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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先生与史语所(3)

http://www.newdu.com 2018-06-15 文汇报 张峰 参加讨论

    离而欲返的史语所情结
    陈述于1940年12月26日抵达东北大学,以至离所而未能返回。事情的经过是:1940年11月8日,金毓黻致电傅斯年,商议借聘陈述到东北大学任教一事:“傅孟真兄:东大聘陈玉书为研究员兼副教授,薪二百八十元,八折,盼就复电。”(傅斯年档案,Ⅲ-406)3天后,金毓黻与傅斯年相晤于聚兴村,至此“商聘陈玉书事已谐”(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605页)。据陈述言,金氏聘请他的原因在于,“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安先生主其事,急欲有所撰作公于世。述被借聘襄助之,研究东北、辽金史。”(《辽史补注·后记》,第3773—3774页)实际上,在此之前,陈述与金毓黻已有书信往来,金毓黻在1940年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陈君玉书自昆明寄所撰《投下考》上篇来。余前曾与陈君数次讨论此题。”从金氏所言“数次讨论”,可知他对陈述的治学成就深有体察,这也是他决定借聘陈述的动因。陈述到达三台后,金毓黻于1941年元旦致信傅斯年,表达了感激之情:“前得复笺,知陈君不日抵潼,正深悬企,乃于年前,陈君同夫人安抵是间,欣快为之莫名。弟正苦研史颇乏良友,兹得陈君之助,为之生色不少。我兄援手指惠,至可感也。”(傅斯年档案,Ⅲ-407)
    东北大学向史语所“借聘”陈述,史语所的批复为“准借”,因此陈述是以“请假”的名义离开史语所,期限一年。就人事关系来说,陈述仍然隶属于史语所,故而他到东北大学之后,依旧向傅斯年汇报读书、讲学情况(史语所档案,李15-2-9),俨然还将自己视为史语所的一员。从相关档案来看,陈述借调期满后,史语所并未致函东北大学要求陈述返所,而是陈述于1942年11月25日主动向傅斯年提出返所的请求,并提及三台物价高涨,生活不易,同时汇报了他所从事的《辽史补注》工作。傅斯年于12月7日给陈述回复了一封长信,主要述及三点:一是返所没有路费,“盖一人旅行,已经不堪,而一家旅行,直非我辈所可能也”。二是回所之后待遇不及东北大学,“去年院务会议通过,(弟未在,由他所起)凡请假中,加薪不计,(即无加薪与升级)如是,则兄返后仍须先为‘助理研究员’而全(汉昇)、张(政烺)诸君明年已为副研究员矣。此间待遇不如大学,兄所知也”。三是承诺若遇人事纠纷可设法解决,“假如在三台人事上有问题,弟可函臧(启芳)、萧(一山)诸公也”。据此来看,史语所不是要将陈述拒之门外,而是无法担负他返所的路费。傅斯年又在信件的最后补充说:“此时问题,只在搬家费。寅恪先生以无搬家费留在桂林,亦一例也。故只有再忍两年耳。”(参见史语所档案,李15-2-8)陈述回信说之所以要返所,是因为“此间非读书之地,不宜作久留”,“请假以来愧无进益”,并表示在不能回所的情况下,仍将全力从事《辽史补注》。(史语所档案,李15-2-5)由此看来,两人之间并未因此生隙。
    值得注意的是,陈述到东大之后,撰有一本《辽金史论集》。这本《论集》大约完成于1944年,其中包含陈述新撰论文8篇及《辽史补注序例》1篇。陈述将《论集》寄给了傅斯年,“恳师为函荐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史语所档案,李15-2-1)。从陈述写给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说道“拙稿蒙荐得审”,可知傅斯年曾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了《辽金史论集》。但评审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故而陈述说“原拟请求所内能收入单刊”,但现在“已无自信”,因此希望傅斯年能够“介至商务印为普通小册子”。最后感慨“离所四年毫无成绩,深愧多负,因此间非读书之地,屡盼早日回所”。(史语所档案,李15-2-4)实际上,陈述所说“四年毫无成就”,也并不完全是谦辞。只要将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研究计划和他在东大所刊论文相比较,便可知晓他在东大时期的研究,实为史语所时期研究计划的延伸。但在史语所的公文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傅斯年对陈述此信的回应。
    1944年6月2日,陈述再次致函傅斯年,要求返所,其中谈到了东北大学“人事之繁,实感无法应付”,所以“势非离潼不可”,如果史语所无法赞助他举家返回,可以一人返所,而“眷仍留潼”。从这封信看,陈述对返回史语所的希望似乎感到渺茫,所以他认为如不能返所,则希望傅斯年能“由渝代觅一教书或研究机会”,或者“由某基金会酌予津助”。(史语所档案,李15-2-10)因东大人事纷扰,陈述一月之后不得不再给傅斯年写信求助,说“此间人事繁复,整年风波”,故而“屡请回所也”;又说:“仍恳我师向中庚会代求一研究之费,最盼能代替薪俸,如不能代替薪俸,即作为补助手一人,使述可减少人事之牵扯。”(史语所档案,李15-2-11)这两份陈述写给傅斯年的信,透露出陈述当时境遇的尴尬、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于重返史语所的期盼。然而陈述终究未能再返史语所。
    要之,陈述虽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但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同时认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北大学,故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只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陈述受聘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一年后回到母校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似乎他与史语所完全中断了联系。然而,1948年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下册刊发了陈述的《乣军考释初稿》一文。《史语所集刊》第20本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陈述之文刊载其中,折射出他与史语所“断而未断”的关系。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外史学交流视野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范式与成就探析”[15CZS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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