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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彼得格勒17英里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位于芬兰湾东段的科特林岛上，1703年彼得大帝从瑞典夺得该岛以后建立了海军要塞。以后这里一直是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和最重要的军港。1921年这里发生了被称为是“20年代初俄国最意外的暴-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时，我们登上了该岛，在纪念碑前讲述九十六年的“水兵起-义”并凭吊那些死去的水兵。 众所周知，1917年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主要是由反战的“革命士兵”支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士兵代表数量远超工人，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尤其是革命的主力，该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几乎成为革命的图腾。而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主要驻地更享有“红色喀-琅-施-塔-德”的美称。 1921年岛上共有舰上水兵、海岸部队水兵和驻防要塞陆军26887人，其中军官1455人，士兵25432人，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约占1/10，水兵中党员的比例要高一些，达到1/6。这个比例也远高于当时工人中的党员比例。岛上另有居民2万余人，基本都是为军港和舰队服务的职工及家属。 这样一个群体中会爆发“叛乱”，实在出人意料。政治上喀-琅-施-塔-得的“红色”已如上述。而经济上，长期以来，海军一直是军队中的精英阶层，地位要高于陆军。革命后“红色喀-琅-施-塔-得”更是受到照顾，即使在内战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他们的供给也还是有保障的，至少要比邻近的彼得格勒市民好得多，比全国的状况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军队并不孤立于社会，尤其是广大士兵大都来自农村。从士兵的家乡传来的消息：征粮队的暴虐、镇压的无情、农村蔓延的饥馑，使水兵们对“战时共-产-主义”不断加码的严厉政策充满了疑虑。 水兵们认为布-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纲领和理想，革-命第一阶段的成果被抛在一边，它正在脱离原来的轨道滑向危险的境地，水兵想再次发挥“革-命先锋”的作用，把偏离的航道扳过来，为脱序的政权校正航向，使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为了声援工人保卫革-命的成果，1921年2月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通过一项决议，并提请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艇和部队讨论。 “呼吁书”一共提出了14条要求，前12条都是政治方面的诉求，只有最后2条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呼吁书上说，四年前的革-命是在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一派独揽大权，把砖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它所建立的体制有悖于革-命的初衷。作为革命先遣队的水兵不能坐视不管。 他们说，“现有的苏-维埃并不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呼吁书中说，我们要求，苏-维埃不受任何党派的支配，它要自由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给予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农运动而被捕的工农兵群众；取消俄-共的特权地位；“任何一个党派不能享有宣传自己思想的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保证农民有处置土地的权力，只要个体小生产者不使用雇佣劳动，就要保障他们的权利”。 的确，从1917年的角度看，这个呼吁书无论在“阶级”还是“主义”方面都注意到了“政治正确”，它的言论自由等呼吁只限于“社会主义党派”（“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宣布一党专政，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也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尽管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也被镇压，但理论上并没有宣布只有布尔什维克一党才是“社会主义”的），而没有提自由主义政党。它在经济上只为不使用雇工的“劳动农民”呼吁，而根本不提富裕农民，也并不要求放宽雇佣、租佃等禁令。但是，这已经是1921年了，在内战中杀出了威风的布党已经不管什么“政治正确”与否，他们要的就是“说一不二”。 1921年3月1日，在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纪念二月革命四周年的传统集会，约有1.6万人参加集会。会上强烈要求苏-维-埃政权接收他们的呼吁书。从彼得格勒赶来参加纪念典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拒绝了水兵提出的政治诉求。他说：“如果喀-琅-施-塔-得说‘一’，那我们就会对他说‘二’。我们不会考虑它的要求。”他斥责水兵竟敢“以革命功臣自居”来要挟党，水兵们除了尽快地“归队”与党保持一致，别无选择。 与会者没有理会加里宁的命令，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上述两战列舰水兵的倡议书。加里宁马上召集要塞党委会议，提出武力镇压和逮捕“领头闹事的人”的建议。加里宁在离开要塞前部署俄-共掌控的部队向要塞集中，准备调集更大的军事力量，“从外部采取镇压措施”，歼灭这伙狂妄之徒。 要塞的水兵本来只是想和平请愿，他们曾争取和当局进行谈判，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会向“暴动分子”做出任何妥协，他们必须受到严惩。水兵原本指望通过和平施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3月2日，请愿的水兵举行要塞代表会议，选举了一个由5名非党员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重申1917年的政治要求。 当时在彼得格勒正在筹备召开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水兵们认为，加里宁有可能“谎报军情”。希望党的领导层、尤其是LN同志对这些合理的要求能有一个正确的表态。但是很快得到消息，喀-琅-施-塔-得和平请愿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俄-共已经把他们称呼为“反革命兵变分子、敌人、白卫军、革命的叛徒、变节者、奸细”。 在得到镇压的消息后，要塞水兵马上成立15人的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共存在了15天，其间还出版了一份报纸——《消息报》。在要塞革命委员会的力量感召下，布-党在要塞的军队和地方组织相继瓦解。 1921年1月时该地区共有正式和预备党员2680名，这时部队的个人和集体纷纷退-党投向临时委员会，有41个组织彻底瓦解，900人退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党员退-党。据后来苏联官方的材料说，“按最低估计，要塞中有30%的党员支持起义者，40%保持中立”，反对起义的只有20%多。 面临政权威胁的压力下，临时委员会请求要塞司令部的军事专家组织防御。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先开第一枪的建议。他们表示，如果现有的领导人能够迷途知返，我们并不想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我们的请求是微薄的，我们只想得到比1917年少的自由”。 他们说：我们所要求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重复四年前布党提出的要求，如果在即将召开的十大上LN能够回到原来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如果先开枪，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必须让党-中央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不要制造受人于柄的口实。 水兵们对中央寄予希望，不断从要塞向彼得格勒派出代表团，去申诉他们提出的要求，派出的人均遭逮捕，有去无回。在3月7日以前从要塞共向各地陆续派出200人，只有10人因为无法到达而返回，其他人均下落不明。海军基地与彼得格勒两边的信息被完全隔绝，使得原本期望取得中央了解真正意图和工人联合行动的想法全部落空。 3月3日LN与托-洛-茨-基共同签署了“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及其战友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通告，随后对他的亲属采取了镇压手段。彼得格勒苏维埃指示：“抓捕人质！”所有“受到怀疑的指挥人员以及参加叛变的军官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 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了政府的通告，声称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法国间谍机关和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划的“暴动”“叛乱”，旨在颠覆无产阶级的政权。要塞陷落以后，要塞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说：“提出我的名字只是为了把喀岛起-义说成是白卫分子的密谋，因为当时我是要塞唯一的将军。” “十月革命”前列宁大力鼓吹“士兵民主”，革命士兵罢黜、镇压军官成风。波罗的海舰队当时作为“革命先锋”搞的最彻底，以致全岛只剩一个将军，而这个将军就成了“旧军官发动叛乱”的口实。 实际上，内战一开打，LN、托洛茨基们就发现“士兵民主”下的军队根本没法打仗，于是立即废除“士兵民主”而重新确立了旧军官的权威。内战时期在红军中共有7万旧俄国军官服役（当然是在“政委”的严密监督下），LN也曾称赞“旧人新用”的政策，认为沙皇军官为保卫苏-维-埃建立了功勋。 如果要说有旧军官就是白卫军的话，那么整个红军都是白卫军在指挥。反倒是波罗的海舰队因为当年“士兵民主”最积极，而且海军没怎么参加内战，也没怎么起用旧军官。而唯一的一个旧将军的存在就成了镇压的口实。 要塞临时革命委员会得知扣押人质的消息后，通过无线电广播表示抗议说：在喀-琅-施-塔-得的所有的党员享有最充分的自由，他们的家属也享有绝对不容侵犯的权利。 3月5日俄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联合颁布命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在此之前紧急命令重新组建已经复员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并立即制定作战计划，为保证战役的胜利，空军、南方集团军、北方集团军倾力而出，大约投入了十几万人的兵力。 3月8日俄共十大召开，安排在这一天开幕是因为原来计划在会议上宣布平-暴胜利。但是令俄-共中央没有料到的是，喀岛要塞这块骨头这么难啃，而且在镇压军队中还引起了同情，导致一些军队抗命，不愿意自相残杀。镇压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海军基地也久攻不下。 派去镇压部队对要塞舰队的呼吁书有普遍的认同，认为水兵们反映的是民众真实的心声。在苏联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类似纪录：“79旅235团、236团、237团无可挽救地瓦解了，这三个团已经起-义”。“32旅独立混编团的红军充满了不满，奥拉宁包姆步兵团情绪十分不满，他们不愿进攻”。彼得格勒军事学院学员的情绪令人难以满意，重炮营1连的红军明确宣称，他们不打算向水兵兄弟“开火。” 水兵们一直企盼着LN表态，只要LN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肯定他们的行为不是“反革命暴动”，就能改变喀-琅-施-塔-得的形势。 临时革命委员会重申：“3月2日我们举起了第三次劳动者革命的红色旗帜。我们准备为解放工农的崇高事业献出生命。他们说我们这里有白军将领和神甫，临时革命委员会由15名普通水兵组成，我们没有任何幕后黑手。说我们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其实起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LN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 然而令喀-琅-塔-施-德人没有料到的是，LN在十大上一方面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后来承认，这就是因喀-琅-斯-塔-得叛乱而意识到要向农民“让步”，而且让的幅度之大超过了水兵的呼吁（当然，政治民主方面的呼吁，列宁是绝对不让的），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对喀-琅-施-塔-得进行无情打击的命令。 十大除决定增派第四方面军前去镇压水兵外，并命令参加俄共十大的代表们直接从会场开赴芬兰湾冰面，参与“平-暴”。LN指示，必须坚决镇压，“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些人，让他们几十年内都不敢再想什么反抗”。图哈切夫斯基给南方、北方集团军下达了强攻的死命令：“明天晚上（即3月18日）用窒息性气体和毒气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在重炮和毒气的强攻下，寡不敌众的喀-琅-施-塔-得要塞陷落了。 事件结束后，当局下狠手处理了兵-变的参与者：判处极刑处决的有2103人，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另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时喀-琅-施-塔-得有8000人从冰面上逃到了北岸的芬兰。 苏俄当局对他们耿耿于怀，多少“资产阶级白俄”革命后流亡各国，当局可以听之任之。但和这些“阿芙乐尔的兄弟们”一旦翻脸，那是绝不会放过的。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苏军进入芬兰，苏联内务部把这些曾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从芬兰查找出来，全部抓回国内，关进集中营，他们没有几个能够活着出来。其实，1921年的事变到1945年已经过去24年，这些水兵大都已经是垂垂老矣，对苏联毫无威胁了。 后来“兵变调查委员”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内部调查报告中承认，“起义是自发产生的”，没有与旧体制相勾结，最基本的原因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关于俄国向何处去的激烈讨论引起的，“很多工人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取消党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并没有外部势力的渗透和插手。 喀-琅-施-塔-得，这个历史上的是非之地在1917-1921年间流了太多的血。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已经迁走，岛上已经不是军事禁区。这些年来由彼得格勒变成列宁格勒再变成的圣彼得堡变化很大，南北两道带桥海堤把岛屿和芬兰湾南北两岸连接起来，成为圣彼得堡大环城公路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开车上岛游玩。 但岛上一切关于历史的说明都截止在1917年10月以前。苏联时期的“光荣”和剧变后的谴责，在普京近年来“回归沙俄传统，忘掉争论，团结俄罗斯”的政策下都尽量绝口不提了。著名的海军大教堂前广场上，红海军的英雄形象和喀-琅-施-塔-得遇难者的悲惨象征都不见了踪影，只有日俄战争中阵亡的马卡洛夫海军中将（耐人寻味的是，他“英勇牺牲”在并非俄国领土的中国旅顺口）巨大铜像巍然屹立。 海军大教堂内，一百多块黑色大理石碑铭刻着波罗的海舰队从彼得大帝建军以来的整个编年史，但最后一笔只写到1917年俄历10月5日（“十月革命”前20天）波罗的海舰队潜艇司令彼得.弗拉基斯拉夫列夫“神秘死亡”（按：通常的说法是他被“革命士兵”谋杀），此后的一系列石板都是意味深长的空白“无字碑”…… 只有海军大教堂前不灭的长明火炬周围四块三角形石碑，纪念了历史上这里的一切死难者，包括革命、两次大战，还有一块上刻：纪念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没错，用的是起义这个褒义词）牺牲者。这是我们在岛上见到的唯一一处提及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悲剧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