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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日归国后即进入教育界，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此后又相继在绍兴、北京、厦门、广州的高校、师范学堂任教。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文学课堂。 清末民初，公派留日主要是为培养师资。留日学生回国后，大量进入教育界。鲁迅曾在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短期学习。1912年，鲁迅经由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鲁迅亦随教育部迁到北京。民国教育部掌管高校，与高校联系密切，教育部部员中有不少先后在高校任职。在高校担任校长的留日知识分子何燏时、汤尔和等，与教育部有工作联系，和鲁迅也时有交往。 1920年8月，鲁迅接受北京大学聘任，从12月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自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还曾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作为教材讲授文学理论，任教至1926年8月离京为止。鲁迅在北京多所学校的任教情况参见下表：  此外，据常惠回忆，聘请鲁迅讲课的学校还有燕京大学、俄专、平民中学（西四北路东）。 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在当时的国文系颇具创举性。据北大法文系学生、选修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1923年参加《歌谣》周刊编辑的常惠回忆，“鲁迅来北京大学讲课是在他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因为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很多人纷纷要求鲁迅来讲课。” 当时学校发表一个通告，写的是周树人来校讲《中国小说史》，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的人都很高兴，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的人，就说：“为什么不请鲁迅来讲。”那时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的人多。北京大学的课程有必修科和选修科两种，《中国小说史》是选修科，又不知道这门课是鲁迅讲的，所以选修的人数不多。 …… 鲁迅到北大讲课，是因为有人要求来讲《中国小说史》。当时北大国文系也有人提出让周作人讲，钱玄同不同意，说：“还是请豫才来讲，周豫才有许多材料。”周作人也说：“还是让他讲好，中国小说我不大熟。”最初只有十来个人选修这门课，因为我知道是鲁迅来讲，我是很早就登记选修这门课的。后来知道是鲁迅讲的，听讲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校外的人也来听，每次听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的。 自从《新青年》上登载了鲁迅一系列小说、随感录后，北京的青年知识者们开始关注鲁迅，并影响到全国。常惠知道这门《中国小说史》是鲁迅开设，这是因为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后，曾问刘半农先生：“鲁迅是谁？”刘半农告诉了他鲁迅的本名，并陪他去鲁迅的住处——绍兴会馆补树书屋。 据1922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旁听、1923年入北大国文系旁听、1924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日后成为作家学者的台静农回忆：“这在当时中文系是创举，因为一般中文系课程小说是不入流的，而北大是新思潮的发源地，讲授此课的又是划时代的小说作者。”由1917、1918年北京大学的两张课程表，陈平原推断，“小说”一课，校方明知重要，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设计为系列演讲（演讲者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对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北京大学，其文学课堂开设“中国小说史”是可喜的新气象。 台静农写于1939年的《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中，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首，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列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册；并讲述《中国小说史略》与北京大学授课的关系，特别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数种版本以前，尚有北京大学讲义课两种讲义，一为油印，一为铅印，门弟子中藏有此两种讲义本者，恐只有北平常为君氏。”冯至回忆，“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利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时间，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讲义。”许钦文回忆鲁迅在北京大学讲完《中国小说史略》以后，接着讲文学理论，仍然每星期一小时。 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他在北大的授课地点是第一院文学院二楼第十九教室，就是现在的沙滩红楼。听课的学生，除了北京大学的正式学生，还有旁听生，以及没有办旁听手续的偷听生。五四以后，北京大学学术公开，中学毕业生有志深造而经济困难的可以工读，到北京大学去旁听。 “赶来听课的朋友像在新潮社工作的李荣第(小峰)、在歌谣研究会工作的常惠（维钧）和在宣武门外晨报馆编副刊的孙福源（伏园），他们多半坐在最后面。”所以，鲁迅的文学课堂不仅培养了北大的学生，还影响到整个北京的青年群体。北京时期，鲁迅仅在日记中记录下的有过交往的北大学生就有六十多位。此外，鲁迅日记中还记录了与部分北大旁听生的交往。 从学生们日后的回忆可看出鲁迅的文学课堂与他的文章风格相似，在课堂上以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方式讲授文学与学术。鲁迅把老师章太炎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此评价侧重于他的革命性。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主要追忆的是章太炎在革命方面的业绩。木山英雄指出，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独特的思想斗争最全面的继承者，非鲁迅莫属。其课堂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与杂感风格一致的课堂 魏建功回忆鲁迅“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例如，讲第二章“神话与传说”的末了的第二例“紫姑神”，鲁迅就提到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等问题。 在北大先读预科、后入德文系，共读了六年（1921—1927）、日后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回忆道： 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讲《苦闷的象征》，“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 李秉中的同学、1925年曾致信鲁迅的投稿者刘弄潮回忆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鲁迅善于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讲授文艺理论： （鲁迅先生）用夹杂着绍兴乡音的北方话，从容不迫地、娓娓动听地讲授《苦闷的象征》。他善于深入浅出地联系实际，如随口举例说：“如像吴佩孚‘秀才’，当他横行洛阳屠杀工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做所谓的‘诗’；等到‘登彼西山，赋彼其诗’的时候，已经是被逼下台‘日暮途穷’了，岂非苦闷也哉？！”先生的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不止，因为当时北京各报，正登载吴佩孚逃窜河南‘西山’，大做其诗的趣闻。 1920年代初在北大学习世界语并旁听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小说家鲁彦回忆道：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誉，也不贬毁。……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 尚钺回忆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获得了此后求学和做人的宝贵教育：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了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立体社会的真实批评，建立了我此后写作的基础与方向。 孙席珍1924年开始听鲁迅的课，刚开始是“偷听”，后来正式听讲授。孙席珍回忆说，鲁迅讲话略带乡音，但相当普通，总能运用深湛的哲学理论，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历史经验，融会贯通地逐一解决疑难问题，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又能从这些问题生发开去，旁涉到其他学术领域，阐明其实质的奥义，使人茅塞顿开；还喜欢揭露和批判当前的社会现象。 李秉中1923年由四川来到北京，在北大当旁听生，时常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并经常去鲁迅家拜访、请教问题。据刘弄潮回忆，1925年鲁迅在北京时，就曾向他们说过应当办军事学校的主张，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鲁迅介绍李秉中到广州进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写了保荐信给谭平山。谭平山，即谭鸣谦，曾在北大学习并参加新潮社，当时是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而又跨党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鲁迅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李秉中1925年给鲁迅写了多封信讲述战场生活。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李秉中深受鲁迅的影响，信中不时忆及鲁迅上课时讲授内容，例如《水浒传》、“超人”。 先生常说欲啸绿林而难于得适宜之地，我看黄埔要算是最好的了，因为处在珠江中流，岛上山势起伏，汊港萦回，凡有炮垒十数座，更兼土地膏腴，物产足以自给，且为海舶江轮来往必经之处，当无虞财路不佳、有林冲雪夜上梁山为王伦索取“信物”之苦也。……先生如有意南来聚义，生愿执干戈以隶麾下，纠结一班弟兄，共尊先生坐头把交椅也。 走常人不走的路，赏常人所略之景。如此浪漫的行径，自己疑心我是一个超人。 在军队生活中，李秉中仍念念不忘“往日曾奉书，所请于先生各节，希拨冗详示我！”鲁迅曾称“老虎尾巴”为绿林书屋，并曾刻印章“戎马书生”。 1923年许寿裳出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鲁迅任教职。鲁迅应聘担任女高师国文科第二、三两班讲师，每周讲课一次，每次一小时。1923年10月13日上午开始第一次讲课，课程名称是“小说史”，但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曾讲授过一学期多的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着重讲了“创作论”和“赏鉴论”两章。1925年11月30日，鲁迅为沈尹默代课，讲授《楚辞》。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深受鲁迅影响，并付诸行动。刘和珍是女性解放的先锋，据女师大同学张静淑回忆，在入校时，刘和珍就以“男学生式的短发”在“蓄着长发”的女生们中，特别引人注目；原来刘和珍在南昌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向同学宣传剪发，自己带头剪掉辫子，留了个男式短发。英语系的刘和珍、教育系的张静淑都选修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刘和珍还很爱读鲁迅的文章，在生活艰难中毅然订了《莽原》半月刊全年，在她的影响下，张静淑也经常读《新青年》、《语丝》、《莽原》等刊物。女师大风潮发生后，鲁迅的战斗檄文《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等，鼓舞了她们的斗志，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总干事许广平等，坚持领导复校的斗争。1925年12月1日，为庆祝女师大光复，刘和珍、许广平、张静淑等二十四位同学在校门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顶端的题词为鲁迅起草，其中写道：“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品清和刘和珍同学两年多。品清写文章谈到刘和珍为了女师大，耗去了不少的精力，“去年为了学校事她曾跑过几次国务院，所以那天持枪的卫队是认识她而照准了打她的，不然，她为什么会受比人人重的伤？” 刘和珍等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遇难后，女师大教育系学生程毅志劝说鲁迅写文章纪念刘和珍。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这段时期，鲁迅带病写出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如此讨赤》、《新的蔷薇》、《淡淡的血痕中》等文章。 二、讽刺的艺术手法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堂，在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中，也常常附带地讲些文学批评和新小说的作法。讲《儒林外史》时教学生讽刺、幽默的用法；讲《水浒》时教学生刻划个性、塑造形象要注意脸颜的描绘等。许钦文回忆“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要注重描写，不要随便明白直说的原则。” 时为学生的台静农，记录下鲁迅答文学社问：“什么是讽刺？”鲁迅的回答是：“‘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 台静农评论鲁迅的这段回答与鲁迅小说史课上的见解一致，也是文学上的不移之定论。 1920年考入北大、曾旁听鲁迅讲课的董秋芳回忆： 鲁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国小说史”，讲授间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使听者忘倦，座无隙地。 未名社成员、日后成为文物专家的王冶秋回忆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 记得只是带着个小布包，打开，取出来《小说史略》的讲稿：翻开便讲，有时讲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还是讲，一点也不停止，一点也没有笑容。他本心并没有想“插科打诨”故意逗人笑的含意，只是认真的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把一切的什么“膏丹丸散，三坟五典”的破玩意撕得精尽。 旁听生许钦文随孙伏园走进教室时，鲁迅正在讲《岳传》，指出“英雄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社会的英雄，还有一种是非社会的英雄。”许钦文回忆了鲁迅这次讲课对他产生的影响： 鲁迅先生这些话对我的启发性很大，……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虽然不过大半个钟头的时间，就觉得好像已经把我脑袋里的混乱思想整顿了一下了。以后他讲《儒林外史》，……都用严肃的态度讲话，从沉静中引出来了轰然的笑声，于无形中教了我们讽刺、幽默的笔法。 三、培养青年作家 “许多‘五四’时期的青年作家，都是听了鲁迅先生的课才开始写作的。”冯至甚至认为，鲁迅的作品成为沉钟社的教科书。1920年在北大旁听鲁迅讲课的小说家许钦文自言开始创作是在北大听了鲁迅先生的课以后，并在文章《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中叙述这个过程，将向鲁迅学写小说的经过，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旁听鲁迅先生的课《中国小说史略》，第二个阶段是到鲁迅的住宅，亲聆面诲。并将自己被鲁迅编入《乌合丛书》之二的《故乡》和孙福熙的《山野掇拾》称作学生文艺。 许钦文所总结的与鲁迅交往的这两个阶段，是当时不少青年作家的共同经历。后来活跃于文坛的许多作家，在当时都作为文学青年听过鲁迅的课，如胡风、冯雪峰。冯雪峰回忆，“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 许钦文总觉得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并非只是为着讲小说史，是故意多讲些做法，鼓励大家写作，培养青年作家；同时相机多方指出旧社会的缺点。许钦文回忆鲁迅也认同他的这种看法。此段对话，许钦文在《鲁迅先生和青年》、《鲁迅在五四时期》、《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等回忆文章中不断追述。而在《来今雨轩》一文中叙述得最为详细：一次下课后，鲁迅约许钦文到中央公园喝茶谈话，为了谈鲁迅推荐许钦文的两篇稿件，发表了一篇，另一篇被退回一事。许钦文继而向鲁迅先生提问： “大先生，我开始听你的课以后不久，就觉得你讲的课虽然是《中国小说史》，但你讲的话，并不限于中国的小说史，而且重点好像还是在反对封建思想和介绍写作的方法上的，是不是？” “是的呀！如果只为着《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即使讲得烂熟，大家都能够背诵，可有什么用处呢！现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现在的问题：首先要使大家明白，什么孔孟之道，封建礼教，都非反掉不可。旧象越摧破，人类便越进步。这并不是只靠几个人在口头上说说就可以收到效果的，所以也要讲作法，总要培养一大批能够写写的青年作家，这才可以向旧社会多方面地进攻。” 授课之外，鲁迅还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做《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讲演稿登载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六期》。听讲的人除本校全体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外，还有闻风来自他校的一些女同学，这次讲演在女师大起到了“震动作用，受震动的是两百多个同学的思想。”这次讲演给当时的妇女界很大的影响。 1924年1月，鲁迅应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之请，做了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会场在北京师大附中大操场，听讲的人除本校还有别校的，把场地挤得满满的。蹇先艾回忆道：“正是聆听了鲁迅先生的‘未有天才之前’以后，‘就不顾幼稚的大胆动笔了’”，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1925年9月28日，蹇先艾向《莽原》投稿诗作《积水潭之畔》，并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学生在课外组织文学社团，常常请鲁迅指导。春光社主要由董秋芳发动，他是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后来翻译了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在春光社开成立会时，鲁迅首先发言，讲得最多，介绍了好些外国的名作家，果戈理和契诃夫等的作品。董秋芳由宋紫佩带领，前往拜访过鲁迅西三条的家。“这一次访问，特别使我明白，他对于青年人是诚心诚意去接近的，因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旧染之污，能够创造新环境的青年人。” 北京大学微波社编辑的《微波》，其编辑思想明显受到鲁迅思想影响。《微波》第二期、第三期中缝中登有《莽原》、《猛进》近期的目录。在《微波》第一期的编者《闲话》中写道： 我们的喊叫，只愿是出自自己的本心，是罪恶的歌也好，是赞美之辞也好，甚而是文学界的几棵恶草也好，……——这种偏僻主张，也许不为大雅先生所许可。 …… 我们不客气地叫骂着自身的罪恶，赶出以前看不见的魔鬼！只要是我们心中所痛恨的，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骂！ 鲁迅指导的青年文学社团还有未名社、沉钟社、狂飙社等。沉钟社、未名社成员多数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高长虹回忆，在见到鲁迅之前，他时常听到一些朋友谈说鲁迅，他们在世界语学校里是鲁迅的学生。未名社的张目寒，最初是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张目寒是李霁野的小学同学，告知李霁野鲁迅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便将李霁野翻译安特列夫的《往星中》送给鲁迅看，并于1924年初冬领李霁野去访鲁迅。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鲁迅认识了。而韦素园与鲁迅的初识，是在北京大学的教员休息室，由李霁野介绍，当场还有未名社的其他成员。韦素园是俄专的学生，也在北大俄文系听课。李霁野对这次会面及鲁迅在北大的授课，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鲁迅那时除在教育部工作外，还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我去旁听过几次，教室里总是满座。虽然他的话有时不甚好懂，但是他讲得很生动，很有风趣，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并不笑。他上课前，先到教员休息室，从不迟到，不像其他有些教授摆架子，不按时上课堂。他回忆我在休息室介绍韦素园去见他，我记得不甚清楚了，但他说我那时发须很长，却是实在的；未名社几个人‘没有笑影’，也是真的。 鲁迅对这段的回忆则是这样的：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 李霁野回忆，鲁迅与未名社的谈话常围绕当时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展开。而鲁迅选译《出了象牙之塔》的原因，“首先因为它符合先生所要求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精神和态度。鲁迅先生多次说到，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 沉钟社成员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始于１９２３年下半年，因为听课的收益，使得他们“要求认识鲁迅的心情与日俱增。”１９２４年６、７月里，沉钟社成员中陈翔鹤首先给鲁迅写信，不久便得到鲁迅回信；首先到阜成门内西三条鲁迅住宅拜访鲁迅的，也是陈翔鹤。陈翔鹤首次拜访鲁迅，是和郁达夫一起去的，郁达夫当时和鲁迅同在北大任教。陈炜谟回忆道：“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刊物很热心扶助，他是每期必读，而且还随时奖掖。鲁迅先生所编选的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沉钟社诸友的作品，几乎要占去一半的篇幅。他甚至还称道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鲁迅在《一觉》中记叙了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冯至送来《浅草》。沉钟社的陈炜谟、李开先、杨晦也都是北京大学学生。1925年12月至1926年，鲁迅与张凤举轮流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张凤举在《〈沉钟〉》一文中写到去年见过三种小印刷物《支那二月》、《微波》、《沉钟》，并代言了鲁迅对《沉钟》的评价：“鲁迅先生对我说：‘《沉钟》才是纯文艺的呢！’我狠怪他这话为什么不向大家说说。我以为《沉钟》不但是纯文艺的刊物，而且是好，狠好狠好的纯文艺的刊物。”鲁迅也对沉钟社提出批评：“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些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 鲁迅在《一觉》中描述了编校青年来稿的感受： 因为或一种原因，我开手编校那历来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接下来，鲁迅引用了《沉钟》周刊最后一期“等于是停刊词的《无题》中一段话”后，他写道：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冯至认为“这段话是对于我们的期望，也是对一切青年的期望”。 冯至1976年回忆鲁迅1926年4月发表的《一觉》，“对我们的刊物给以很大的鼓励，我十分激动地读了这篇散文，才增强了我访问的决心。”1926年5月1日下午，冯至和一个共办刊物的朋友（陈炜谟）访问了鲁迅先生。6月6日，二人再次访问鲁迅。 1926年8月复刊的《沉钟》半月刊，前六期的封面是由鲁迅转托陶元庆绘制的，第一期封底为《彷徨》和周作人《狂言集》做了发售预约的广告，并登载了陈炜谟（署名“有熊”）翻译的安得列夫著《大城》。《沉钟》半月刊第二期登载了冯至的《Petofi Sandor》。裴多菲最早由鲁迅介绍到中国，并将裴多菲誉为“诗人和英雄”。 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使未能到学校听课的青年受益。1925年7月5日，一位研究小说史的青年谭正璧，看了《中国小说史略》后，写了《关于罗贯中著作的话》，向《莽原》投稿；并写了《关于施耐庵是谁的话》向鲁迅请教。在《〈中国文学进化史〉序》中，谭正璧因采编当时其他文学史著述所列的致谢书目中，包括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两书。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中，《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等后来被列入中国古典名著的小说，都被谭正璧归入《通俗文学的勃兴》（上、下）的两章讨论。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授课，启发学生章廷谦校对了《游仙窟》。章川岛专门写文章《记重印“游仙窟”》，回忆了自己在鲁迅的影响和指导下，将《游仙窟》校点重印的过程。1919年考入北大预科、1921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二年级时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魏建功很敬佩鲁迅的学术，曾抄写过一份鲁迅1918年6月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的《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寄给同学常维钧（常惠）。魏建功1925年从北大国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现存还有魏建功抄“鲁迅先生诗存”手稿，共抄录鲁迅1903年至1935年诗作39首。 鲁迅不仅培养青年作家，其指导下的学生还进入文化实体领域。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后，和鲁迅、启明、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当时尚未从北大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李小峰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3月15日在翠花胡同开设北新书局。鲁迅的《呐喊》、《苦闷的象征》、《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都交给他发行，帮助他把书局办起来。“他自己也遵从鲁迅的指示，译了丹麦爱华德的《两条腿》，还译了安徒生的童话《旅伴》等，又曾用林兰笔名编了民间故事三十七册，有英、法译本。后来北新书局营业发达，就于1926年迁移上海为总店，并在北京、开封、成都等地逐渐成立分店。除鲁迅著作外，还出版了冰心、郁达夫等人的全集，在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鲁迅的著译，在《三闲集》以前，几乎全由北新书局出版。此后鲁迅仍将不致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的书等交北新出版，如《鲁迅杂感选集》、《两地书》、《近代美术史潮论》等。 北京各高校毕业学生到各地担任教师，在其他地区讲授鲁迅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五四之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的授课老师自己编印讲义，用鲁迅在《呐喊》、《仿徨》、《野草》中选出的作品，和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作为教材。这是因为这所学校的老师多半是北京各大学毕业的，被当地称为“北派”。陈梓模曾将当地出版的综合性刊物《云南周刊》寄给鲁迅，这在鲁迅1925年4月21日的日记里有记载：“得梓模信并《云南周刊》。”1928年，上海一所大学的“大一国文”，选讲了鲁迅的《故乡》、《药》等小说。在北京学习的大学生回乡以及向其他大城市流动，也对鲁迅作品起到了宣传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