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1881年5月至8月，清朝驻日使领与奉命考察日本的朝鲜“朝士视察团”，围绕着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方位地评判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赞赏日本改革在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批判日本在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全盘西化，判定日本改革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明治维新决不可能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它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折射出中朝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 关键词 “朝士视察团” 清朝 朝鲜 何如璋 黄遵宪 驻日使馆作为清朝第一批驻外使馆之一，于1878年1月23日正式开设[①]。正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下设长崎领事馆，余隽为领事；神户领事馆，廖锡恩为领事；横滨领事馆，范锡朋为领事。1881年2月8日至3月1日，为了修补《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全面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形势，为朝鲜行将举行的改革开化提供智力支持，朝鲜国王李熙先后发布密令，“日人之朝廷议论、局势形便、风俗、人物、交聘、通商等事之大略，一番更探甚好，卿须着意，混骑日人船只，渡往彼国，内务省所掌事务及外他多少闻见，勿拘年月久近，一一探来后，此别单，从容为之”，[②]选派赵世永、鱼允中、朴定阳等一批朝廷重臣，率领一支由64人组成的代表团，以私人出国游览的形式，出访日本。这支代表团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朝士视察团”或“绅士游览团”。 当朝鲜“朝士视察团”于1881年5月初到达日本时，清朝驻日使领已经在此生活了4年之久。基于宗藩体制的特殊规制，中朝两国的使臣们相互拜访，多有交谈。据不完全统计，“朝士视察团”在日本期间，短短一百多天的时间内，中朝使臣们登门拜访达36次之多[③]，“互相往来，以笔代口，甚相款勤”，“每见我人，必致殷勤”。[④]互赠礼物，吟诗唱和，“欣迎款叙，若有未尽之意”。[⑤]对于交谈的内容，朴定阳等人只是简单一提，而只有李宪永作了详尽的记录，为后世保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对于这段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史实，中日韩史学界虽然有过专门性的研究，但存在若干缺憾。[⑥]本文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原始资料，将此问题置于近代东亚国家全面转型的背景之下，剖析中朝官员会谈背后的历史成因，展现中朝两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艰难抉择。 一、相遇于异国他乡，探寻救亡图存之策 何如璋、黄遵宪本来就是朝鲜改革开放的鼓吹者。早在1880年8月20日，受何如璋指派，参赞黄遵宪拜访了前来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交谈中，黄遵宪指出：“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此番高论对于“隐士之国”的使臣来说，可谓是振聋发聩。金宏集直言“自强二字，至矣，尽矣，敢不敬服！”[⑦]为了系统阐述对时局的认识，强化朝鲜君臣的危机意识，尽快结束闭关锁国政策，9月6日，黄遵宪将《朝鲜策略》送给金宏集，望其代呈朝鲜国王。10月2日，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呈送国王。在文中，黄遵宪从时势演进的角度，剖析了闭关锁国政策的虚妄性，指出朝鲜面临的空前危险，认为在海道大通的时代，在列强依恃坚船利炮，纵横四海的当下，试图以闭关锁国来抵挡外侮，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长此以往，只会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说：“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万一不幸，俄师一来，力不能敌，则诚恐国非己有。”[⑧]处此危险境地，为朝鲜计，为中国计，为东亚大局计，朝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弦易辙，强力变法，实施“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的整体国家战略。《朝鲜策略》在朝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受到了朝鲜君臣的高度重视。10月11日，在国王李熙召开御前会议上，领议相李最应完全赞同黄遵宪的观点，“领相曰：臣毕见之，而彼人之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之阁者也”。[⑨]此次御前会议确定了朝鲜改革开放的基调，表明朝鲜已经处于变革的前夜。11月18日，何如璋根据朝鲜人李东仁的密报，函告总理衙门称：“观其所论，国主首相，皆愿外交。”[⑩]在此背景下出访日本的“朝士视察团”，身为朝廷重臣，肩负国王“日人之朝廷议论、局势、形便、风俗、人物、交聘、通商等事之大略，一番更探甚好”使命[11]，关心时局，倾听治国方略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更何况是在朝鲜声名鹊起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呢？ 据《朝士视察团资料集》及其他相关史料记载，“朝士视察团”分为12个考察小组，每组都有明确的考察目标（见下表）。 “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分工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等资料整理而成。 12名带队要员来到日本后，或集体或个人先后拜访过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聆听何、黄等人的高论，探寻朝鲜王朝突出重围，走向新生的治国之道。严世永称：“清国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书记黄遵宪留住东京，令为四年，应接各国事务，互相往来，以笔代口，甚相款洽。范锡朋留住横滨，廖锡恩留住神户，余隽留住长崎，俱以何公使随伴人员分差领事之官，每见我人，必致殷勤，可见汉人之深情雅谊，自异于人也。”[24]李宪永则曰：“驻扎东京大清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及横滨领事范锡朋、神户领事廖锡恩、长崎领事余隽，次第寻过，而欣迎款叙，若有未尽之意。”[25]严、李两人的记录，道出了中朝两国的使臣在异国他乡的密切交往和深入交流。何如璋的奏报也证实了此点。1881年6月24日，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朝鲜所遣来东委员赵准永、朴定阳等既到东京，均经相见。”[26]7月7日函告：“朝鲜所遣委员屡屡见面，皆甚关心球案，再三致询。伊等此行专为探察日本一切政治，于外交兵制均其留心，人亦多明白者。”[27]7月28日，何如璋再报总理衙门：“朝鲜东来委员屡屡见面，同行数十人于军事、税务、矿务、工业各项，分门考究，中有洪英植、鱼允中二人，人甚开明，极愿外交。”[28] 面对来访的朝鲜官员，何、黄等人围绕着《朝鲜策略》的中心观点，继续阐发其对世界大势的看法。1881年6月13日，何如璋向来访的李宪永纵论世界大势，畅谈东亚民族救亡图存之策。他认为，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东亚国家面临着全面的社会转型，传统的生产方式，原有的生活习俗，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亚洲各国传世数千年，敦本务农，不以逐末为事。又奉行周孔之教，以仁义礼乐为俗，未尝屑屑与人竞争也。利其国俗，原非西洋所及”。[29]令亚洲国家痛心又无奈的是，当今天下，时势大变，“地球万国，竞言功利，又远来亚洲，以通商为名，而以兵力副其谋。我各国虽欲深闭固拒，而苦于力之不逮，故常为西人所持而大有所亏损。此已然之势，莫为之何矣！”既然抗拒纯属徒劳无益，亚洲各国的明智之举就应该是主动求变，顺势而为，“已不能闭关固守，则莫如以毒攻毒之法而思所以救之”。就目前的朝鲜而言，可谓是险象环生，欧美列强虎视眈眈，竞相染指，北邻的俄国更是常怀鲸吞之念。去年俄国就借伊犁问题，向中朝边境调兵遣将，“俄人大队海军东来，近泊于贵国地境，情形甚为危急”。倘若俄国此时举兵侵朝，以朝鲜的国力、兵力，实属难敌。纵使中国挥兵驰援，也终因相距遥远，而鞭长莫及。万幸的是，这场危机，随着中俄伊犁问题的解决，沙皇的去世，俄国无暇东顾而度过。问题的关键是，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但来自俄国的吞并危险却并没有根除。朝鲜的当务之急，应当乘此天赐良机，审时度势，“急图未雨绸缪之计”，践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欧美国家缔结条约，实施均势外交，借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种相互牵制的态势，阻止俄国的独占。[30]7月30日，何如璋向前来道别即将回国的李宪永等“朝士视察团”要员们，着重讲述了“联美国”的依据所在。他说：“美国之所以稍公平者，以其国土新辟，通国人民生计富足，不必尽贪他国之便宜，故也。”[31]这与1880年9月6日对金宏集所言如出一辙：“现海内各国，唯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32] 除何如璋之外，清朝驻横滨领事范锡朋也与“朝士视察团”多有接触、交谈。据李宪永记载，两人曾有过四次交流，前两次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后两次是深入交谈。6月26日，范锡朋向李宪永解释了设立驻外使领馆的作用。他说：“中国遣使住扎各国，欲其透亮也。”[33]意即设立驻外使领，既可以就近向驻在国阐释本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沟通中外，化解矛盾，又可以近距离地侦察驻在国的政策、动向，便于本国及时了解，正确应对。7月10日，范锡朋指出，因为有无驻外公使的缘故，朝鲜与日本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信息不对等，“花房公使留住朝鲜京城，朝鲜之物情，时探十之五六，而贵国不遣使留住之致也”[34]，鼓励朝鲜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设立驻外使领，拓展国家的信息来源渠道。 日本社会的沧桑巨变，更让“朝士视察团”认同了清朝驻日使领的观点，感受到了时势的变迁。在考察中，“朝士视察团”获悉，幕府统治时期，日本也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试图以此抵御列强入侵，但在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所有的抵抗都灰飞烟灭，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开国通商。1859年与“鲁西亚（俄国——引者注）、亚墨利加（美国——引者注）、和兰、英吉利、佛兰西五国始通交易，建商馆于神奈川、横滨”，宣告了“锁港之说不行，通商之规始成”。日本目前已经与17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缔盟定款伊来，二十余年之间，诸国交通为十七国，开港为五处”。[35]派出了10位公使、19位领事常住国外。“日人之以公使、领事往留各国者，现今公使十人，领事官十九人。”[36]设立驻外使领，与东方国家的外交传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古代东方国家间的交往称之为“交邻”，“庆吊”是交邻的核心。奉命出行的使节的职责既单纯，又具有临时性，一旦任务完成，其使命随即宣告结束。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际公法》的推行，缔约国之间，互派公使驻扎京城，既是一种国际惯例，也丰富了国家间交往的领域。“庆吊”仅仅是驻外使领的职责之一，“通商为主”则成为了驻外使领的主业。它是国家元首的代表，代表国家元首同所在国进行相关外交职能的一系列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国家传统交往的模式。“朝士视察团”是由朝鲜王朝官僚群体中的精英所组成的团队，是一支为国王李熙所信赖、倚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国王李熙亲政后的宏伟理想。1881年10月22日“朝士视察团”回京复命时，朝鲜国王李熙表现出高度的重视，称他们为“有知识”之人，详细询问了出行的见闻、观感。当闻知“交邻之道，宜以庆吊间修礼为要，而彼则以通商为务矣”，“各国专为通商而欲交邻之计矣”时，李熙感叹道：时势巨变，“交邻不以庆吊，而只是通商为主也”[37]。完全可以说，“朝士视察团”在外交理念上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朝鲜国王李熙对世界大势的判断，间接促成了朝鲜治国安邦观念的转型，为1882年5月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 二、唱衰日本改制：明治维新，终无前途 1881年是日本明治十四年。经过14年的变革转型，日本社会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38]，“朝士视察团”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大藏省、内务省、工部省、海军省、文部省、陆军省、农商务省，行迹遍及长崎、大阪、东京、横滨、神户、京都等地，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的隆重欢迎，左大臣炽仁亲王、右大臣岩仓具视及各省高官或出面接待或设家宴款待。各部门长官遵从天皇的旨令，为“朝士视察团”大开绿灯，从而使“朝士视察团”对日本社会有了一个全方位、近距离的系统考察。各使团成员根据出发前的工作分工，对明治维新14年后日本的综合国势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考察范围之广泛，记载之详尽，堪称绝佳。考察团成员撰写的上千万字的记载中，展现了东京、大阪、长崎、京都、横滨、神户等地的基本风貌，记录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基本概况，留下了一幅日本近代社会的写真图。 平实而论，“朝士视察团”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物质文明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艳羡。这可从他们留下的记录中得到证明。对于日本城市建设的感观，“朝士视察团”有过详细的记载。朴定阳称：东京“各国商业之人，杂居其间，昼而继夜，互市不绝，夜以达晓，明灯不灭，道路净洁，污秽不触，川桥纡萦，舟楫相通”，[39]是一座典型的不夜城。大阪向有皇都屏障之称，“人烟稠密，商货辐湊，东北距京，为之屏蔽”。宋宪斌称西京（京都）“屋宇宏伟，民物丰盛”，“街中车毂相击，人肩相磨，其繁华似胜于大阪矣。”[40]长崎“亦足曰一大都会。”[41]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城市均表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国际、国内贸易频繁往来，商业流通极为繁昌，统一的国内市场已基本形成，整个日本流溢着浓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业气息，对于前来经商贸易的17国商人，“日人不以殊俗而怪之，或以习闻见于长崎者寻常看做万里比邻，遐迩一体，穰穰利往，滔滔如水之就下”。[42]城市间电信业发达，畅通国内外。“邦内所重之市府，皆得瞬息通信。”“明治十二年（1879），加入万国联合之电线，自后列国通信甚为容易。”“先自东京、长崎，延亘欧罗巴国，直线、横线几十其条，而各国事为，咫尺可闻，万里书信，顷刻可通，此为公私并用也。”[43]铁路交通运输，高效便捷。使团成员李宪永惊叹道：“轮船之一日千里，轮车之一时百里，此岂人力可致哉？”[44]至于从横滨到东京更是快捷无比，“横滨港在东京之东南七十里，以铁路通行，日人往来，便同邻家”。[45] 日本在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令“朝士视察团”惊叹不已。赵准永称：“抄其丁壮，教练勤笃，故其卒精锐”。[46]闵种默则认为，“现今陆军士学校教育、博物、横须贺造船场，此三者比诸欧米诸国，不在其下，其庙议方锐，意张大”。[47]到1881年，日本海军已成东亚劲旅。“军舰二十四艘，运送船亦七艘。隅田川竞漕，纵不过徐疾之争，水雷炮数放，亦可见气势之壮。而合计人员，八千八百零也。盖其海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48] 但是，细细研读“朝士视察团”留下的记录则会发现，“朝士视察团”在盛赞明治维新所取得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对日本改革旧制，全盘西化表示了疑虑和反对。视察团要员李宪永认为，日本立国千年，古有定制，明治维新，沧海桑田，“一事一为，无不仿之；一年二年，举皆变之，而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内万国宁有是理乎？纵曰来头将利益，而利益未可必也”。[49]沈相学则用直白的语言，对明治维新提出了质疑与反对。他认为，明治维新目标在于“富国强兵”，但现在看来弊端丛生，并未达到目的。大规模引进西法的后果却是，“巧者染迁人心，日就于侈靡，风俗专尚于商贩。外若繁华，内实罄竭，势已骑虎。”[50]赵准永则对日本照搬西法和变革官制、饮食、服饰表示了反对。他说：“朝闻西法则更一令，夕见西制则行一事，节节慕效，尽弃立国数千年旧章，游谈聚议之士为之嘘唏慨叹。”“如官职、宫室、饮食、衣服之事，既无益于国，又不便于民，何用强之？”[51]就连评价较为中肯的鱼允中也对明治维新表示了些许的质疑，称“西国其学焉，邪教之事；其事焉，功利之贪，而惟以奇技淫巧为第一务也。”[52] “朝士视察团”从总体上对明治维新表现出的质疑、否定，固然与其经历、治国理政观念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与清朝驻日使领们的建言、说教也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史料记载，与“朝士视察团”臧否日本改制，纵论明治维新前途的是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横滨领事范锡朋。1881年7月30日，“朝士视察团”即将离开东京，启程回国。临行前，李宪永一行前往中国驻日使馆道别。当问及如何评价日本明治维新时，何如璋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变革改制原本无可厚非，倘若不考虑民情、国情、历史而一味效法西方则非明智，“西法原不可尽法，以各国之风习不同故也。日人自上下一切改此新法，此其稍错者”。全盘西化造成的后果就是财富外流，国家财政拮据，民生困顿。“现以衣服各样，一概用西式之品，故近日通商，全国所有之金银，几乎尽数为西人取去，以致贫困。此日人近日之情形也”。总体而论，学习西方，“为练兵、制器、轮船、铁路之役”，是明治维新值得称道的方面，因为这些“皆有益之事”，但不计民情、政情，照搬西方，强行改变服饰、政治制度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何如璋说：“其失则改衣服、制度，以致日用饮食之物，皆买自西人，故金银全数流出。”[53] 如果说，何如璋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价还有些一分为二原则的话，那么驻横滨领事范锡朋则是全盘否定。现存史料显示，“朝士视察团”曾经前后四次拜访范锡朋，均留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前两次交谈，双方仅是试探性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展开，范锡朋只是抛出了“新异即日人之好奇也。足下知日本之为害乎？”、“仆留此四年，日见其贫也”[54]的话题，却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在1881年6月26日的谈话中，范锡朋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他认为，日本改制变革的弊端就在于全盘西化，无选择、无节制地模仿西方，“日人之害，在学西法”。改制以后，仅从表面上看，日本通商贸易、军工生产、机器制造等方面显示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深入观察则会发现，日本国家在繁荣昌盛表层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通商以后，金银尽归泰西，而惟纸币而已，近日日本则无金银耳！”如不悬崖勒马，长此以往，日本将陷于难以为继的绝境，将会“穷至举国皆纸矣”。明治维新前途渺茫，不会将日本带入一个太平盛世。目前日本一大批有识之士皆在反思维新改制，“渐知其非矣”。[55]“居官当职者，外是强从，内犹非笑，往往有含忍之意”；“不改旧不合新者，退居荒村僻巷，尚论古书遗法，而非徒忧叹之极，继以愤激之谈也。”[56] 横滨领事馆翻译日本人林又六的观点，进一步佐证了范锡朋观点的正确性。据李宪永记载，1881年7月2日，日本人林又六来访。此人为一失意士人，思想守旧，笃信传统，对现政充斥着抵触之心，反对与西洋立约通商，怀念闭关锁国时代。从1877年起，受雇于清朝驻横滨领事馆，担任翻译。交谈中，林又六痛斥日本徒有虚假繁荣，实则金银外流，国库空虚；建筑、饮食、服饰模仿西方，导致“破风俗，荡人心”，致使日本国家“病已入于肓”，“有识者有叹息也”；劝诫朝鲜切勿通商，否则，“一听害难并起，邦家空虚”，“西人机深谋工，至一国必破一国”；痛诋日本奸臣当道，“岩仓亦其心术不可测也，三条生长良家，有何奸谋守虚位耳”；支持朝鲜闭关锁国，抗拒外敌，“贵邦闭关，以一战为心，与国家存亡，必大名轰四海，得强国。畏夷船坚实炮大而徒听交易，乃小人之事耳”。[57]林又六地位虽卑，但身份特殊，既是日本人，又身为中国领事馆翻译，其颇具感染力的现身说法，自然会引起“朝士视察团”的共鸣，增加对中国使领观点的认同感。 清朝驻日使领们的说教，长存于心的传统观念，自然而然地使中朝官员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判问题上达成共识，得出相同的结论：明治维新，终无前途。闵种默认为，日本学习西方，仅得皮毛，未获精髓，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他说：“日人太半轻浮，学得泰西器械者，不一劳而仅成，仿佛而利小害多，且虽仿其万一，必得泰西人藉成，其费用尤不可量。”[58]况且日本的虚假繁荣也仅仅存在于东京、横滨等中心城市，广大的农村则是贫瘠不堪，生态环境恶劣，城乡差别巨大，城府“屋栋整齐一样”，“村居之土不着壁，野无连亩，荒踈溢目”。 在此，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真理性的命题：乡村的繁荣与否才是衡量国家贫富的标尺。他说：“日国之华态繁容（当为“荣”——引者注）不可以都府、港场一样看之。近都犹是，况稍远乎？觇国充虚，在野而不在朝市。”[59]姜文馨与其观点相同，认为“日人虽锐意就学，而未尽其艺”。[60]更有甚者，“金银钱则皆流入泰西诸国，虽日铸万钱，可谓纸上空文，物价昂贵，民难聊生”。[61]严世永则对日本税课之重、外债之多、服饰风俗之变、君民同权，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认为，日本表面富裕，实乃“枵然无实”。“今日之日本，非复旧之日本，彼之翩翩自诩者，辄称维新之政也”[62]，其成效如何，尚需时日检验，“利害之较可验于几年之后，不可以现状豪旺，逆算未来也”。[63]朴定阳认为，日本花费巨资修筑铁路、开凿矿山、设厂制器，均是得不偿失，却“自以为富国之良策”，[64]明治维新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何去何从，“闻见多歧”。[65]李宪永认定，“觇今日国势，则许多营始摹仿，外虽富强不得自主裁制，内致艰绌”，“气象若不安顿，莫不有不如前时之叹也”。[66]沈相学则认为，明治维新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初欲移其智术，迁其器艺，其志在于自富自强，势均力适也。欲取长而短者错取，欲迁要而巧者染迁，人心日就于侈靡，风俗专尚于商贩。外若繁华，内实罄竭，势已骑虎”。[67]赵准永则指责明治维新大有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之嫌。他说：“朝闻西法则更一令，夕见西制则行一事，节节慕效，尽弃立国数千年旧章，游谈聚议之士为之嘘唏慨叹。”[68] 1881年10月22日，在向国王李熙汇报考察日本的见行之时，“朝士视察团”一致指责日本全盘西化，盲目效仿欧美，用肯定器物、否定体制的说辞，总括了明治维新。其中以朴定阳的回答最具典型。当国王问及“彼国强弱何如乎”时，朴定阳答曰：“以外样观之，颇似富强。地方非不广也，军兵非不分健也，宫室、机械非不眩目也。细究其中，实有所不然。一自通西以后，但知趋巧，不思财渴，每于设机之际，负债各国，数甚夥多。以其机械之利剩，计其国债之利息，则或有不足之患。于斯之际，受侮于西人，不敢扬气，一从其制。上自政法俗尚，下至衣服、饮食之节，无有不变，是故每听于野衖之说，则或以骑虎难下为譬。推此以观，其国之里许，似不及外样。”受“朝士视察团”汇报的启迪、影响，国王得出了“倭人以他国之法，皆以为好，必不折衷，故服色亦如此，是则彼国之所失也” [69]的结论。 三、主权意识的萌生：维护国权，关税优先 关税问题是“朝士视察团”赴日考察的重中之重。考察团由12个小组组成，分工明确，各有使命，其中由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率领的3个小组承担的任务都是考察日本海关事务。此处有国王李熙的指令为据，[70]足以印证朝鲜国王的重视程度。 朝鲜作为一个传统的自然经济国家，首次涉及关税问题，是从1876年开始的。是年8月，继《江华条约》签订后，朝日两国又续签了《通商章程》（又称《贸易规则》。该章程共计11款，虽然提到了货物进出口一事，但日本代表利用朝鲜代表对国际贸易准则的愚昧无知，竟然只字不提关税问题。当朝鲜认识到关税问题的严重性时，日本人已经在朝鲜做了四、五年的免税贸易。 1880年8月26日，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郑重提出：朝日《通商章程》无税则规定，对朝鲜极为不利。按照“西国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凡进口税，则以值百抽三十为率。更有所谓保护税，则不欲此货进，令便加重税以沮之。至出口之货，则或轻或重，均由自己酌定，告知通商之国照行。如此货欲其多出口，即免税，以便本国商民，亦无不可。总之，权由自主，则利益自归本国，不致为他国占尽便宜。故与万国通商，亦有益无损之事。若只论税，而不分别出进之贷，或税则自己不能定，而为通商之国把持，则有损无益矣。”[71]并嘱托金宏集归国后，务必将此事禀报朝廷。 李鸿章的奏报也佐证了朝鲜开国后无关税的真实性。同年10月25日，李鸿章向朝廷奏报与朝鲜賫奏官卞元圭交谈的情况。他说：“闻朝鲜与日本通商数年，尚未收税，彼并不知税额重轻。臣告以西洋各国通制，令勿为日本所蒙。且知重税之有裨国计……该使臣似闻所未闻，中心悦服，一切俟归报国妥为酌度，当不至如从前之扞格”。[72]1881年3月1日，李鸿章从朝鲜官员李容肃处获悉，从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到1881年，五年间朝鲜，“惟该国于外交情事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73] 朝鲜国王李熙在听从了众臣们的汇报后，深切意识到了关税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在给“朝士视察团”指派任务时，指出“邻谊更修，而尚未谙彼国之情形；商路既通，而迄未定两港之税则，是以特有是命，使之周爰咨诹，以记耳目，期有补于交际之地”，[74]将考察关税问题列为头等大事，交叉进行。承担此项使命的赵秉稷、闵种默、李宪永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实地考察神户海关、横滨海关、东京关税局，探询海关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运作机制、税收标准，拜访神户海关长高桥新吉、书记官奥井清风、横滨海关长本野盛亨、副关长苇原清风、东京关税局蜂须贺茂韶等人，询问何谓“出超”、“入超”，何谓“吨”等最基本的贸易术语，花费重金翻译《条约类纂》、《贸易章程》，甚至出资20圆，雇请画工，绘制横滨海关全图[75]，对日本的海关设置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见下表）。 日本海关机构、人员配置
资料来源：李宪永：《日槎集略》，第41页。 与此同时，“朝士视察团”还多次拜访中国驻日使领，倾听有关关税问题的教诲。根据现存史料来看，中国驻日使领见识有高下，视野有宽窄，立论分良莠。1881年6月20日、22日、26日、7月10日，驻横滨领事范锡朋向李宪永等人表达了对通商、关税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商应是“玉帛通商”而非“干戈通商”，而目前的东西方通商，全是基于军威之下的通商，已经丧失了通商的旨趣，衍成了一种近乎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利害在于国之强弱也”。[76]为此，他反对通商，认定“通商为害”，“税则低昂是小节，通商为大”。[77]范锡朋的观点不无道理，揭披了近代东西方贸易的本质，问题的关键是，在欧美列强主宰世界的大势下，试图以闭关锁国来抗衡、自保，则显然是既不可能，又不现实。总括范锡朋四次谈话的要旨，唯一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向“朝士视察团”提出了“关税自主权”概念。他说：“贵国定约，不必遵照各国之通行，特立一例自主之权，可免将来招怪矣。各国立约与定则，朝鲜尽推为不知，各立其可利者，是办理也。”[78]相比之下，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时局的洞察力明显高出一筹。他认为，当今天下大变，“地球万国，竞言功利”。东亚国家虽以农业立国，亦不得不变。通商有无利害，关键在于立约是否公平，“立约公平则通商有益而无损”。故而“通商之要，在税则”。[79]具体来说就是两点：“海关税则由本国自定，其来居我国之商民，遵守我之法度。此两端其最大且要者。因今通商之事，如一家来往，必如此始无喧宾夺主之嫌，而通商之利益，大半归于我国。”[80] 可以说，何如璋、范锡朋关于关税自主权的观点，成为“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海关税收的最大收获，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发表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总括“朝士视察团”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一，“通万国而后富强可论，不然徒虚言而已”。[81] 欧美国家之所以热衷于缔结条约，是因为其“国民急于富国而皆欲通商”。在海道大通的时代，既然不能阻止欧美国家东来，就不如顺势而为，与其缔结条约，借以捍卫民族权益。否则，损失将会更大。被迫开国的日本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不可否认，在开国之初，由于国力的差距、经验的不足，我们会有一些损失，但我们更会在吸收经验教训中成长壮大，“我邦人民焉可久为小儿哉？”因此，美国人此番急欲与朝鲜立约通商，实足为“不可后得之好机也”。如果舍其不理，“彼不敢以小儿视我，以大人待我，则可期何时耶？”他们坚信，只要国人众志成城，定能驾而上之，保全国权、商权。鱼允中说：“古人有言，将骄者战败。今先视彼之举动，其心十分侮我、骄我，惟我同胞诸君、我辈与诸君，俱以此机缘”，“用柔克制刚之策”，“勿误交情，勿失权理。盖占全胜之上策也。”[82]更为难得的是，鱼允中揭示了平等贸易的深层次意义。他说：“各国之互通贸易，不特物货相通而已。可以财相资，习其智巧，善者取之，长者行之耳。此才智贸易也，比物货为尤大”。[83]此意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 其二，捍卫关税自主权。关税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近代国家税收的一大来源。依照国际准则，关税问题是主权国家的权力，一般应由主权国家自行决定。但在列强争霸时代，欧美国家凭借武力，胁迫落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剥夺了后者的关税自主权，使后者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倾销地、原料供给地，导致后者的财富大量外流。日本国家的现实示范，加重了“朝士视察团”对关税自主权问题的关注。通行的国际惯例，关税一般为15%至50%之间，多者高达200%。日本在开国之初，“日人不谙税法，权不在日人，而在于西人，故进口之税，亦与出口同轻，而每多不利”。[84]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之下，“不得自我主权，未免见彼欺侮，而一从各国所定之章程”，关税仅为5%。“盖值百抽五之税，轻于他国，日人颇侮，见欺于西人”。[85]虽有“岩仓俱视使团”出国修约谈判，却无功而返，“故初不能均其税，后虽欲改其税，而奈此追改之不易，甚于初定之为难乎”。[86]受低关税和商品生产能力的限制，外国商品充斥日本市场，“以出较入，则所入者洽为十之六七”。[87]朴定阳根据日本大藏省提供的数据资料，剖析了关税丧失所带来的危害，论证了关税自主的重要性。他说，1881年日本财政收入五千五百六十五万元。面对巨大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发行50年至9年不等的内外债券，其中内债347034595元，外债11012696元，共计358047291元。以每年财政剩余150万元来计，日本需30年付清内外国债。为此，日本只有靠加重税收和发行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一千九百九十二元的纸币以解燃眉之急，遂使“税科之无节，自多民情之烦苦”，金银大量外流，纸币贬值。“是故国财之匮竭日甚，人民之困苦日益，物价刁腾，货币极贱”。“推此以观国财罄竭，从可知矣”。[88]鱼允中则尖锐地指出了日本存在的三大难题，鲜明地提出了关税自主的主张。他说，日本“政府之所深忧者三，一裁判之权每被外国人牵制；一治外之权不立；一税关之权已为外国人所欺也。此国与诸国立约之初，不能明言自治之权，不能律外人以该国之法。税关则见欺于各国，俱未免为其牵制，所宜深察看乎！此必自立之权可也。”[89]为此，他特别指出，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朝鲜将来与外国缔约之时，一定坚持权自我操，坚决捍卫关税自主权，绝不可因小失大，贻害后世。他说：“大抵结约则通商，通商则收税，收税则设关，是乃各国之通例也。设关规制则固当傍照通例，亦可自裁便宜。而至于结约定税则，此不可不熟计深思于利害之际也”。“不失自由自定之权，是为通商之良图，而亦在斟酌之如何耳！”[90]他痛斥现行的值百抽五之税，为“极不公平之税”，期待将来朝鲜关税，“欲以抽十为通常之额，酒类则三十五，钟表等物二十五，洋织类则二十，金珠玉珍玩之类抽五十，汽机类抽五也”。[91] 其三，坚持先富后强论。在日本的亲身感受，中国驻日使领们的点拨、教诲，引发了“朝士视察团”对新形势下治国安邦之道的思考。“朝士视察团”经过深入探讨，提出了先富后强论。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李宪永与日本外务省卿井上馨的辩论，鱼允中与黎庶昌的讨论。1881年6月4日，李宪永一行来到东京赤阪灵南阪，拜访日本外务省卿井上馨。交谈中，宾主双方就富国强兵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井上馨秉承其一贯的治国理念，坚持先强后富论。他说：“强兵富国，然后可以御侮。而国虽富，兵未强，则亦何以御侮乎？故我则曰：兵强先于国富也。”李宪永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富裕优先，兵强次之，“国不富则莫可养兵。盖国富兵强，亦可并行者也”。双方在如何致富问题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井上馨认为，“国富之道，惟在力农与矿山矣”。李宪永则认定，“富国之道，莫先于农。而非农则曷以衣食乎？”[92]李宪永与井上馨的辩论显示了朝日两国截然不同的治国安邦理念，展现了儒家文化传统与近代国家意识的冲突，昭示了近代朝日两个民族不同的演进方向。 如果说，李宪永与井上馨的争论是无果而终的话，那么，鱼允中与黎庶昌的探讨则以达成共识而载于史册。1881年12月19日，完成考察任务的鱼允中，独自一人，径直从日本来到上海，拜访了即将赴日接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就“富”与“强”何者为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黎庶昌认为，当今天下，通商应外，武备治内，二者不可偏废。“兵商之本即是内政，未有内政不修而外能自立者”，欧美诸国就是“兵商并营”，富国强兵的典范。鱼允中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治国安邦之道，求富为第一要务。“军火枪炮之具，皆耗财之源也”，倘若没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徒有先进军事技术的引进，将是既不可能持久，也不能使国家走向真正的强盛。中国历史上范蠡助越灭吴就是先富后强的成功事例，“范蠡用计然之策，先富其国，而后用以沼吴。”遗憾的是，“时人皆知武备之可以制外，不知商务之可以制外，善营商务可不劳而制之。彼以通商来，我以商务对，彼无所售，我可专制”。[93]为此，鱼允中在递交的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近似“商战”的主张。他认为，商权重大，事关国计民生；平等商贸，利益攸关。他明确指出，“海关不可令外国人占商利”。[94]“立约定税俱得公平，则有益而无损。苟不公平，则有损而无益。”[95]当下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根源在于“日本之商权为外商所操制者久矣”。日本如此，朝鲜岂能例外？鱼允中历述了自开港以来，朝鲜所受到的不公平事例。“互市以来之事，我商人欲买外商之物品，则必先就外商馆，但见其物品之见本，以现金即地买收”，价格既高，且物品有良莠。相反，“外商欲买内商之物品，则以我物品于其馆”，价格则由外商电告总部来决定，“迁延数日，皆任其操纵”。“若代金未渡而其物品之价直可贱，则遂至押返，屡被损止。此等景况，众商之从未见闻，虽极可叹，至今尚未能立法剺正”。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鱼允中建议朝鲜商人，效仿日本商人，成立“荷预会社”，即一种商会组织，以集体的力量，对抗外商，借以挽回“商权”。并告诫朝鲜商人，万勿被外商之威吓所改变，万勿被外商小利所诱惑，一定要协调一致，坚守条约。鱼允中并且认为，此举不仅是保障商人团体利益的良策，也是挽回朝鲜商权的大计，“我国商权之赖于此也”。[96] 从通商富国，中经关税自主，到商战，反映了“朝士视察团”治国理念的改变，主权观念的萌生和近代国家意识的滋长。这既是中国驻日使领们的教导之功，更是朝鲜精英阶层主动求索国家摆脱困境的收获。尽管中朝两国的近代历史证明，重商主义并不能使国家主权遭受严重侵害的民族最终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实现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但在历史所能提供的环境下，此议仍不失为弱势国家所能开出的一剂救世良药。 四、在固守与质疑之间：儒家文明观的摇摆 以何如璋为首的驻日使领，作为中国第一批走向世界的外交官，目睹了日本为实现“脱亚入欧”而进行的明治维新，感受了近代化运动启动之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近代意识、现代观念都达到了儒教国家同时代的人难有的高度。当“朝士视察团”登门求教时，驻日使领便以“过来人”的身份，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就国家出路、外交大计、维权重心、注意事项，一一指点迷津。作为虚心请教的学生，“朝士视察团”在茅塞顿开，收获颇丰的同时，自然也受到了师傅们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判断定式，使得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在价值评判上带有明显的中国驻日使领的印记，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客观地说，中国驻日使领对世界大势的解读，对朝鲜未来走向的指点，对明治维新在器物层面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赞许，对关税问题的重视，都是适宜的，传递的都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充当师傅角色的中国驻日使领，就本质而言，与“朝士视察团”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儒家经典是他们自幼的必读书目，科举高中是他们步入仕途的必由之路，儒家伦理是他们的道德标准，修齐平治是他们的政治理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他们身处的生产方式。可以说，中国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成员，都是儒家文化的产物[97]。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世界观念、价值标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中国驻日使领感受西方文明的冲击，比朝鲜“朝士视察团”早了几十年，对西方文明的渗透力多了一些感性上的认识和些微的理性判断。这就是师傅、学生的差别所在。但严格说来，师傅的学识并不渊博，师傅的见识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在剥去了光鲜的外表之后，师傅与学生其实已经站在了同一高度，处于相同的水平之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判上。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都对日本明治维新做出了部分肯定下的否定判断。肯定了日本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成就，称颂日本“海陆军技艺之专精，器械之利捷，足可谓兵强也”[98]，“陆军有炮兵之练，海军有舟舰之备，虽平居无事之时，常如临阵对敌，观其兼修兵农之政，孜孜勤勤，若此不已，未过几年，似有富强之渐”[99]；羡慕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城市规模宏大，经济繁荣，“江户即东京，沿海方四十里之地，原野衍广，无险阻之势，通衢大路，肩磨毂击，民物富庶，屋宇华丽，灯火连街，夜行如昼”[100]；赞扬日本广置学校，“举国人民初无有白丁之类”[101]，“戊辰以后专攻西学，全国内大小学校不啻万计，学徒不下数十万，而其所传习者，曰物理学、兵学、技艺学、光学、化学、各国语学、医学、测算学等，许多名目，不可枚举。就其中有女子师范学校者，上自公卿，下至平民，女子十岁便使入学”[102]。但是，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在“朝士视察团”肯定的背后透露出的却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根本性否定，质疑、责骂、谴责等否定字样的记载不绝如缕，充斥于他们写就的考察报告中。对于日本大举兴办新式企业一事，“朝士视察团”多持保留，甚至是反对意见，认为，“岁出者，一年中消费之金额也。是故见其多寡，以知政务之大小，国力之强弱，然不务其本，而汲汲乎维多之求，不致国之疲弊者几稀也”。[103]意即每年开支的多寡，固然是国力强弱、政务的大小的标尺，但如不真正发展国内实体经济，仅仅依赖税收名目的新设，最后只能使国家陷入经济困顿的境地。对于日本图书馆“圣贤经籍束在高阁”[104]、藏书“泰西之文十居八九”[105]，且与中华典籍混杂一事，“朝士视察团”表现出了惊人的愤怒，认为这是儒学的旁落[106]，是对儒家经典的亵渎，对儒家先圣的“甚不敬”[107]，“古圣设学岂或为杂种不经之书而始之也”[108]。对于日本城市街头公开叫卖天皇照片一事，“朝士视察团”斥之为是一种野蛮“无礼”的行为，“日主夫妇之像亦为印出许卖，街路市肆之间，种种挂露，君主画像之无难买卖，岂非亵慢之甚乎？虽曰海外之俗，其所无礼，推可知矣”。[109]对于日本“废藩置县”一事，“朝士视察团”表现出极度的不满，认为取消门阀特权，破坏了等级观念，导致了社会秩序的紊乱、伦理关系的失调，“戊辰以前则岛主、藩臣、华族、士族，各有世禄，戊辰以后，尽夺其世禄”[110]，为求生存，“华族、士族、平民皆汲汲于工商，非此则无资生”[111]；为求升迁，昔日的贵族们，只得与平民子弟同场竞争，“贵贱之别紊矣”；更有甚者，门第出身限制被打破，通婚成为常态，“无论华族、士族、平民、僧侣、本国人、外国人，许其互婚”，[112]“仕宦之门户，而许交婚于平民，上下之分蔑矣” [113]。改变生活习俗一事，更为“朝士视察团”所诟病。日本“风俗自戊辰以后，一变旧习。”[114]。从建筑风格、饮食习惯、服饰结构，到丧葬习俗，都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更有甚者，在天皇“断发”的感召下，日本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改变发饰的运动。“朝士视察团”对此极为反感，判定为矫枉过正之举，指斥“倭人持性，素来偏执，深信他国之法，初不折衷，故有此衣服之变更，甚至以西服仍为公服，实是彼国之大失”[115]。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演进历史揭示，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或水平的三大标尺。从中国驻日使领和朝鲜“朝士视察团”的交谈、记录中可以获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已经在上述三个方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在社会发展形态上不再是东亚国家惯有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而是脱出了东亚历史发展的怪圈，从一个“王朝国家”大踏步地向近代“民族国家”[116]迈进，基本实现了维新之初所提“脱亚入欧”的治国宏愿。遗憾的是，中国驻日使领、朝鲜“朝士视察团”作为一个身处近代、理念停留古代的群体，将日本明治维新摆放在传统社会的坐标系中指点、评判。虽也部分地肯定日本大力发展工商、交通运输业取得的斐然成绩，赞赏日本陆海军拥有雄厚的战斗力，但却依循农业文明的固有思维，妄言断定，明治维新“舍本逐末”，“富国强兵”万难如愿。通过在日本的考察，虽然也了解到世界万国，除君主专制国家之外，尚有“君民共主之国”、“民主共和之国”，并判定日本明治维新“大改宪法，渐以立君民同法之基”[117]，以三权分立为政体，却采取了述事式的描述，不加任何臧否。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中国驻日使领、朝鲜“朝士视察团”对日本社会习俗的改变却是口诛笔伐，俨然一副卫道士的模样。殊不知，他们在高声怒骂，横加指责的同时，已经成为历史演进的落伍者。社会习俗是一个民族所表现出的最稳定、最持久的外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种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传统，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归根结底是以社会习俗为主体的传统的进步与发展。传统作为沟通过去与现代的连接链，“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118]。当它一旦确立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已经获得了民族的认同，成为族群恒久的精神皈依。明治维新时期的精英们除身体力行外，还借用民众对天皇膜拜的心理，以天皇的名义，以法律的形式，强令社会移风易俗，推动传统的变革，迎抱新时代，立体式的，全方位地促进社会的整体转型，“盖刑政制律悉从西法，故俗尚亦随而移焉”[119]。 人是环境的产物，观念、意识是环境与宗教文化的合成品。中朝两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创造、传播了举世无双、超常稳定的东亚文明。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诸文明呈现多极并立、相互隔绝的状态，作为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中朝两国将现实中的有限存在进行了冥想中的无限放大，将地理上的位置，提升到政治上的高度，自视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发源地，将只具殊别性价值的儒家学说，当成了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绝对真理，并视之为衡量文明与野蛮，判定先进与落后的唯一标尺。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社会制度在西欧的确立，文明间的封闭性、分散性趋于瓦解。人类社会新一轮次的中心、边陲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在同西洋文明较量中铩羽而归的诸多文明已不再具有往日的辉煌，其曾经照耀、滋润过的地带已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蜕变为西洋文明的边陲。“所有现存的文明，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等的，在最近二百年中都已成为西欧文明的边缘”[120]。19世纪40年代以后，曾经为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儒家学说已经由中朝两国民族演进的动力，变成了前行的阻力。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朝两国统治集团视域狭窄；巨大的历史惯性，致使中朝两国匍匐在儒家学说的阴影下，亦步亦趋。 19世纪80年代中国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判，实质上就是一场东西文明优劣论的比较、甄别。其对日本全盘西化的批判、抨击，既合乎情理，又顺乎自然，毫无意外之感。难能可贵的是，中朝两国的士大夫们，身处日本这片西化热土，目睹了大和民族为追求富国强兵之梦而进行的伟大变革，对日本在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斐然成就表示了由衷的赞叹。“朝士视察团”作为朝鲜李氏王朝的官僚知识精英，承担着复兴朝鲜民族大业的历史使命，经过中国驻日使领的点拨、面授，更加上自身的观察、思考，深切领略了世界大势的巨变，感受到了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认识到了开国通商的必要性。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凸显出的则对治国安邦传统的质疑，和其儒家文明观的松动、摇摆。日本“岩仓俱视使团”修约失败的事实，使“朝士视察团”体会到了在一个崇尚霸道、不讲王道的时代，富国强兵对维护国家的主权是何等的重要。赵准永认为，“大抵近日各国惟以强弱相较，不可以仁义责之者也。设有好意，若视其弱反生恶意；设有恶意，若视其强，必当修好。到今事势先务其自修自强而已矣。”[121]闵种默、李宪永更是用简短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真谛。闵种默说：“通商在强弱之如何，此二字包括万象。而自主之权亦系于此矣。”[122]李宪永则说：“国富兵强，然后不受外国之侮也。”[123]鱼允中则对儒家文明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反思。 鱼允中是“朝士视察团”成员中最富有见地的人[124]。他从宗教与民族性格的方面，剖析了朝日两国贫弱富强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朝鲜面临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他认为，儒教虽好，但它宣讲的安贫思想却导致了儒学的式微。他说：“古人每以安贫为贤，真不是也。使人安贫而不务养民之具，何以保其口体？此儒学之所以不振也。”[125]可悲而无奈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淫，朝鲜养成了一种崇尚儒道，重文轻武的民族特性。反观日本则大相径庭。鱼允中认为，“我邦素尚儒道，以沉潜柔懦为贤，无一人勇敢作气者，是可先变风俗，使之痛革前俗而后可耳。日本之能有作为者，以其人素尚武事，人之习于勇果，故也。可以为鉴。”[126]朝鲜“尚文则国势不振”，日本尚武则国运昌盛。古时日本“士大夫以上旧皆佩刀，长短各一，出门横插腰间，登席则执于手，就坐置其旁。好死轻生，一语睚眦，辄拔刀杀人，亦时时自杀。今禁带刀，而刺客、侠士犹多纵横”。[127]明治维新后，日本更是将尚武之风发扬广大，“非特学校养武，工场、官人、商民皆定为头领，为规则，于每日几时习武事。至于山野农民亦皆为法，以养勇卫国为义务，则常有数百万之军也，他国焉敢侮哉？”[128]为此，他提出了两项强军建议。其一，“宜于学校设武学一科，每日分几刻学骑射、炮击之技。自小学而习之，人才不流于颓惰矣。此圣人之遗法也。射御不为六艺之事乎？今之人可深究行之。”[129]其二，学习英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海军振张论》中，他指出：“我国振张海军之要无异英国，而欲使海军隆盛，不可不减少陆军也。不然，当一朝有事之时，何以得与外国颉颃哉？况今环球之事未结其局者乎？”[130] 最为难得的是，鱼允中提出了“邻国之强，非我之福”的思想，表现出了深深的忧患意识，预判到了朝中两国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东方的近邻——日本。1881年12月19日，鱼允中在上海拜见即将接出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谈及游览日本之感想时说：“邻国之强非我之福，从可力求富强乃已。”[131]在比较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鱼允中得出了中日争战，中败日胜的结论。他认为，“日本人不计事之利钝，断然行之，故虽有所失，能立国体。清人狃于旧习，荏苒度日。以此观之，天下犹以不顾利害而行之者为得计。”[132]“宗主国”中国尚且如此，“藩属国”朝鲜的命运可想而知。1882年2月2日，当国王李熙问及日本是否对朝鲜“有他意”时，鱼允中说：“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也。”[133]可悲可叹的是，鱼允中的警世醒言和凝聚着“朝士视察团”无数心血而成的考察报告，全被束之高阁，变成了历史的陈封。朝鲜李氏王朝依旧在半睡半醒之中蹉跎岁月。近邻日本则沿着既定的国策，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鱼允中对东亚历史进程的预判变成了现实。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颠覆了数千年的东亚格局。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雄霸远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中朝两国从此变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五、结语 中国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在日本的相遇，本身就是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二者之间的交谈反映了东亚儒教国家在基督教文明冲击下的回应与反思。中国是儒家文化的诞生地，朝鲜是儒家文化的滋养国。由儒家文化所构建的世界观（“天下观”）、治国理念、道德伦理等数千年间被中朝两国奉为圭臬，物化为国家对外、对内政策的运行机制，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俨然成为中朝两国的宗教。朝鲜作为藩属国家的典范，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淫。尤其是明清鼎革之后，朝鲜李氏王朝始终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异化，朝鲜才是儒家文化的唯一、合法继承者。此后，高举“小中华”旗帜，匡复儒家文明成为了朝鲜李氏王朝的使命所在。当历史的年轮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时，儒家文明的缔造者——中国早就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出了中世纪，被迫融入国际社会40年之久，举办了旨在“改弦易辙”的洋务运动。而此时的朝鲜则蛰居半岛一隅，独享“隐士之国”的称谓，秉承儒家文明的教化，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训，在自我欣赏、自我满足中，维持着国家的运转。但令中国更令朝鲜统治者纠结与无奈的却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4]日本影响的现实存在和西方列强的竞相染指，促成了“朝士视察团”走出国门，开始睁眼看世界。相同的文化，特殊的关系，近似的境遇，最终让中国驻日使领与“朝士视察团”走到了一起。近代国际知识的缺憾，初出国门的困窘，使“朝士视察团”在面对一个纷繁世界的同时，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拜访中国驻日使领，求教于中国驻日使领，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可悲的是，中朝士大夫们认识不到明治维新所带有的深层次意义，看不到变革背后所蕴含的革命性价值，以旧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对包括改变社会习俗在内的日本明治维新百般挑剔，妄加评论，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已经在事实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视传统的政体、国体为至臻至善，立天地之间，亘古不变；视儒家文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相比，差距只是形而下的问题，中朝两国依旧站在道统的制高点上。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指斥西方国家之学为“邪苏[耶稣]之教”，其事为“功利之贪”，断定西方国家将“奇技淫巧为第一务”[135]，决非君子之邦、圣人治国。据此也就不难判断中朝两国近代改革的底色与成色了，对严复以“非驴非马”类比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改革运动的寓意，自然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日本作为后发外源型国家在近代史上异军突起的答案也就不难寻找了。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的话语，当是对中国洋务运动和此后朝鲜改革运动结局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中朝两国民族命运的准确预测。1880年4月11日，同文馆翻译了一篇英文报纸《新报》的刊发文章。该报在去年10月19日“向美国前总统葛问兰德问及中国及日本兵势孰强。总统答曰：中国迨不及日本远甚。因中国虽有洋操，而其器械均系英美旧制，所用火器现为美国及欧洲各国所素而不用者，且其兵丁平日习尚禧游，不以临阵为念。至日本兵丁，则余尝见其操演，步伐整齐，从来所罕见。其士之精良，训练之纯熟，以及所用军械悉系新制，足与欧洲各国相颉颃。苟以日本一万劲旅，可以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而为中国所不能抵御者也。”[136] 〔作者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聊城，252059，zliheng@lcu.edu.cn 〕 注释 ﹡本文系2013年山东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从闭关到开放：朝士视察团研究”（项目编号：13BLSJ02）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海外学者资助项目”的资助，特表谢意！ [①] 何如璋一行于1877年12月24日到达东京。因无合适办公场所，暂在横滨办公。1878年1月23日，迁至东京芝山月界僧院，是为中国驻日使馆。“十二月廿一日，移寓东京芝山月界僧院。院外万松盘郁，风起涛生，与山寺疏钟相答，都市中殊得山林之趣。”——吴振清等编校：《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②]朴定阳：《从宦日记》，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版，第3篇，第13卷，第274页。 [③]李宪永：《日槎集略》，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3篇，第13卷，记载有22次；朴定阳：《从宦日记》，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3篇，第13卷，记载有14次。 [④]严世永：《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324—325页。 [⑤]李宪永：《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518页。 [⑥] 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权赫秀的《韩国人眼中的近代上海——以1881年韩国使臣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是目前中国史学界最早涉及此事件的篇论文，也仅仅是简单提及。张礼恒的《甲午战争前朝鲜人眼中的日本陆军——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朝鲜人眼中的日本近代城市——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东岳论丛》，2014年第11期）、《朝鲜“朝士视察团”赴日人员研究》（《东岳论丛》2016年第2期），对特定领域进行了探讨，总体上则缺乏深入研究。 日本史学界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以山口正之、田保桥洁为代表的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就多次谈及“朝士视察团”，但都将其作为一般历史事件进行描述，没有进行系统性研究。清泉女子大学的狐塚裕子教授的研究代表了目前日本学界在此问题上的最高水准，其论文《1881年朝鲜视察团（绅士游览团）的日本派遣——从日本方面看到的派遣背景》（《清泉女子大学纪要》第51号03年12月），《1881年朝鲜视察团（绅士游览团）的来日（一）（二）——以外务省的应对为中心》（《清泉女子大学纪要》第56号08年12月），以较为丰富的日文史料，探讨了“朝士视察团”从艰难派出到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考察活动，从日本新闻报道资料上弥补了韩国学者研究的不足，并辨析了日韩两国学术界对“朝士视察团”评价认识上的区别。但其研究也存在缺憾，如对“朝士视察团”人员的组成人数有误，过多地考虑了日本方面的因素，对朝鲜社会内部的变动因素关注不够，对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未能展现“朝士视察团”派出前后复杂动荡的东亚历史的原貌。 韩国史学界在该问题上的研究要深入的多。许东贤教授代表了目前韩国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最高研究水准，其代表性的成果是：《近代韩日关系史研究——“朝士视察团”的日本观与国家构想》（首尔：国学资料院，2000年10月版），《关于一八八一年朝鲜朝士日本视察团研究——以《闻见事件类》和《随闻录》为中心》（《神奈川法学第37卷第1号2004年》）。他将“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的活动放置于韩国近代国家构建的视野下进行了审视、解读，判定“朝士视察团”考察日本，成为韩国近代化的开端。其研究的不足之处，具体有二：一是没有将该事件放置在东亚儒教社会的整体转型中；二是没有使用当时日本报纸杂志的材料。 [⑦]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73页。 [⑧]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⑨]藤竹晓编：《李朝实录》第54册《高宗实录》第17卷，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99年版，第24页。 [⑩]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445页。 [11]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74页。 [12]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79页。 [13]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74页。 [14]严世永：《日本闻见事件草》，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349页。 [15]姜文馨：《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51页。 [16]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3页。 [17]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3页。 [18]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23页。 [19]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215页。 [20]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3页。 [21]鱼允中：《从政年表》，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3篇，第13卷，第118页。 [22]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4页。 [23]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4页。 [24]严世永：《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64—365页。 [25] 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18页。 [26]《出使大臣何如璋等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07页。 [27]《出使大臣何如璋等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六月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08页。 [28]《出使大臣何如璋等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七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09页。 [29] 李宪永：《随录》，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3篇，第14卷，第137页。 [30]李宪永：《随录》，第136—137页。 [31]李宪永：《日槎集略》，第60页。 [32]韩国历史学会编：《韩国史料选集》（V）（最近世篇），汉城，一潮阁1973年版，第111页。 [33]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2页。 [34]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5页。 [35]严世永：《日本闻见事件草》，第455—456页。 [36]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01页。 [37]李宪永：《日槎集略》，第10页。 [38]具体可参见（韩）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汉城，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2年版，第1卷（日案1），第56页。 [39]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8页。 [40]宋宪斌：《东京日记》，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3篇，第14卷，第382页。 [41]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1—162页。 [42]严世永：《闻见事件》，第344页。 [43]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575页。 [44]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05页。 [45]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59页。 [46]李宪永：《日槎集略》，第11页。 [47]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05页。 [48]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74页。 [49]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13页。 [50]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1页。 [51]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10—611页。 [52]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81页。 [53]李宪永：《日槎集略》，第60—61页。 [54]李宪永：《日槎集略》，第49—50页。 [55]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2页。 [56]李宪永：《日本闻见事件草三》，第562页。 [57]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3—55页。 [58]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24页。 [59]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40页。 [60]姜文馨：《闻见事件》，第79页。 [61]姜文馨：《闻见事件》，第62页。 [62]严世永：《闻见事件》，第326页。 [63]严世永：《闻见事件》，第344页。 [64]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0页。 [65]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75—177页。 [66]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09页。 [67]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第231页。 [68]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10页。 [69]李宪永：《日槎集略》，第10页。 [70]朴定阳：《从宦日记》第283页载：赵秉稷承担“日国海关事务”； 闵种默承担“日国海关事务”。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23页载：“海关事务及外他闻见”。 [71] 《朝鲜金宏集与何如璋笔谈》（清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72]《奏与朝鲜賫奏官卞元圭笔谈问答节略》（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0—431页。 [73]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81页。 [74]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28页。 [75] “税关全图，欲为写出，而问于关长，则关长招致画工，定价二十圆。”——李宪永：《日槎集略》，第26页。 [76]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2页。 [77]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0页。 [78]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5页。 [79]李宪永：《日槎集略》，第45—46页。 [80]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9页。 [81]《出使大臣黎庶昌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4页。 [82]鱼允中：《随闻录》，第29—31页。 [83]鱼允中：《随闻录》，第56页。 [84]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68页。 [85]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02页。 [86]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90页。 [87]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92页。 [88]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84—187页。 [89]鱼允中：《随闻录》，第3—4页。 [90]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93页。 [91]《出使大臣黎庶昌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6页。 [92]李宪永：《随录》，第115页。 [93]《出使大臣黎庶昌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4—547页。 [94]鱼允中：《随闻录》，第16页。 [95]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第593页。 [96]鱼允中：《随闻录》，第28—29页。 [97]何如璋，1861年，乡试举人；186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75年，升翰林院侍讲；1876年，赏加二品顶戴，奉命出使日本。“公度名遵宪，嘉应州拔贡生，京兆举人。”——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驻神户领事廖锡恩，“枢仙名锡恩，广东虑州（惠州）人，选拔贡生，工诗文。”——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82页。驻长崎领事余隽，字元眉。“元眉名鎸新，宁人，辛酉举人，前官内阁中书。”——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81页。驻横滨领事“范君名锡朋，大埔县廪生。”——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196页。 [98]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04页。 [99]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1页。 [100]赵准永：《闻见事件》，第597页。 [101]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44页。 [102]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8页。 [103]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14页。 [104]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06页。 [105]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25页。 [106] “日人旧重文学，中华书籍之流入者不可胜计，往往多博识宏议之士，儒风大振。挽近以来，仕进之道，取以杂艺，士子工业，不专于经史，文学之习渐不如前。”——赵准永：《闻见事件》，第608页。 [107]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别单草》，第233页。 [108]严世永：《日本闻见事件草》，第377页。 [109]朴定阳：《日本国闻见事件》，第204页。 [110]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201页。 [111]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47页。 [112]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7页。 [113]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10页。 [114]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4页。 [115]李宪永：《日槎集略》，第11页。 [116]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17]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01页。 [118] E·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19]朴定阳：《日本国闻见条件》，第194页。 [120]菲利普·巴格比著，夏克等译：《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121]李宪永：《日槎集略》，第9页。 [122] 闵种默：《闻见事件》，第110页。 [123]李宪永：《日槎集略》，第54页。 [124] 1882年1月17日。李鸿章与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对话。李鸿章问：“鱼允中论外交事明白，颇有声望否？” 金允植对：“有志气，有识见人，外交情形素能谙究，居官到处有声。”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212页。 [125]鱼允中：《随闻录》，第56页。 [126]鱼允中：《随闻录》，第25页。 [127]姜晋馨：《日东录》，第333页。 [128]鱼允中：《随闻录》，第48页。 [129]鱼允中：《随闻录》，第48页。 [130]鱼允中：《随闻录》，第32—33页。 [131]《出使大臣黎庶昌致函总署》（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4页。 [132]鱼允中：《随闻录》，第7页。 [133]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从政年表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 [134]《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5页。 [135] （韩）李宪永：《闻见事件》，第512页。 [136]《同文馆译洋文新报》（清光绪六年三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1页 (责任编辑：admin) |