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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北，南起北苏州路、北至东江湾路，全长约3.8公里。历史上的北四川路，不仅是著名的商业街，也是红色印记和海派风情交织辉映的文化街。尤其是从今武进路至东江湾路、方圆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亦即历史上所谓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细究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成因、演变及历史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上海与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越界筑路”与公共租界的扩张 所谓“越界筑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上海租界扩张和城市发展所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北四川路地处苏州河北的虹口地区。无论道路本身的延展，还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都离不开公共租界在沪北地区的扩张。 1847年，美国代理领事曾向苏松太道麟桂申请划虹口一带为美国租界。 次年，美国牧师圣公会主教 文 惠 廉 （William Jones Boone）在虹口购地居住，并建造教堂，继而“向上海道台商请准许虹口为该国之租界”。 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人华尔在苏松太道吴煦的赞助下，在上海成立洋枪队，并于租界内外修筑“军路”。华尔的后继者戈登也多次下令修筑界外军路。为了镇压共同的敌人太平军，清政府默许了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行为。“游说洋兵助剿，增辟邑治障山门，并筑西郊马路，以利军行。”此为越界筑路之始。 此后60多年间，上海的租界多次扩界，野蛮生长。扩界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界当局通过谈判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后，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扩展并确定租界四至，如1848年英租界的扩展、1860年代以后美租界四至的划定、1899年公共租界四至的确定，以及20世纪法租界的扩展。另一种则是先筑路，造成事实上的扩界，而后通过谈判，将越界筑路地区全部或部分划入租界。 1863年，领袖领事、美国领事熙华德（Seward）与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章程，规定美租界四至：“西面从护界河（泥城浜）对岸之点 （今西藏北路南端）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 同年 9月 21日，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 1873年，熙华德提出：“租界西面应从苏州河北岸原定地点一直向北到内地三里处，然后再向东划一直线连接租界东界的北段。”上海道台未予同意。熙华德再提议：“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原定起点划一直线到靶子场稍北处，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上海道台仍未同意。尽管如此，工部局事实上已经将其控制范围扩充到这一地区，这条新的分界线即所谓 “熙华德线”（Seward Line）。 1893年，上海道台聂缉椝、美国领事廖那特各派3人组成划界委员会，共同处理熙华德线事宜。经勘界，双方基本依熙华德线正式划定边界，树立界石，并订立《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积扩充至10676亩。 1897年，工部局企图再次扩界：“西界扩至梵王渡，东界扩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东，北面直达宝山县境。”被上海道台蔡钧拒绝。 1899年 3月，英、美、德三国公使以照会送达总理衙门，迫令清政府训令南京两江总督“应允各领事及工部局所求扩充”。次月，总理衙门大臣即通知公使团，“已照照会所请，训令江督”。根据协商， “（公共租界北区）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为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线上为止”。 19世纪末的这次扩界，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共增加11377亩，西区增加 11450亩，加上原有的10676亩，总面积为33503亩。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名义上的扩张终告结束。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租界扩张和越界筑路，北四川路自南向北不断延展。 187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自里摆渡桥（今四川路桥）北堍筑路至天潼路。这段长不到百米的碎石路，习称里摆渡桥北，因与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相连，遂正式命名为北四川路。 此后20多年间，北四川路不断向北延展，直至租界华界交界处的川虹浜（又作穿洪浜，位于今武进路北侧）。 1899年重订的《上海土地章程》第六款议定，“准其购买租界以外接连之地、相隔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收受（西人或中国人）之地，以使成街路及建造公园”。这一规定，为租界当局越界筑路铺平了道路。 1903年，工部局越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延展北四川路至宝山金家厍 （今鲁迅公园）。至此，北四川路基本成型，成为贯通南北、连接沪北地区租界与华界的交通要道。 同年，筑江湾路，连接北四川路与公共游泳池（今虹口游泳池）。 1904年，筑黄陆路（今黄渡路）。 1908和1909年，租界当局两次提出扩界要求，都被清政府拒绝。名义上的扩张遇阻，通过越界筑路实现事实上的扩张，便成为公共租界进一步扩展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 1911年，筑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赫司克尔路（今中州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 1912年，租界工部局趁辛亥革命爆发上海政局不稳，在沪西和沪北加快填浜筑路，其中包括北四川路周边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白保罗路（今新乡路）。 1913年，筑汤恩路（今哈尔滨路）。 1917年，筑欧嘉路（今海伦路）。 1913至1918年，陈贻范等北洋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先后就租界当局越界筑路问题提出交涉，工部局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口头允缓而最终造成既成事实。 1921年10月，工部局擅将沪北华界新民路界石拔去，辟筑北四川路西侧的福生路（今罗浮路）。 至1920年代初，公共租界北区以北的北四川路周边，已形成一个由赫司克而路、欧嘉路、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窦乐安路、黄陆路、江湾路等十多条马路纵横交织而成的完整的路网。仅仅二三十年光景，在名义上仍属华界的沪北地区，赫然出现了一片新城区。这里的道路、交通与租界相连相通，公共建筑、市政设施与租界相同或相近，甚至连许多道路街巷的名称，都与租界一样，用的是外国人名字。 这块华洋交错、亦中亦西的地方，就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尽管地处租界之外，但就热闹繁华的程度而言，这里丝毫不比租界差。 一是交通便利。1907年，外白渡桥重建，桥身改为钢桁架结构。第二年，1路有轨电车即由静安寺经外滩过外白渡桥再沿北四川路开往虹口公园。1924年，沪北兴市公共汽车公司先后开通 1路、2路公共汽车，起点同在北四川路附近的天通庵。 二是房产火爆。1920年前后，租界内部的市政建设开始趋向饱和。但随着北四川路越界向北延伸，一片片石库门、一条条新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外省移民和外国侨民在上海置业的好去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世纪前30年，公共租界的地价平均上涨8至10倍，但是无论如何涨，租界北区的地价都只有中区的三分之一左右。与租界相比，越界筑路区的地价和房价更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是人口密集。随着市政道路、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在这些居民中，还有不少日、英、美、葡、俄、印、德等国的侨民，人口来源和构成比其他地区更复杂。 四是商业繁荣。1896年，北四川路8号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和昌洋服店。1898年，新大北茶食店等商店次第开业，街市渐成。至1920年，北四川路已有茶食店40家、呢绒绸布店 8家、五金颜料店11家、南货店2家、水果店2家。 五是文化兴盛。1897年，北四川路附近的礼查饭店，实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同年，夏瑞芳等在邻近的江西北路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乍浦路创办中国第一座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至1930年代，上海的60余家影院，一半集中于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带。1912年，刘海粟与友人在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良友》在北四川路问世。 “半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点，归结起来就是 “半租界”，即这块地界既不完全归租界的工部局管，也不完全归华界的民国地方政府管。大家都想管，却又都没办法彻底排除对方的势力影响。 从地理位置来说，越界筑路区本就在租界四至以外的华界，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管。但马路却是工部局出钱修筑的，租界当局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从管辖治理来看，越界筑路在法律上本无据可依，其地权属中国所有，但道路管理权却为租界当局所侵夺，由此造成社会管理的复杂局面。“在街头维持治安的是租界上的巡捕，而路旁范围仍由中国警察驻守，虹口北四川路就是这种情形。” 1911年11月，四川路上部分纳税人向工部局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北四川路延长段（即越界筑路区）的警力，并请求工部局警务处将警政辖区延伸至临近北四川路的小马路。次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上租屋设立捕房。1927年2月，又在狄思威路上租赁新屋设立捕房，并将1912年初设时的北四川路捕房更名为狄思威路捕房。该捕房所辖区域多为公共租界以北的界外筑路区，包括北四川路、江湾路、狄思威路、窦乐安路、施高塔路，等等。租界当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设立捕房的历史事实说明，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在相当程度上将租界内的治外法权延伸并覆盖到越界筑路区域。 叶圣陶一家于1927年搬进北四川路西侧东横浜路（今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 11号。这里，正处于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其子叶至善回忆当年刚刚搬到横浜路时的情景，对北四川路一带的“半租界”特征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横浜东路是新筑的越界马路，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底‘越’到宝山路东头。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 ‘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收回租界和越界马路治权的呼声日渐高涨。 1926年 5月，北洋军阀孙传芳任淞沪督办公署督办，宴请各国驻沪总领事及工部局、公董局总董，公开宣布不同意租界界址扩张，也不允许建筑越界马路。接着，收回北四川路一带及狄思威路、虹桥路等处越界马路的警税管理权。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即向交涉员许沅提出交涉，要求将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与沪上各项悬案一并解决。许沅函复克宁翰表示同意，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一事暂缓进行。同年8月底，许沅向克宁翰提出收回越界筑路管理权的要求。克宁翰复函表示领事团愿就此事与中国政府磋商，并订于9月15日开始会商。但转而又趁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以“时局不清，前途难测”为由，拒绝会商。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 （华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发表声明，管辖越界马路及附近地段。但工部局毫不理睬，仍继续收取越界筑路地段的巡捕捐。9月初，交涉员郭泰祺致函克宁翰，提出抗议。1928年7月，交涉署与领事团一再交涉，领事团虽表示同意双方就收回越界马路一事进行磋商，但磋商并无进展。1930年6月，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在租界西区外各马路行使职权，克宁翰照会市政府提出责问。1932年 4月，上海市政府与工部局各派2名代表，就收回越界马路再次进行会商，仍无结果。 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 “半租界”身份得以固化，构成一种既不同于华界、又不同于租界的独特社会政治空间。由此，越界筑路区不仅成为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也成为中国政府、租界当局和各方势力角逐、“过招”的中间地带，进而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 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影响 根据虹口区党史和文物保护部门统计，全区共有革命旧址遗址49处，左翼文化运动重要旧址遗址32处，合计81处。这些与中国革命和中共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重要旧址遗址，大多分布在今四川北路和提篮桥北外滩一带。 相比之下，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即今武进路以北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四川北路中北部地区，密集分布着52处重要的旧址遗址、名人故居。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党的重要机关办公场所，更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尹默等进步文化名人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在这些重要革命旧址遗址发生的人和事，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进程，使得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回望这些历史事件，1925年1月在北四川路西侧淞沪铁路边一座石库门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且把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党的领导人由 “委员长”改为“总书记”，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得成立一个支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加快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且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这么重要的大会，为什么不像一大、二大那样在租界里开？而是选择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筑路区域？据会议亲历者、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这幢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 郑超麟的这段回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虹口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特殊优势。作为一个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半租界”状态，则为大会的安全召开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因此，中共四大在此处召开，会期长达12天，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许多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也把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当作乱世中的避难港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鲁迅先后定居景云里。 如前所述，景云里是四川北路附近东横浜路上的一条石库门弄堂。1927年8月，茅盾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从武汉回到上海，经好友叶圣陶帮助，住进叶家隔壁弄堂最深处的景云里11号半，创作了轰动文坛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笔名“茅盾”，从职业革命家转变为伟大的文学家。 同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原本并未打算久留，结果却是在旅社住了短短5天后，便在三弟周建人所住的景云里租房寓居。直至1936年逝世，鲁迅和家人一直定居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 茅盾回忆这段危险时期时说:“我隐藏在我家 （景云里十一号甲）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 （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 由此可见，北四川路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进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越界筑路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功不可没。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对中国进步文化策源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先进思想的传播。近代以来，北四川路及周边地区，集聚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教育机构，营造出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打下基础。19世纪末，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 《万国公报》，向国人介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美理论家、思想家。由“五金大王”叶澄衷捐资创办的澄衷蒙学堂，是由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西式学堂。与中共四大会址仅隔一条淞沪铁路的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译介西学为己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出版机构。在北四川路周边的弄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用独具个性的方式从事新闻、出版、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传播先进的政治学说、社会理论、文艺思想，为进步文化的产生发展开启民智、夯实基础。1949年，学财务做会计出身的曾联松，在山阴路上的小屋里设计了五星红旗样稿，最终从30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二是街巷纵横、建筑密集的城市空间便利了革命活动的开展。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道路里弄密如蛛网，石库门建筑比比皆是，打开任何一处不起眼的门，都可能发现重要的革命运动旧址、遗址，或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痕迹。老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革命学校，也是一所“弄堂大学”，先后辗转于北四川路附近青云里、师寿坊等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中央特别委员会，坐镇北四川路安慎坊的中央宣传部；周恩来、赵世炎则于景云里和商务职工疗养院两处前线指挥部靠前指挥，率领工人、学生纠察队奋勇战斗，为起义成功奠定胜局。北四川路周边的数十条马路、成百上千条弄堂，交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迷宫，进可攻，退可守，为革命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三是华洋交错、多头管理的社会环境保障了进步力量的安全。越界筑路区就是 “半租界”。在这片事实上的租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侵害中国领土主权，欺压广大中国人民。但同时，也不可不看到， “半租界”的特殊环境，为中国共产党人、激进知识分子、进步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立足缝隙和生存空间。中共四大在这里召开并非偶然。党的重要机关如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农部、上海区委、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纷纷选址北四川路周边地区设立办公地点，同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进步文化人士，曾长期在越界筑路区居住、工作、生活，寻求必要的安全保护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四是舒适便利、优雅宜居的生活环境满足了物质精神的需求。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不仅地价低廉，房租便宜，交通、饮食、购物都十分便捷，书店、影院、咖啡馆众多，无论工作、会友、娱乐都极其方便。鲁迅在北四川路居住生活的10年间，紧张的工作、写作之余，几乎每个月都要携家人或陪友人去看电影，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去内山书店买书、会客。无论电影院还是书店，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钟，最多十来分钟。换作其他地方，很难想象能有这么方便的生活空间。又如景云里，鲁迅、周建人兄弟与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几家前门对后门，前后左右不过十余步；相似的处境，相同的志趣，为他们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正是由于具备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民族革命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发展过程中，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为中国进步文化的策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