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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籍《逸周书》中有一篇《祭公》，记录了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年）率领三公向病重的老臣祭公谋父请教“懿德”时君臣之间的对话。学者们通过对比《祭公》语句和青铜器铭文，已证明《祭公》为西周文献，大致形成于周穆王时期。随着出土文献不断丰富，涉及《祭公》的古文字材料逐渐增多，主要有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等，特别是清华简本《祭公之顾命》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祭公》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公有别于其他朝臣 清华简本《祭公之顾命》订正了今本《祭公》文句中的一些讹误。其中，今本《祭公》中“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一句，清华简本作“允哉，乃召毕桓、井利、毛班”。今本《祭公》中虽出现了穆王、祭公和三公等人物，但没有明确“三公”究竟指哪些人。清华简本《祭公》则明确了“三公”是毕桓、井利、毛班。 《祭公》中出现的人物有周穆王、祭公、毕桓、井利、毛班五人。其中，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王，西周中期早段在位。 祭公即祭公谋父，是周公的后裔，受封于祭（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一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6）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祭国的始封君是周公庶子，建立于成王时期。谋父是周公之孙，为第二代或第三代祭公，是穆王的祖辈。 毕桓是周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周初封在毕（今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北，渭水南北岸一带）。杜勇在《清华简〈祭公〉与西周三公之制》（《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毕桓接替了其祖辈之职，在穆王朝担任太史。 井利也是周公之后，成王时封在邢（今河北省邢台市）。杜勇在《清华简〈祭公〉与西周三公之制》一文中认为，井利可能是彔簋中司马井伯的祖父，在穆王朝担任司马。 毛班是文王之子毛叔郑之后。毛在今陕西省岐县东南一带。班簋记录了班随从其父出征，用三年时间“静东国”的事迹。班簋记穆王册命毛班之父时说“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极，秉緐、蜀、巢令”，可见毛父在穆王朝位高权重。毛班在穆王前期已继承其父爵位，但官职不明。 此外，从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等资料来看，穆王身边还有其他要臣，例如，帮助穆王制定刑典的吕侯、随从穆王出行的逄公固、御淮夷有功的彔伯等。此处“三公”独称毕桓等三人，说明其身份有别于其他朝臣。 源于亲族关系 不少学者将召示三公的主体理解为祭公，从而将祭公与三公之间理解为上下级关系。然而，《祭公》对话的场景是祭公重病，穆王带领三公看望祭公，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穆王先单独出现，此时祭公尚不知道还有三公陪同前来。在召示三公前，穆王要求祭公“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予一人”的讲话中明确涉及了其他朝臣。穆王请祭公和百僚辅佐自己，与召示三公上前听祭公讲话，二者有着内在联系。穆王是在祭公回答之后才召示三公上前与他一起听，因此，召示三公者应该是穆王而非祭公。从文中来看，无法证明祭公与三公之间为上下级关系。 综合考虑穆王君臣谈话的内容和过程，可知三公是伴随穆王来见祭公的，在穆王与祭公的对话中处于次要地位。三公出现以后，今本《祭公》与清华简本《祭公》在祭公讲话的称呼上有较大差异：今本多使用单称，即只称穆王，显得结构紧凑；清华简本则并称穆王与三公较多，更贴近实际对话情景，反映了祭公对三公的态度。祭公在三公出现之后，几乎“言必称三公”，将三公置于与穆王同等的位置。这说明，祭公虽专注于向穆王讲治国之道，但并未冷落三公。在祭公与穆王的谈话中，祭公对随同穆王前来的三公一面严词训导，一面又在称呼上时刻关照。可见，祭公既忠心耿直又恭谦知礼，对三公并不完全是居高临下，还有一层关照与尊重之意。祭公对待三公的态度，源于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 体现祖孙情谊 穆王、祭公与三公都是姬姓，从辈分上看，穆王称祭公为“祖”，因此，祭公为穆王祖辈。祭公是周公之后，其父祭季是周公之子，即第一代祭公，祭公谋父与康王（周武王之孙、周成王之子）同辈，是周王室自文王算起的第四代。 毕桓是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段簋记周王在毕地举行祭礼，接待周王的是毕段。铭文表明，毕段是毕仲的孙子。陈颖飞在《清华简毕公高、毕桓与西周毕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毕仲是毕公高之子，为第二代毕公。毕段作为毕仲之孙，是毕氏家族的第四代。毕桓是毕段子辈，在世系中处于第六代。 关于井利辈分世系的材料较少，我们只知道其先祖为周公庶子，成王时期受封于邢。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都没有关于井利辈分的直接证据，仅师毛父簋中有一则关于井利前代井伯的旁证。师毛父簋载毛父被周王册命、受赏，井伯也参与其中。若以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为毛伯班之父，与昭王同辈，那么，与他一起辅佐昭王的井伯约是井利的父辈。由此，可以推测井利与毛班同辈。 毛班是文王之子毛叔郑的后代。唐兰在《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一书中，根据班簋考证，认为他为毛叔郑的五世孙。 由此可知，祭公在五人中年龄最长，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从文王算起的第四代。穆王与毕桓、井利、毛班等三公同辈，都是从文王算起的第六代。祭公不仅是穆王的祖辈，也是三公的祖辈。祭公对穆王的谆谆教诲和对三公的殷切希望，正体现出祖孙之间的情谊，而穆王与三公对祭公的敬重也正基于此。 祭公年高德劭备受尊重 穆王率领三公主动探望病重的祭公，向他请教“懿德”。穆王言辞恳切，礼仪恭敬。祭公一方面对穆王执政中的不当行为进行了直接指责，不留情面；另一方面又对穆王行“拜首稽首”的大礼，表现出臣对君的尊重，展示了君敬臣忠的政治氛围。 在与穆王和三公的谈话中，祭公称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为“朕辟”，认为自己的魂魄将回到昭王身边。这说明，祭公在昭王时期即已入仕。据此推算，祭公担任穆王卿士时已近暮年。 唐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中认为，“卿士这一官职，相当于后世宰相”。《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虢仲和虢叔为文王卿士、荣夷公为厉王卿士、南仲为宣王卿士、虢石父为幽王卿士。令方彝铭文表明卿士的职责是“尹三事四方”，掌管周王朝内外一切事务。穆王赞扬祭公“执和周国，保乂王家”的功绩与卿士的职责相称。祭公在穆王朝升任卿士，可能与年高德劭有关。 从文献材料上看，祭公在穆王朝的政治活动主要是通过进谏，匡正穆王执政中的不当行为。《国语》第一篇即是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其中祭公提出的“耀德不观兵”，与周公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祭公作“祈招之诗”劝止穆王出游，使穆王“获没于祇宫”。祭公在穆王朝以进谏为主的行为，与老臣的身份相符。尽管穆王对祭公非常尊重，但并未完全听从，仍执意出征犬戎。可见，祭公虽然位高但未必权重。 相对而言，身为太史的毕桓、身为司马的井利以及毛班皆与穆王同辈，比祭公精力更为旺盛，掌握着军政要职。《穆天子传》中井利等三人出现的次数和重要性都超过祭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公才是穆王朝权力的核心。祭公则是因为年高德劭，才备受穆王与三公的尊重。 综上所述，祭公对三公的训导，乃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心，而非单纯的上下级关系。祭公的训导虽然严厉，但体现出殷切期盼。祭公与三公的关系除官职身份外，还有同族祖孙之情。三公敬重祭公，是西周敬老风气的体现。祭公尊重三公，则表现出祭公谦虚知礼的品格和对晚辈的关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