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告别了我尊敬和爱戴的赵昌平先生，步出满是花篮和挽幛的灵堂，面对阴沉的天空，脑际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一串易安的词句……思绪又回到周一的早晨，正是那个早晨，赵先生因心脏病猝发而去的噩耗，将我震得六神尽失。那个夜晚，我坐在电脑前，想写点能够表达心情的文字，献给赵先生，但对着惨白的屏幕，竟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 今天，我努力平复了心情，再次坐到电脑前。我想了想，我的职业生涯选择了出版，是种幸运，而在我事业成长的道路上，能够遇见赵昌平先生，则是我更大的幸运！ 我与赵先生见面于何种场景，实在是记不清了。但我清晰地记得，1985年，在绍兴路出版局大楼边的五楼——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对科，我们同进出版社的五位新人的耳边，时时被念叨着一个叫“赵昌平”的名字，这个名字与审了多少难稿、抓出多少错误划等号，心中不自觉地对他升起敬畏之情。赵先生于1982年从华师大毕业来到上古社，校对科的传言，就是他刚进社在校对科实习留下的“传奇”。一年后，我们也来到了瑞金二路本部，这时赵先生已担任一编室主任。我被分在资料室楼上的六编室，中午休息时分，经常能看到一略胖一略清瘦的两高个，同进同出272号大门，后来才知道那位清瘦帅气的，就是赵昌平先生，另一位是二编室主任王镇远先生。 用“敬畏”二字来形容我与赵先生相识前后的感觉，应该是十分准确的。从迈进出版社工作的时间上算起，我们与赵先生等人相差无几，但赵先生1968年毕业于北大，中间历经“文革”，而后考入华师大研究生，师从施蛰存、马茂元先生，这种经历和学力，远非我等初出茅庐的应届本科生可比。因此，成百上千地抓出原稿中的差错，大幅提升书稿的质量，赵先生的审校案例，无疑让我们这些初涉编辑岗位、尚在补充知识阶段的后生翘首仰视。此后，我又多次听闻，赵先生工作之余发表多篇长文于《文学遗产》和《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于唐诗领域的研究深被学界推崇。学者型编辑这是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十年代的编辑部里，放眼望去，前辈们个个都堪称名副其实。赵先生以其出类拔萃的特质，更是早早地崭露了头角。现在回看，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上古社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魏同贤社长的率领下，出版社大幅向现代文化企业转型，出版社主动面对学界和读者，许多基础性选题得以布局，多个重量级项目成功实施，而一批此后影响上古社乃至上海出版界格局的人才，也基本都已聚集一起。以赵先生为首的一批三四十岁壮年人才，与他相先后进社，并且逐渐担任中层以上要职，大大增强了编辑力量。而我们几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在其间学习成长。 我对编辑工作有几次重要的认识提升，几乎都与赵先生的帮助有关。最初一次，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社里出版《古诗海》一书，赵先生知道我原是中文系出身，鼓励我为书撰稿。稿成呈给赵先生，不料赵先生为我专门上了一趟治学与编辑加工的双料辅导课。他拿着我的稿件，上面批满他特有的蓝色钢笔字迹，逐字逐句讲解撰稿要旨和改稿的方法，处处皆中要害。此后我开始自警，依此举一反三，不论写作还是审稿，我都仿佛寻到了门径。 赵先生对我们这批当时尚属年轻人的喜爱和提携，是人人尽知的事。我以受惠人之一的体会，赵先生的这种爱护又与对工作、事业的要求相表里。首先他认为我们要筑好根基。审稿就是编辑的根基，这在上古社是传统，赵先生更是严字当头，书稿质量从不轻易让步。这种例子发生在他经手的每一部书稿上。他经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可以一整天不见身影地埋头审稿，我们推门而入，则是一屋子烟味，办公桌上堆满书稿，稿子上夹满签条。他亲手组建的编审室，是名副其实的编审室，清一色经验丰富的编审，其中有史良昭、李学颖、曹中甫诸先生，都是编辑大家。这一强大的把关队伍，在当时全国的出版同行中堪称一绝。如被赵先生或某位编审叫去，然后抱一堆夹满签条的稿子回来，那绝对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事。但要真正做到书稿加工过关，不仅要求自身学养深厚，更要保持一种恒久不破的意志。赵先生不仅身先士卒，啃硬骨头在先，更是一直在给我们灌输“质量是出版社生命”的理念，这在八十年代，是大大超越了一般编辑“甘为人做嫁衣”的被动认知。 其次是鼓励我们有所创新、各尽其才。赵先生自己也从不掩饰对我们这批六零后的喜爱。他说古代的内容也需要新手段来演绎，古籍出版的事业更需要素质多样的年轻人来承续。他的眼光显然投射得更远。他十分喜爱与我们聊天，哪怕只有几分钟。他说他要从我们身上获得新鲜的感受，其实他自己就意识十分超前。虽然他治学十分注重传统根蒂，但学术观点和理论常常出新；在选题方面他强调古籍的基本书建设和深度整理，但他又常出新招，开发形式多样的普及产品。他先后亲自操刀了面向中学生的《文科十万个为什么》《二千年前的哲言》等选题的策划和组织编写，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九十年代前后，很少有文史学者主动为大众读者写书，但赵先生却很早就看到大众的需求，认为这既是出版社的文化责任，也是出版社面对市场的必然选择。他多次组织开发此类选题，为解读经典原著、普及传统文化，作出了可贵的尝试。这种敢于试新又严密论证的方式，赢得了年轻编辑的共鸣，也深刻影响了我。 1995年前后，史、哲编辑室合并，组成第二编辑室，赵先生主动分管我们，常常会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我们中间，听我们谈书稿、谈作者、谈选题、谈社内制度建设等等话题，然后会摆出他的观点和建议。他还对我们每人的选题方向都提出构想，并专门约见，就他认为有价值的思路，与我们深入探讨，帮助完善；有时他会针对我们的特质，专门设计选题，以发挥个人与社选题方向的最大契合度。就我而言，就有多次被专门“召见”。也就是在这样深度的交流中，我对赵先生的感觉由“敬畏”转向了“敬佩”，进而转向了“亲切”。这些交流讨论，都成为我珍视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宝藏。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版完全告别书荒时代，进入了买方市场，选题和渠道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许多出版社都在竞争的大潮中迷失、沉浮。赵先生和李国章社长一起牢牢把握了上古社的方向，坚持走传统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道路。社里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多层次的选题开发和精品战略，推动出版社双效益走在了全国古籍同行的前列。在此期间，赵先生显示出敏锐的专业意识，他对我们说，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式微之虞，而史哲渐热，成果渐多，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从古典诗文，转向了历史故事、诸子百家之说，这对二编室来说是重要机遇。他要我们尽快把握这个动向，拿出行动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部署和实施，二编室选题显示出活跃且多样的态势，一时呈现出全新气象。在此期间，赵昌平先生还显示出超前的国际交流意识，他利用与香港商务老总陈万雄先生良好的私人关系，派遣我和吕健往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试图利用博物馆文物和考古成果，来共同打造一部立体展现中国历史的彩印读本。此事虽最终未果，但当时香港同行的出版理念和手段均先进于内地，我们俩得到了实战的锻炼。 建社六十多年来，上古社长期坚持走专业化道路，几代领导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赵先生是上古社历史上担任时间最长的总编。在他任职期间，出版社历经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一路遭遇坎坷不断，但赵先生团结同仁，敢于竞争，大大扩大了“上古”品牌的影响力。进入新世纪，出版社市场化程度愈来愈高，专业与大众、学术与普及、眼前与未来、文化使命与经济利益等问题不断困扰着编辑同人。赵先生常常愿花很多的时间，像兄长一样与大家促膝谈心，不断化解编辑心头的各种疑惑；同时提出四种意识（市场意识、基干意识、品牌意识、规模意识）相统一的工作路径，用以具体指导大家在工作中遭遇的种种矛盾。而在许多关键时刻，赵先生往往能凭藉长远的视线和丰富的经验，敏锐地辨析问题所在，作出有利的决断。我记得2004年，社里曾就《中华文史论丛》复刊一事反复探讨。赵先生力主复刊，在班子决策后又亲率我们北上北京，邀约文史哲各界著名学者，组建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他委托四编室元老蒋维崧先生操盘《论丛》，使得这份诞生于1962年、享誉学界的老牌学术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名家新作和前沿论文，走出困顿，成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论丛》的复刊，使得上古社大大加强了与全国一流学者的交往，编织起了一张辐射海内外的学术网，不仅提升了《论丛》自身的影响力，更为图书选题带来了丰厚的资源。2005年起，我因分管《论丛》，与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常有往来，了解了学术界的最新动态，与他们结下了友谊，出版了葛兆光、李伯重、荣新江、夏晓虹、张国刚、黄一农等人的重要著作，为学界和学术媒体关注。而这一切，在我们同赴北京举行第一次《论丛》编委会的火车上，赵昌平先生都预想到了。 进入新世纪，尤其近十几年来，上古社又主动迈出了一大步，就是由以传统经史子集文献为主要对象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出版，扩展为传世和出土（新见）文献并重，逐渐实现并完成了做强出土文献、文博考古板块的升级转型。这一变化是在上古社八十年代末期开发海内外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出版以后，以2001年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图书为标志，率先进入新出土简帛文献领域，再次引领学界热点出版，使得社里开始进一步重视对当代考古成果、文博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决心做出的新布局。在这项战略抉择方面，赵先生再次显示了他的睿智和学术洞察力，他认为在这个方向的及早布局，将适应当今学科日益贯通、学术研究注重新材料的新需求，并将拓展传统古籍整理出版的边界，丰富上古社的出版内涵。如今，上古社不断整合、补充力量，使得这个板块得以愈加丰满，显示出有力的后劲，不仅在国家级奖项上屡有斩获，在社里“十三五”国家项目中占有将近半壁江山，也在全国同行中占有重要一席。 我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后，工作内容和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赵先生见到我，总要问我工作是否顺利，尤其要细问选题情况。我常常也将想做的事情从头说起，赵先生会像以前一样摆出种种建议，这种情形让我特别享受，仿佛还工作在他的身边。 赵先生在著述和编辑工作中极为严谨，但待人却极为宽厚，他用情至深，一派兄长之风。我与赵先生相识相交整三十三年，在懵懂不识之时，我向他讨学问教；在头绪混杂的时候，我找他条分缕析；在遭遇挫折时，我找他倾述委屈；在难辨方向的时刻，我找他点拨迷津。先生是我的灯塔，他不仅在我的事业路途中一路引领，更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时时温暖我的心灵；我为自己一生能获得赵先生兄长般的厚爱感到无比的庆幸。 由于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我对赵先生的学识和出版境界认识也大有变化。他在古典诗文的内蕴中寻求至善和真谛，又以古今结合的学术方法去建构最新的理论阐释；他说我们的题材是古老的，但编辑的理念必须是现代的。现在回想起来，深深感念这一切都被他融通得那么和谐统一。他辅佐“三朝”，呕心沥血，胸怀磊落，格局宏大，主张以“自强不息”灌注上古社的精神气质，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企业信念。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版协理事长期间，又以对出版全局的思考，为当代出版事业付出了巨大心力。他是真正学者型的编辑，有思想的出版家。他把所有的才华和对出版的热诚，都熔铸在三十多年经手的书稿中，他所提炼的条条出版理念，也浇灌给周边的后进者。赵先生是我们出版人的骄傲，他的辉煌建树，足以镌刻在当今出版丰碑的碑额。 从听闻噩耗的那一刻开始，我一直不能相信赵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我今天实实在在地与他告了别，实实在在地与他从此天人永隔……想想他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给予了那么多，而我只能匆忙地用一些零碎的文字来回报他，岂能不悲从中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