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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或模式进行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中国式发展”的概念提炼，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全人类的高度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历时性分析和意义诠释；也有学者从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角度用“中国模式”的话语对国家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解读。 一、分析框架：换一个角度解读“中国式发展” 我们在分析“中国式发展”时，既要看到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还需要深刻洞悉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特点，分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老百姓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功能。 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质的突破，而且暗含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对中国这场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内外很多学者一般都认为，主要有两只手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一只手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从沿海到内陆的各个地区已经并持续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三化”，即工业化(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市场化(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等，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即从“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中国式发展”。 二、新结构主义：解释“中国式发展”的本土理论 1.新结构主义的形成和主要论点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崛起，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直在调查、研究、关注和讨论，并形成了各种观点和理论。其中，有两种论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政府即厂商论”。持这一论点的西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就像公司一样主导和参与了各地的市场经济活动。据此，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称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权贵经济论”。持此论调的西方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中的为官掌权者及其裙带关系网管控着各种重大建设项目，掌握着巨额资金，并由此赚取大量财富。但是，普通百姓能够分享到的改革开放红利比较少。上述两种观点很难完全清楚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 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指导，在多年观察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和长期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基础上，笔者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新认识，并进一步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这样一对新概念。“伞式社会”是对“政府即厂商论”的超越，“蜂窝式社会”是对“权贵经济论”的颠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不仅是彼此对立统一的一对新概念，而且共同建构了一种解释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学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与西方“新制度主义”不同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尝试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笔者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二元”结构：由官方的“伞式社会”和民间的“蜂窝式社会”共同构成，所以，“中国式发展”道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一条腿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它推动着以国有经济为主包括集体经济以及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笔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伞式”发展路子，因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宏观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或者说直观层面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伞式”关系，这种“伞式”政商关系影响着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另一条腿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不仅像蜜蜂采蜜一样自谋生路、自主创业，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而且像蜜蜂筑蜂巢那样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关系网”或“商业圈子”。笔者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蜂窝式”发展路子。 概括而言，“中国式发展”以“伞式”和“蜂窝式”二重奏的方式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国家发展三部曲，其主旋律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由“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等概念共同构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而提出的中国本土理论，能够脚踏实地地解释“中国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等丰富内涵和特质。 2.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 根据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作用较为明显，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伞式”关系传统，这种“伞式”的社会结构成为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不仅可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可能出现的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可以避免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因执政的共产党失去对自身执政经济基础——国有经济的掌控能力而出现的国家解体和各种颜色革命。在中国，政府主导之下基于各级政府与各级国有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而展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不仅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且保证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主导性地位。可见，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府即厂商论”只说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说清道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有其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市场失灵或市场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能够发挥有力的调控作用；不利的一面，即容易产生诸如政企不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弊政。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型，更不会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型，更多是在突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有效发挥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混合型经济。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就各位”，成为优势互补的“黄金搭档”，才能协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3.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 西方学者所持的“权贵经济论”存在实证上的明显缺陷。“权贵经济论”只看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现象，却没有看到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勤劳致富。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结构，其中包含民营、个体、股份、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 “蜂窝式社会”既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式发展”所依托的广泛而强大的群众基础。基于“蜂窝式社会”的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全国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50%，其中广东省超过了80%。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93616.14亿元，户均387.23亿元，增幅达19.84%，纳税总额达到7995.75亿元，创历史新高，资产总额为233926.22亿元，户均467.85亿元，其中50家民营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000亿元。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认真而深入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工作要求。笔者通过在西南地区的调研了解到：各级党政干部逐渐意识到，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通过改变“单边行政”的旧方式，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逐渐落在了各级政府工作的实处；通过“与群众共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传统，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得到激活和释放。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群众这“另一只看得见的手”，也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影响着资源配置，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 三、“新结构主义”：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中国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化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学说鲜明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的新概念。与持有“政府即厂商论”和“权贵经济论”的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不同，以“社会结构转型”为理论指导的“新结构主义”是解释“中国式发展”的一种新理论，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中国话语，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式发展”的理论自信。 （摘编自《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新结构主义： 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