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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方居民对暑热季节也有着强烈的感受，同样出现五月为恶月的忌讳，不过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以夏至为中心的节俗活动构成了南北五月节的自然人文基础。 南北的五月节俗都以对夏至时节的人文感受为心理基础，虽然形态不尽相同，但都注重对时间转折的强调。由于文化与时间观念的变化，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由时令节点夏至向人文节日五月五日的转移。魏晋六朝时期，因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关系，南北民俗文化交融，北方恶月禁忌与南方夏至时节诸俗汇聚，五月节俗空前丰富。同时由于礼教的崩溃，月令时代的结束，人们的时间意识出现了变化，人文时间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夏至节俗逐渐移到了五月五日。晋代周处在《风土记》中说：“俗重五日，与夏至同。”这时夏至较五月五日为正节，但民间已看重五日。至南朝时，五月五日的影响已盖过夏至，成为民间的一大节日。 五月五日地位的陡升，与六朝时期南北节俗的交汇、南方历史文化因素的注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生存环境的关系，南方楚越之地素有祭祀水神的传统，夏至时节的飞舟竞渡、饭食投江本意就在于祭神禳灾。在南北分立以前的时代，楚地久已流传着忠臣屈原的传说，据晋王嘉《拾遗记》卷一〇云：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后“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在楚地很早就被视为水仙，立祠祭祀。在南北朝时代，因时势的关系，屈原的形象日益崇高。屈原不仅因赴水而死的关系被奉为水神，而且与传统的竞渡风习结合，形成新的历史传说，祭祀屈原的时间因此也定在了五月，甚至将传统的死亡日——五月五日看作屈原的忌日，并以此日作为追悼日。南朝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南朝荆楚地方将悼念屈原的活动结合到五月五日的节俗之中，这是中国端午节转变升华的重要动力。虽然在此前吴越地方有五月五日祭祀伍子胥、勾践的习俗，但均因其人格魅力的不足及文化影响范围的有限，未能流播开来，他们仅为一方的习俗解说。由于屈原传说的加入，南朝之后，由南北夏至节俗交融演进的端午节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异（就其在传统社会的主要形态而言）。先秦以来单一的五月避忌主题，已开始变化为避忌与纪念并联的二重主题，伦理性节日主题的突出，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时间节点不再是被动适应自然的意义（虽然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时间具有了庄严的伦理内涵，将岁时节日作为承载历史文化传统的时间载体，对中国民族文化来说，它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岁时节日因人文内涵的增强而提升了它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其二、历史文化传统因依托了岁时节日使其能够持久有效地传承。正是由于历史伦理融人了民众的时间生活，造就了民族文化的不息生机。 荆楚地区不仅在地域上处于中国南北结合的部位，在文化上也充当着南北文化交流的中介。《荆楚岁时记》适时地记录了这一新型节日，从《荆楚岁时记》记述的五月五日节俗看，其中心主题为追悼屈原与避瘟保健。具体表现为两大内容： 一、飞舟竞渡，“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竞渡是划船者之间的技术与体能的较量，水军与水马作为竞技的双方，在水上的比试，在宗懔的时代已有相当的娱乐成份，但其主要的意义大概还在于传承楚越之地古老的水神祭祀仪式。事实上，水军与水马的交战，象征着阴阳二气的争锋。日本流传有水怪河童与马争斗的故事，河童是背负龟盖猿类怪物，其头上顶有一盘水，水是他的命根，他在斗争中既要保护自己的水，又要战胜大马。河童属阴，马为阳，阴阳争斗，阴胜阳衰的意义表达了夏至时节的气候变化（参看吉野裕子《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学林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所以说飞舟竞渡其原始意义在于顺时令、助阴气，阴气的顺利上升，有利于阴阳的和谐。悼念屈原是六朝新出现的民俗主题。 二、避瘟保健，视五月为“恶月”，避忌的手段有：悬艾避瘟，“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佩彩丝避瘟，“以五彩丝系臂，名日避兵，令人不病瘟。”食粽，粽，一名角黍，原是夏至节令食品，其菰叶裹粘米的包扎形式，“盖取阴阳尚相包裹未分散之象也”（《玉烛宝典》卷五）。剥食粽子，象征着释放阴阳之气，以“辅替时节”。五月五日出现后，亦以粽子为节日食品，晋时江南端午与夏至同食粽子。从粽的制作与食用看，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以“粢”祭神的习俗，在江南稻作区源远流长，粽即粢类食品。荆楚地区很早就有了裹饭祭水神的风习，据记载，周昭王溺于汉水后，人们在水边立祠祭祀，暮春上祀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拾遗记》卷二）南朝时期，屈原传说与五月五日节俗挂上钩以后，饭祭水神，祈求平安的仪式也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荆楚岁时记》虽然只记夏至节食粽，但同是梁朝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明确说到，五月五日楚人原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龙窃食，在竹筒上塞楝叶，并缠彩丝。采药保健，是自古相传的五月节俗传统，《荆楚岁时记》记：“是日，竞渡，采杂药。”端午采药的传统在民间历代相传，近代湖北监利“端午，采百草，悬艾于户。”英山“日午，采百草以为药物。”甚至影响到域外，在越南端午重要内容之一是采药，采药从正午开始，“这时采草药，药效最高。”草药采够一百种，晒干治病，特别治外感、阴虚的病（参看过伟主编《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端午节俗形态体现了南朝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性质的理解。端午的诸多节俗活动，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禳祸的原始意义，即其本原的意义。悼念屈原是六朝端午节俗的新主题，它的确赋予了端午以重大意义，但我们不能有片面的理解，悼念屈原在当时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一般百姓将屈原视作传统竞渡活动中的水神加以崇拜祭祀，以屈原的英灵驱瘟逐疫；另一个重要层面的意义是，文人士大夫感于地位的沦落，政事的衰败，将忧国忧民的孤愤情感投射到楚国忠臣乡贤屈子身上，将悼念屈原与传统的驱疫竞渡结合，以屈原的传说来解释竞渡民俗，从而赋予竞渡以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参看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第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版）。 由于生存技术的原因，人们受制于自然的状态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五月仍然是令人畏惧的时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因此，从六朝开始，端午的避瘟与追悼这两大主题持续不衰。隋唐统一后，形成于南国水乡的端午节，逐渐扩张为全国性的节日：唐宋时期，端午成为朝野重节，当然在荆楚地方更为隆重，竞渡成为端午的主要活动，历代文人士大夫歌咏端午风俗：唐人有“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的诗叹；宋人苏轼记三峡地区吊屈之俗，“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死已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三二乐府）。楚地的这种竞渡风俗明清依然兴盛，明人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中说：竞渡事本为招屈，傍晚竞渡船散归时，“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竞渡时的悲歌表露着竞渡者的悲凉心态。 端午竞渡，文人偏重于招屈的理解，而一般百姓将竞渡看作是禳灾、祈年，说：“俗传竞渡禳灾。”“划船不独禳灾，且以卜岁，俗相传花船赢了得时年。”（《武陵竞渡略》）在湖北孝感同样如此，光绪《孝感县志》记载：县河每年造龙舟，谓之打龙船，说：“不打龙船人多疫病。”端午避瘟保健习俗影响更为广泛，在中国南北各地都传承着这一习俗，系长命缕、服避瘟丹、印天师符、喝雄黄酒成为乡里百姓端午节必备的民俗节目。至今荆州人还说“五月是凶月”，互相告戒，言行必须谨慎。初五是凶月的凶日，要放黄烟爆竹，喝雄黄酒，小孩子穿五毒衣。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村人甚至认为凶神这天会闯进门来为祸，于是，便在门楣上悬挂一串辣子、一串大蒜、一串鸡蛋壳，借谐音表示：“拉住”“算了”“滚蛋。”（韩致中调查记录）生动地体现了民众对待瘟神半是祈求、半是驱赶的态度。 端午依托夏至节点，传承着古老的年节习俗，在汉魏六朝时融会南北民众对五月的时间感受，并接纳了屈原沉江的传说，在单纯的五月避忌的民俗主题基础上生出追念屈原的主题，这不仅增进了端午在中国节俗中的地位，同时使端午发展为一个全民性的民族大节日。也正由于社会上下层民众对端午节俗的共同重视，才保证了她传承千年的生命活力。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民俗志”栏目；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