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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如青铜鼎、鬲等皆由陶器发展而来，本为炊具，其作为礼器在西周达到顶峰，成为周礼中代表统治阶级身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青铜礼器的应用是支撑周朝文化伦理的重要符号体系。且早期青铜鼎与青铜鬲在形制与用途上都非常接近，直至西周早期的青铜铭文中仍有“鼎”“鬲”二字混用的状况。东周时，礼器作为阶层象征的功能已经开始向装饰功能转化，故而圣人有“觚不觚、觚哉”之叹（出自《论语·雍也》）：不合礼制的觚还能被称作觚吗？此观点亦即孔子主张名实相符的“正名”思想的重要体现。 秦汉以后，青铜礼器逐渐式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漆器、玉器、铁器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应用。对青铜器的需求，无论从符号功能、装饰功能还是实用功能都走向下坡。晚清时期，随着生产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譬如推广工业发展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带动了中国各地筑路基建事业，同时上层文人贵族对青铜器的收藏风气，共同促进了这一时期对出土文物的挖掘，其中较为著名的青铜器收藏大家如端方。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正白旗，清末著名政治家、金石学家，一生收藏甚丰，尤其在青铜器及铭文碑拓收藏上颇有造诣，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华国宝毛公鼎原曾为端方收藏。端方逝于四川保路运动之后，其家人将其藏品先后授予德国与其他欧美藏家，同姜鬲亦随之下落不明。 而德国Nagel拍卖行6月上拍了一件直棂纹折沿青铜鬲（图1），非常值得青铜器与金文爱好者考究参详。此类直棂纹青铜鬲主要盛行于西周中晚期，就器型而言带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鬲特征。该拍品器型、纹饰、铭文、尺寸皆与失传已久的端方旧藏同姜鬲相符（参见1908年版《匋斋吉金录》卷二）。需要注意的是，《匋斋吉金录》中记载同姜鬲“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二分口径八寸七分强腹径八寸”（图2）使用的是汉建初尺度量，换算成今制则端方旧藏同姜鬲器高约16、深约10厘米，最大口径约20.4厘米，与Nagel拍卖行青铜鬲尺寸相符。 另外Nagel拍卖行该拍品折沿上有阴文短铭“同姜乍5鬲”，“同姜”应指夫族为同氏的姜氏女，“乍”即“作”，“5”即“尊”，全句可释为“为同氏之妻姜氏所作鬲”。笔者将《匋斋吉金录》中收录的同姜鬲铭文拓本，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匋斋同姜鬲拓片资料（图3：原拓出自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体智（1879—1962）编辑的《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同比放大，再与Nagel拍卖行青铜鬲铭文实物（图4）比较后发现，旧拓与实物上的五字的字形、间距，甚至字间铜绿与锈土结晶导致的不平整拓纹皆能吻合。 同姜鬲铭文虽然只有五字“同姜乍5鬲”，但此五字保存完整，字迹遒劲豪迈，笔势匀称圆润，在字间距的安排上也已出现西周晚期铭文中常见的刻意而有序的字距，实为不可多得的金文研究佳品。 综上所述，窃以为此青铜鬲应为端方旧藏西周晚期同姜鬲。只是行文仓促，但祈抛砖引玉，不尽不详之处还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而Nagel拍卖行图录中提供的拍品来源资料提及：“该拍品出自北德私人古旧收藏，据前藏家提供信息约20世纪20年代已入藏德国，或为德国不来梅市贸易家古旧收藏（其藏品自1894年集于中国）”。结合近几年欧洲与香港各大拍卖行流出的某德国藏家旧藏的各类端方物品如青铜、玉石、造像、书画、碑拓等，笔者推测这些藏品应是源自德国同一藏家亦即巴黎苏富比2016年春拍所提及的出生于不来梅的德国一著名贸易家兼银行家（逝于1922年），其藏品自1894年集于中国。而现藏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端方旧藏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写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根据图书馆资料此经卷为德国不来梅贸易家早年购于中国、后经由德国汉学家匿名捐赠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笔者推测此捐赠或亦即来自该家族。过往一般认为端方去世后家道中落，子孙陆续变卖家藏为生；但也曾有传言端方兄弟在保路运动中被斩首后，其家人为了赎回遗体，在短时间内大量变卖端方藏品予当时活跃于中国的欧美藏家以筹措高额赎金。结合德国该藏家于中国所收集的端方藏品在购买时间上的集中程度，且购得物品的品类之广与数量之巨，后者传言或许并非空穴来风。端方一生钟爱收藏，其在世时不曾有过藏品变卖之事，只是人事变迁，毕生收藏一朝散尽。 端方收藏青铜器数量惊人，并曾系统整理并拓文集册，可谓与中国古代文人垂青金石之学的风雅爱好一脉相承。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研究先秦书法的重要资料，对于书法与篆刻艺术的研究皆有重要价值。且书法是古代士人必修技能，所谓观人观其字，一个人的书法好坏被认为可以折射出此人品性，书法对文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在字源上的考据本领则直接体现一个人博闻广见的学识。 在商周时作为国家重要礼器的青铜器，盛于秦汉之前、没于秦汉之后，而对早期青铜器及铭文的研究最后成为了士人修身正己内容的一部分，恰如同姜鬲在端方逝世后一直下落不明，时隔百年方重现世人眼前，时移事迁，令人不胜唏嘘。 （何长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