办学心得，给北大制定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办学方针，将北大办成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之集大成者。严复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融汇古今中外的一流专家学者，在教学内容上主张中西结合，改进财经、商学、交通各科，加强地质、化学、土木、矿冶等科，将北大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在严复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很快于1912年7月得到英国教育会议和伦敦大学的承认，提高了北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办学经费和派系斗争等原因，严复于1912年10月7日，不得不宣布辞去校长职务，“同学议欲挽留，，而教部不允所请，”在任仅五个月，时年严复59岁。 （二）著书办报，宣传西学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蕞尔”日本之手，尤其使严复痛心疾首，民族存亡系于一旦，他再也无法安坐于课堂之中，迅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维新热潮之中。他奋笔疾书，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宣传变法图强主张，仅1895年就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著，在近代社会发生振聋发聩之效，严复所阐明的观点，成了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开头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他分析比较了西方列强和中国在政教、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根本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注：《严复集》，第29页。），他认为西方的先进与富强和中国的落后与危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运会”，即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我们在承认这种规律之余，谋求救亡之道，奋起直追。严复抨击顽固派狂妄自大，盲目排外，认为图强之道在于向西方学习，“夫士生今日，不目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睹也。”（注：《严复集》，第3页。）他指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于会计而已，又曰撞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既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皆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注：《严复集》，第1-5页。）从文中可以看出，严复正是基于对西洋文明的赞赏，开始了他宣传西学的道路。 1895年3月初，严复又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全面提出自己的维新理论和变法主张，“原强”即探求国家富强之道的意思。严复在该文中首先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称赞进化论使“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注：《严复集》，第16页。）；推崇斯宾塞“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治平之功”。（注：《严复集》，第16页。）严复认为国家的强盛有三个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集》，第27页。）据此，严复提出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严复集》，第27页。）所谓“鼓民力”，即禁鸦片，废缠足；“开民智”，即废八股，倡西学；“新民德”，即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此三者，自强之本也”，（注：《严复集》第15-32页。）“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虽治，终亦无功。”（注：《严复集》第27页。）严复从中国的实际入手，揭露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暴露出的腐败无能，大声疾呼，立即救亡图强，“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种何！”危机意识，天日可鉴！ 1895年3月中旬，严复在《直报》上又发表《辟韩》一文，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唐代儒家学者韩愈《原道》篇中的尊君思想和君主专制理论，将历史上的封建帝王都叫作窃国大盗，“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注：《严复集》第35页。）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严复认为，民者“天下之真主也”，国君“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注：《严复集》第40页。），他引用以卢梭为代表的“天赋人权论”和“民约论”，阐明“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仆隶也”。但他不反对君主存在，因此，在政治上极力主张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 1895年5月，严复又在《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提出，“要救亡必须变法”，“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注：《严复集》第40页。）他认为变法应以废八股倡西学为先，因为八股害国，使天下无人才，严复历数科举制有三大危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人“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注：《严复集》第43页。）因此他力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注：《严复集》第43页。）用“西学”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武器，“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严复还抨击儒家文化，宋明理学和训诂辞章等旧学，斥之为“无用”、“无实”、“无救危亡”，他指出，“论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即学习西方的数、理、化、生等自然科学。 严复在宣传西学的方式上有两种：一是著书，二是办报。严复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已被“士大夫读书人”率先熟知，但“商贾百执事之人”却知之甚少，为此，他于1897年11月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与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北方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提出办报的两个宗旨：“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他还特别强调，该报立足“译述外事”，“广译各国之报”，以“通外情为要务”。另外，他在《国闻报》之外还编辑出版《国闻汇编》杂志，十天印一册，每册三万字，刊登重要消息及译文评论的文字，介绍外国情况和国外学术著作等，成为严复宣传西学和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工具，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便是在《国闻报》上发表后，从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映的，《国闻报》便也成了士大夫读书人认真“参阅研究”的对象。 （三）翻译西书，引进西学 中国在甲午战败后，严复为了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曾致力于著书办报，抨击封建专制和旧学，为维新派呐喊助威。然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百日维新很快走向失败，为此，他开始转向译书工作，以便让中国知识分子能真正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原著，全面地、系统地认识西学的内涵。严复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只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他努力地将西学传播由物质的层面推进到思想文化的理性阶段，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技艺器物”等有形文化还要学习思想教育等无形文化，从此“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突破了甲午战前认为的“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一，第27页。）的肤浅认识。在这期间，严复传播西学的重要贡献便是翻译西学，对西方社会和整个欧洲文明“有一种总体的关注，通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翻译深化了这种关注。”（注：费正清：《中华民国史》） 早在1896年，严复便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第一个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严复在译文中或按语、或解释、或评价，运用自如。卷上18篇，主要讲生物与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卷下17篇，主要论述哲学和宗教问题。全书的主题是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他援引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落后思想，指出“天道变化，不主故常”，反对“任天而治”，无所作为，号召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要发愤图强，急起直追，不应坐以待毙，因此《天演论》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主流是十分吻合的，成为救国和革命的思想武器，严复为保国保种，变法图强，敲响了警钟。正如康有为所言，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25页。） 1898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严复说：“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2页。）斯宾塞主张庸俗进化论和“社会机体论”，主张渐变，反对激变，认为社会的变迁是在很长时期内发生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在书中，严复仍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专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孙宝〈王宣〉在1903年读过此书后，便发表自己的感想，认为书中所载“欲以一二人之力，于旦夕间发令施政，求适合于民之性质程度，必不得也”的观点是正确的，“足让专制之必不可行矣”。（注：孙宝宣《忘山庐日记》第749页。） 1899-1903年，严复又翻译出版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该书宣传功利主义的政治观点是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上的反映，在介绍西方自由学说的同时，“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1页。） 1900-1904年，严复翻译出版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经典著作。书中论述世界各国政治立法之利弊得失，以及法与教育、宗教、礼俗、道德的关系，严复评价《法意》时说：“此卷论中国政俗教化独多，而其言往往中吾要害，见吾国所以不振之由，学者不可不留意也”。（注：严译《法意》第19卷，开头按语。）严复此书的目的便是借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严译《法意》时写道：“宪（立法）、政（行政）合而归之一君，或统之以一曹之官长者，其国群之自由失矣……又其国之刑权不与宪政二权分立，而与其一合者，则其国为无自由也。盖使刑权而与宪权合，是断曲直者，即为议法令之人，如是则是非无定，而民之性命财产，举以危矣。又使政权与刑权合，是行法令者，即为审是非之人，如是则断狱者，可滥其淫威，故曰无自由也”（注：严译《法意》第11卷，第六章英伦宪法。）。因此，严复大力倡导三权分立，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与自由。 1900-1902年，严复翻译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逻辑精典作品，英国学者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在这部逻辑学书中，严复选译其前半部，介绍西方的思想方法、学术研究方法，尤其是归纳法和演绎法，严复认为，“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注：《严复集》第546页。），并在译文按语中大加赞扬，构成他传播西学的重要内容。另外，严复于1909年又出版了英国学者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是一本较浅的介绍形式逻辑的著作，由于该书是为了教学需要，其间加有译示和讲解，所以译文的“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已意”。（注：《严复集》第265页。） 1904年，严复翻译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译作《社会通诠》。全书以进化论为主题，认为国家的进化经历三个阶段，即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类似现在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说。严复认为近代中国正处在宗法社会而渐入军事社会之际，“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注：《严复集》第615页。）故其政治观点仍是主张改良。 1898-1900年底，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心思想是发展工商业和经济自由开放，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严复认为，中国要治贫治弱，首先要“致富”，视自由竞争为理想的、永恒的经济秩序，主张贸易自由、农工商均衡发展等，是“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的要书。 严复的译著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都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融中学、西学为一体，结合中国国情，有目的有针对地选择，并加上按语和序言。既传播西学，又切中时弊，译书的过程便是再创作的过程，因而产生较强的社会效果，往往书出时“四方读书之子争购”经久不衰。 三、严复传播西学的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未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的理论家、传播西学的著名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一）开启一代学风 严复既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又是一位翻译家，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用著译的方式影响社会，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感觉锐敏的人”（注：《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4页。）开启了一代学风，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严氏之功盖亦匪细”。（注：汉民：《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1905年11月。）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从魏源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近代科技开始，19世纪七八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冯桂芬、郑观应又提出学习西方经济与政治。九十年代，康有为创造性地提出引进西方的哲学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标志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阶段已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由形式触及本质，只有严复的译著遍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等诸领域，是全面地、系统地引进西学，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严复的译著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时代特色：如译《天演论》是为了保种、求自强；译《原富》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等，出于“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才“用尽气力”努力对做，正如梁启超所言，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注：《新民丛报》第一期），他清醒地看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也存在差距。历史证明，严复的译著以及他在译著中阐发的思想观点，都对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自1895年至1919年二十四年中，从事翻译事业者虽多，但最主要的，而且贡献较大者，第一当推严复”。（注：王森然《近世二十家评传》） （二）影响一代学人 严复传播的西学紧扣时代脉搏，其阐明的思想观点有深刻的历史背影，适应当时社会的紧急需要，感时而发。他所传播的西学内容深深影响了近代各个阶段学人，唤醒了国人，胡适、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鲁迅、李大钊、毛泽东等无不受其思想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以前，很多先进的思想家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其中杰出的思想家才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适说：“自从《天演论》出版以后，中国学者才知道，（西方）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供我们采用”（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康有为读过《天演论》后，大赞不已，认为“《天演论》是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25页）；梁启超自称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便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认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注：《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1页）；蔡元培说过：“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复为第一”；（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陈独秀对进化论观战大为欣赏，他曾坦言直陈“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孙中山对严复介绍的进化论观点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说：“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进化矣”（注：《孙中山选集》（合订本）第155页）；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先生为在回忆录中写道：“《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而毛泽东将严复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相提并论，无疑是对严复的充分肯定。因此，严复传播西学的意义不仅限于当时社会，还延及未来的历史，影响了一代代学人，从而奠定了严复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三）提供革命理论 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他译此书的目的是“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特别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介绍近代先进文化成果，对于闭关锁国的中华民族有震撼之功，促进了民族觉醒，很快便作为一种救国和革命的思想武器，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运用进化论来为革命作舆论，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宣称：“革命，天演之公例也”，视革命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化的的必经阶段。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进化论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从而，严复传播西学的意义已超出单纯理论的范畴，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南。 严复的一生是短暂的，但留给世人的财富是宝贵的，他的一系列译著及按语是今人追思和研究这位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珍贵资料，无疑，严复的思想正是当时时代的写照。尽管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1913年发起并成立复古的孔教会、1915年列名发起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等，但与他一生孜孜追求的传播西学的事业相比，主流易见。我们不应苛求时代对个人的影响，而应着眼于他与同时代人相比有何特殊的贡献，“系统传播西学第一人”，已足以给严复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文章来源：《芜湖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