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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是诸子荟萃、百家争鸣的大舞台。正如郭沫若所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稷下学宫在先秦时期创造了怎样的学术文化盛况？对后世思想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管子学刊》编辑部主任、主编于孔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兼具政治性与学术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稷下学宫是在怎样的历史形势和社会发展背景下创立的？ 于孔宝：稷下学宫兴建于战国田氏代齐之后的齐桓公田午时期，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它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各诸侯国围绕如何富国强兵，掀起了变法革新的浪潮。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极大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不同学说、学派的出现培育了适宜的政治环境。“士”阶层异常活跃，他们频繁往来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各诸侯也为了笼络士人，让其帮助自己运筹帷幄，纷纷礼贤下士，兴起了养士之风。 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齐国而非其他诸侯国，是由齐国特殊的经济、政治等条件决定的。从经济条件来看，经济繁荣是齐国立国之本，也是稷下学宫建立的物质基础。从政治条件来看，在各诸侯国之中，齐国相对开明，无论是姜齐还是田齐，皆以“尊贤上功”“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作为基本国策。田氏代齐之后，齐国更加注重招揽士人，一方面是为了树立田齐统治者尊贤重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是企图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齐的统治合法性，并为其争雄于诸侯、统一天下制造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稷下学宫是一种怎样性质的机构？ 于孔宝：由于稷下之学在齐国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田齐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就决定了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即具有智囊团性质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田齐统治者为稷下先生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使得稷下学宫成为了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和百家争鸣的阵地，彰显了其学术机构的性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双重性，决定了稷下学宫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求实务治、经世致用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关于稷下学宫的规模，通过史书记载可见一斑。《史记》：“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太平寰宇记》记载，“谈说之士七千余人”。《孟子》记载，孟子在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先生与稷下学士的人数虽不能确指，但也是相当可观。 学派融合交流兼采众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同学派在稷下学宫产生了怎样的思想碰撞？ 于孔宝：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在稷下学宫这个大舞台上，几乎当时所有有影响力的学派都先后登台亮相，一展风采。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及黄老学派的田骈、环渊，阴阳学派的邹衍、邹奭，纵横家淳于髡等，都曾在稷下讲学，论争雄辩。各学派论辩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既有对浩瀚宇宙奥秘的探颐索隐，又有对人间琐事的各抒己见。关于王霸之辩与大一统，诸子各派都表现出了对统一各国的向往和坚定信念，但如何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究竟应该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先生之间展开了大辩论。孟子主张施行王道，以仁义教化征服天下；荀子虽崇尚王道，但也不反对霸道；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阴阳学派邹衍创立大九州及“五德终始”理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寻实现大一统的依据及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诸子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于孔宝：稷下优良的学风，使诸子各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学者们取长补短、融合交流，涵养了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他们往往兼采多学派观点之所长，例如，慎到既属黄老学派，又属法家学派；宋钘既是墨家，又是小说家，还兼具黄老学派风采；淳于髡博闻强记，思想宏富博杂，被称为“杂家”；荀子虽属儒家，但明显具有黄老学派、管仲学派的倾向，是兼容各家之长的稷下大师。 稷下学宫被各国君臣争相效仿。燕国的下都学馆、赵国的平原君门馆、楚国的春申君门馆、秦国的吕不韦门馆等，这些门馆学馆的规模和影响，虽不及稷下学宫，但同样有助于士人政治影响力的发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交流与繁荣。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战国时代的学术文化中心，在中华文化的交融统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献出土带来学术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稷下学宫为后世留下了哪些学术思想典籍？近年来出土的简帛又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学术增长点？ 于孔宝：稷下学宫留下的典籍，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整理汇编、撰述及参与撰述。一是齐国的官书与齐国先贤的著作，《考工记》《六韬》《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等由稷下先生汇编整理而成的著作。特别是《管子》影响甚巨，是稷下学宫的教科书。二是稷下先生撰述的著作，此类著作比重很大，《孟子》《荀子》《慎子》《尹文子》《王度记》等。三是稷下学者参与撰述的著作，如《吕氏春秋》等。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稷下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诸子思想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将持续受到关注。 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特别是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竹书的出土，对于填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缺失环节具有重要意义。新带来的学术增长点主要表现为：其一，早期儒学研究，尤其是思孟学派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有助于解决孔孟关系问题；其二，战国时期儒道关系研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儒、道并非如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水火不融，而是既有对立，又有一定程度的融合；其三，黄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关出土文献研究深化了研究者对黄老学派的认识。成都汉墓简牍扁鹊医书的出土，使学界对齐派医学与中国医学的奠基产生了新的认识。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为认识周初齐国早期历史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